钱大钧与黄埔军校
2018-01-10 16:39:33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 作者：陈予欢  点击：  复制链接

　　国民革命军上将钱大钧，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武装起义活动，致力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其军事生涯发迹于黄埔军校，曾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教官、代理总教官、教育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在黄埔军校创建时期有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戎马从政纵横捭阖民国军政界二十余年，在“黄埔嫡系”高级将领中，系蒋介石最亲信干将之一和高层军事幕僚，被称为蒋之黄埔嫡系“八大金刚”之一。

　　一、早年投身革命党：数度参加武装起义

　　钱大钧(1893-1982)别字慕尹，原籍江苏吴县人。1893年7月26日(一说6月14日)生于昆山县正仪乡一个农户家庭。钱大钧自幼受私塾启蒙，六岁起由长兄诵尧教读，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入苏州英华学校就读，后转入新创初等小学堂学习，1906年考入长洲高等小学堂，其间因父逝无经济来源辍学。1909年仍得长洲小学堂保送投考江苏陆军小学堂，录取入第四期续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陆军小学堂停顿，钱大钧遂赴上海加入学生军，参加反清军事活动，入钮永建创办的淞江军政分府淞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弁目队班长。后陆军小学堂复校，返回完成学业，1913年春陆军小学毕业后，任淞军别动队排长等职。“二次革命”发生时，随学生军敢死队攻打上海龙华和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遭追捕，辗转乡间隐匿。后应钮永建资助，钱大钧于1914年初潜往日本东京，入“浩然学社”听讲。其间经钮永建介绍晋见孙中山，并入大森浩然学社军政训练，亲聆孙中山教诲，与当时在东京的蒋介石一同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其与蒋介石系当时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青年军事人才。1914年12月回国，考入武昌陆军第三预备学校，在校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袁(世凯)军事活动，因被追捕而辍学。潜回上海后，先任《时事新报》日文翻译，后往淞江协助钮永建组织新军。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后，返回武昌陆军预备学校续学，同年12月毕业，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入伍生炮兵队学习。1916年11月获得钮永建(日本士官第一期生)保送日本留学，其间得岳父欧阳耀如(江西吉安人，同盟会员，曾任江西省参议会议员)资助，先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完成预备学业，继入日本陆军联队炮兵大队实习，1917年6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学习，1919年6月毕业。钱大钧回国后，与欧阳藻丽结婚，生育子女五个。后分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兼任第八期炮兵第四队分队长，期间因爆发直皖战争，学校陷于停顿。1920年10月保定军校复校，任复校筹备员，后任第九期炮兵科炮兵队队长等职。

　　二、崛起黄埔军校：棉湖大捷一战成名

　　1921年春孙中山在广东成立革命政府，钱大钧决然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南下广州加入粤军，任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司令部参谋，在任两年，先后参加粤军发起的西江战役、赣州战役、讨伐旧桂系沈鸿英战役。后任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司令部(参谋主任蒋介石)参谋，先后参加了许崇智部粤军对陈炯明部粤军的多次战役战斗，其间许多作战计划与命令皆出自其手。1924年3月，钱大钧参与广州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工作;1924年3月21日任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1924年5月12日任黄埔军校第一期中校兵器教官;1924年11月2日，由于何应钦调任教导第一团团长，钱大钧于11月20日继任黄埔军校代理总教官。1924年12月9日始设并任黄埔军校参谋处处长;1925年1月29日任黄埔军校校本部参谋长。1925年2月随部参加第一次东征，王柏龄指挥淡水战役失利后，2月16日遂由其代理教导第二团团长，取得淡水之役胜利。1925年3月，广州革命政府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廖仲凯为党代表，组织第一批东征军挺进粤东。由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东征军的右路军于12日进驻在广东省揭阳(揭西)县与普宁县交界的棉湖地区。3月13日陈炯明部的林虎部队已先到棉湖西面和顺一带，占据有利地形，且兵力强于东征军十倍以上。其时，东征军以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正面攻打大功山的林虎部;第二团(团长钱大钧)由梅塘攻打里湖刘志陆部;粤军第七旅由塔头绕攻和顺右侧，形成先扫除外围小股敌人，后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初战时，由于对地形不熟，再加上通讯不灵，行动迟缓，黄埔军校校军在此役中伤亡达1/2强。但最终，钱大钧所率教导第二团，协同教导第一团以3000多兵力击溃陈炯明20000人的精锐部队，堪称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后人评述钱大钧于棉湖之役关键时刻，率部及时增援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合力击败陈炯明部林虎军，取得黄埔军校校军初创时期关键胜仗，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黄埔军校校军具有重大历史作用和意义。

