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中国“曼哈顿工程”的策划者
2018-11-02 09:13:14 来源：简书 点击： 复制链接
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的日子里，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被国人遗忘的人，也许不是被遗忘，而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他，他的名字叫俞大维。抗日战争时期是他传奇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从1933年至1945年，俞大维都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兼兵器教官，时间长达12年之久，负责中国军队的兵器采购、制造和供应，为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历史不应忘记他，国家不应该忘记他，和平年代的民众也不应该忘记他。
俞大维(1897—1993)是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但到了俞大维这一辈，却与绍兴没有什么联系了，因为其祖父俞文葆已经到湖南为官很多年了，俞大维和他的父亲俞明颐都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俞家也成为湖南的望族。俞文葆育有三子一女，即长子俞明震，次子俞明观，三子俞明颐，一女为俞明诗。
俞明震生有一子五女。而他的独生儿子俞大纯则育有四子二女，成年后的子女大都是学者出身，只有其三子俞启威是职业革命者，曾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后与范文澜的妹妹范瑾结为夫妻，而其次子正是担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而长女俞珊曾嫁给了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
俞明观生有二子二女，这一支好像没有太出名的人物，历史资料也甚少。
俞明颐娶了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为妻，夫妻俩一生共养育了14个子女，除了4个很早就夭折之外，其他10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学有所成。俞大维就是这一支家中的长子，他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为妻。
俞大维的四妹俞大絪(教授)嫁给了曾绍抡(曾国藩之胞弟曾国潢之曾孙，化学家)，最小的妹妹俞大綵(教授)则嫁给了傅斯年(国学大师)。
俞明诗嫁给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为妻，夫妻育有三子一女，即长子陈衡恪(画家)，次子陈隆恪(诗人)，三子陈寅恪(国学大师)，女儿陈新午。
从上述复杂的人物关系之中，我们可以理顺一下所涉及著名人物之关系，俞大维的姑姑俞明诗嫁给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俞大维与陈寅恪是表兄弟关系，而俞大维又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因此俞大维与自己的妻子也是姑表兄妹关系，因此俞陈两家可谓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曾昭抡是曾国藩之弟曾国潢之曾孙，他娶了俞大维的四妹俞大絪，曾昭抡是俞大维的妹夫，而傅斯年则娶了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綵，因此傅斯年也是俞大维的小妹夫，傅斯年与俞大綵的姻缘，就是由其好友俞大维牵线的。
俞大维从小受母亲曾广珊和舅舅曾广钧的影响，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长房长孙女，“淹贯文史，博闻强记”，经、史、子、集及诗词，无所不通，而舅舅曾广钧则是翰林出身，学问更是了得。俞大维的外公曾纪鸿在数学上很有成就，有几本数学著作传世，只可惜的是，曾纪鸿英年早逝。俞大维的外婆郭筠是晚清诗人，由于丈夫早逝，她将一生的心血都放在子孙的教育和培养上，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俞大维，自然是获益匪浅，俞大维深厚的国学基础，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内“浸润”而完成的，曾国藩家族的家庭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力是相当深远的，俞氏家族与曾氏家族联姻后，也承袭了曾文公的“庭训家学”，《曾国藩家书》就曾摆满了中国许多新华书店的柜台，成为一本永久的畅销书。
俞氏家族是可以震撼到所有人的眼球，因为俞氏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家族，历经一百多年而不衰竭，英豪俊杰辈出不穷，无论在政界和军界，还是学界和商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内，俞氏家族都有家族成员参与或涉足，而且是人才辈出，知名人物层出不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而且直至今天，依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913年，俞大维进入上海复旦中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15年进入复旦大学预科，1916年又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但他只在这里读了半年，就因病休学，病愈之后，俞大维又考入了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哲学，1918年毕业后，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仅用三年时间，就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哈佛大学的历史上也还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俞大维的聪慧、刻苦和努力。
1921年，俞大维与表哥陈寅恪一起远赴素有“哲学故乡”美誉的德国，进入柏林大学游学，他在德国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哲学、数学、数理逻辑、历史、法理、音乐和弹道学等学科都有涉猎，曾系统地聆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的兴趣爱好由文史逐渐转向理工科，据说还与结识傅斯年有关，俞大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这句话的真伪无法考证，但傅斯年的文史功底深厚却是事实，而俞大维治学兴趣转移也是事实。