　　1925年4月底，钱大钧返回军校，参与组建教导第三团，并任教导第三团团长。1925年4月成立党军第一旅(旅长何应钦)，钱任第三团团长，率部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叛乱的战事。1925年9月13日钱大钧任黄埔军校筹备校史编纂会审查员。其间再任军校参谋长，并任教育长，负责黄埔军校之教育与训练，还兼任教导第三团团长。1925年10月钱率所部教导第三团参加第二次东征，攻占博罗、海丰、陆丰等地，协同各部平定东江。1925年12月20日钱大钧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副师长，兼任司令部参谋长。在何应钦接任第一军军长后，钱大钧于1926年1月1日继任第一师师长，1926年2月1日改任第二师师长，1926年3月调任第一军第二十师师长。此后钱在国民革命军中迅速崛起，成为“黄埔嫡系”高级将领中，蒋介石最亲信干将和高层军事幕僚——“八大金刚”之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钱大钧留守后方任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和广州戒严司令等职。1927年5月18日兼任暂编第一师师长，同年夏策划广州“清党”行动。他还任广东政务委员会清乡督办和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并兼任新编第一师师长。8月下旬，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时，他率部堵击和围攻。9月26日所部扩编为第三十二军，他继任军长，还特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30日，钱大钧任江苏省政府委员，4月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等职。同年7月20日国民革命军开始编遣，他任缩编后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陆军第三师师长，统辖步兵第七旅(旅长蔡忠笏)、第八旅(旅长蔡熙盛)、第九旅(旅长赵锦雯)。同年9月10日兼任江南“剿匪”司令部司令，在上海创办治安人员训练所和秘密警察学校。同年11月连任江苏省政府委员。1929年1月他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挂陆军上将衔)，同时免第三师师长职。1929年3月兼任国民编遣委员会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何应钦)委员。其间接收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同年4月任武汉分校教育长，该校学生列为黄埔军校第七期，他还主持招收第八期学生。1930年3月免江苏省政府委员职，其间编练第八期毕业学生，组建后任中央教导第三师师长。同年5月所部参加中原大战。战后教导第三师改编为陆军第十四师，他仍任师长，兼任汉口要塞司令等职。1931年1月1日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宝鼎勋章。同年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16日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1932年1月10日武汉分校学员与汉口要塞司令部部队整编为陆军第八十九师，任师长，统辖步兵第二六五旅(旅长张雪中)、第二六七旅(旅长袁守谦)等部。1932年3月1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奉命裁撤结束，教职官佐及部分学员并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第二总队。

　　三、纵横捭阖军界：运筹帷幄侍从室

　　1932年7月，钱大钧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预备队指挥官，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率部参加对鄂豫皖边区红军和根据地的“围剿”作战。1933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兼任陆军保定编练处主任。同年8月4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参与长城抗战其间高层军事与外交斡旋。1934年1月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张学良)部参谋长，后任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参谋长等职。

　　1935年4月4日钱大钧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部)颁令叙任陆军中将。同年10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侍卫长，随侍蒋并协助处理军机要事。在其筹谋下，侍从室逐渐成为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和指挥作战的统御全国军事之中枢机构，当时被称誉蒋介石“总司令部之司令部”，实际是蒋介石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核心部门。同年11月他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月获颁国民政府颁发的二等云麾勋章，7月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之纪念勋章。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时，钱大钧主持谋划余汉谋脱离陈济棠并归附南京国民政府，事后兼任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主任陈诚)参谋长等职。同年9月26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部)颁令叙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1月获颁二等宝鼎勋章。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中，钱大钧指挥卫队抵抗时，背部负枪伤，1937年2月伤愈后，续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侍卫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接宋美龄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秘书长，指挥空军对日作战，在职期间通过外交等多种途径，先后得到苏联和美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和航空军械援助。1938年4月29日参与指挥著名的武汉空中保卫战，5月中旬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投放宣传弹，该次远航空投行动，极大激励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信心，并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1938年11月中旬受蒋介石之命参与处理“长沙大火案”。

　　1939年1月钱大钧因故被撤职，后在成都铜梁县虎峰镇西温泉村，出资创办西泉中学，自任校长，亲自制定校训和校歌。1940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统制局(局长何应钦兼)参谋长、秘书长，负责中缅国际通道军需物资运输事宜。1942年6月10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政务次长，兼任军政部点检委员会主任及军政部特别党部特派员等职。1943年10月1日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云麾勋章。1944年10月陈诚继任军政部部长，蒋介石认为陈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就读时，钱大钧已任该校分队长，不能以钱居陈之下。遂于1944年12月再任其为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侍卫长及第一处主任，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45年5月20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大钧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在任期间，主持向英国驻华大使交涉，收回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公园);禁止赛马和赌博等活动;责令工务局扩建南京中路，以利于闹市交通;修筑吴淞口海堤等。1945年10月获颁胜利勋章，1946年5月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秋，钱返乡省亲，被推选为吴县参议会议员、议长。1947年4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后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1948年10月任国民政府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2月任重庆绥靖主任(张群)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公署副长官等职。后赴香港，1950年3月赴台湾，续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四、晚年另辟人生战场：致力体育和民用航空

　　钱大钧少年时即喜爱足球运动，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就读时，曾任足球队队长兼前锋，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任教育长时，亦极力倡导足球运动。1953年春他被聘任台湾省体育总会足球协会主任委员，1954年5月任中华台北足球队领队，率足球队赴马尼拉参加第二届亚洲运动会，获得冠军殊荣。1954年11月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55年奉命处理“孙立人事件”，组织“军事法庭”并任庭长。其后致力于推动台湾体育球类运动，兼任台湾“中华全国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国军体育促进会顾问。1956年1月任第一届亚洲杯足球锦标赛台湾代表队领队，1957年任私立复兴剧社(另载戏剧学校)董事长，台湾体育协进会第一届常务监事，智利第三届世界杯篮球赛台湾代表队领队等。他多次率队参加国际比赛，并获得较好成绩，培养了一批体育运动骨干和尖子，其中包括曾任台湾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徐亨和多次世界田径赛纪录保持者、著名运动员纪政等。

　　1960年2月钱大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台湾“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委员会主任委员，远东旅行社董事长等职。1961年5月任台湾“中华全国”足球委员会顾问。1963年6月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名誉董事长，主持向美国采购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5架，开创了海峡两岸民用航空史上使用喷气客机先例。1968年1月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1968年2月率田径队赴墨西哥参加第十九届世界运动会，并任国际田径会议代表。1970年4月率田径队赴泰国，参加第六届亚洲运动会。1972年5月率田径队赴菲律宾，参加国际田径对抗赛。1973年3月任台湾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

　　钱大钧酷爱书法，擅长钟鼎篆体，苍劲挺秀，颇有名气，当时台北最大的“圆山饭店”题词出自其书。1975年2月其八十二岁以篆体钟鼎文书写“金刚经”全文，赠送台湾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他毕生无不良嗜好，注重仪表，言谈审慎，为蒋所推崇。赴台后生活节俭清苦，台北市公家分配的一层小木屋，入住三十多年未变。晚年思乡情结日增，对大陆亲人尤为惦念，常托亲友代回家乡看望，也常为不能返回故乡萦念于怀。1982年7月21日因患肝癌在台北市三军总医院逝世。著有《钱慕尹上将七十自述》、《钱大钧上将八十自传》、《东江平定》等。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1-08-06 1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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