俞大维在德国广泛涉猎理科，尤其是对军事装备和弹道学的研究收获颇丰，这为他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德国留学期间，俞大维与一名爱慕他的德国女钢琴教师生下一子，即俞扬和，由于女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二人未能结为连理，俞扬和也就成了私生子，在表哥陈寅恪的斡旋和帮助下，俞大维将儿子俞扬和托付给自己的姑妈俞明诗和表妹陈新午抚养，日久渐生感情，导致陈新午最终也嫁给了自己的表哥俞大维，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陈新午对丈夫的混血儿子俞扬和视如己出，由于俞大维与陈新午是嫡亲姑表，属于近亲结婚，所生子女都有一些智障。
俞扬和后来长期定居于美国，五十年代末，蒋经国21岁的独生女儿蒋孝章去美国留学，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委托担任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让其儿子俞扬和照顾一下初到美国留学的蒋孝章，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年龄相差14岁的人竟暗生情愫，俞扬和是中德混血，而蒋孝章则是中俄混血，也许是相似的人生经历，也可能是二人相近的家庭背景，他们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可把蒋经国气得够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俞大维与蒋经国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最后竟演变成了亲家关系，真是世事难料，人生真如戏剧一般。
1929年6月，俞大维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祖国，而他回国的直接原因，与当时刚刚接替张群出任兵工署长的陈仪有关，陈仪率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考察德国军事和军事工业时，由俞大维陪同考察并担当翻译工作，正是由于俞大维出色的军事素质和专业表现，给陈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力邀其回国任职，当时傅斯年已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俞大维预留了研究员的位置，但俞大维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半生书生，半生戎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为了更好地统筹全国武器装备建设，重整军事工业，改良兵工制造，生产制式武器，于1928年11月11日在南京成立了兵工署，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俞大维是兵工署的第四任署长，而且他在位时间最长，可见他所在的这个岗位，还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能够替代他。1933年1月17日，俞大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少将署长，直至1946年内战爆发时，他才改任交通部部长。
俞大维在兵工署的任期，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就对中国虎视眈眈，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步伐，而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积极备战，以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和铁蹄，就是在这样严峻和紧迫的形势之下，中国的军事国防工业摆在了突出的位置，由于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之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生产能力，所需军事装备几乎全仰赖进口，因此国内所存的军事装备有“万国牌”之称。
俞大维就任兵工署署长之后，积极寻觅和重用留德人员，依托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的一部分师生，到德国重金采购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和特殊钢材，同时对一些制式武器进行研发、定型和生产。我们所熟知的中正式步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中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并大量生产的。
中正式步枪是模仿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进行生产的，使用7.92毫米尖头型毛瑟步枪弹，是中国近现代第一种制式步枪，于1935年开始批量生产并装备中国军队，成为中国陆军部队使用的标准制式步枪，而俗称“汉阳造”的老式步枪，也逐渐被中正式步枪所取代，中正式步枪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也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中正式步枪性能优越，坚固耐用，尤其适合中国人体工学，是依据中国国情制造的步兵制式武器，采用7.92*57毫米尖头弹头，射击精度高，有效射程500米—600米，杀伤力极大，弹头打到人体躯干部位，即使不能当场毙命，也能使人身负重伤，彻底丧失战斗力。而当时日军步兵所装备的是“三八式”和“九九式”步枪，前者使用6.5*50毫米枪弹，后者使用7.7*54毫米枪弹，这两种步枪性能差不多，“九九式”步枪于1939年才开始装备日军部队使用，日式这两种步枪射击精度高，但打到人体之后，容易造成贯通伤，对身体的伤害相比中正式步枪要轻一些，如果对中日双方主战步枪进行比较客观的对比，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实战效果不相上下，只是当时国内有些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质量上得不到保证，在中日两军实战中，效果差强人意。
中国是使用捷克ZB26式轻机枪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抗日战争期间普遍装备军队使用，这款轻机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中国军阀的关注和喜爱，从早期的大量采购到后期的大量仿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国民政府兵工署选择将ZB26作为中国军队统一制式轻机枪，就是看中它可靠的性能，该枪的结构简单，拆装方便，故障率低，使用7.92毫米枪弹，与中正式步枪子弹一致，二者可互通使用，这样大大简化了生产工序，也方便了军需后勤供给。而日本陆军装备的是俗称“歪把子”的轻机枪，这两款轻机枪性能对比，捷克式轻机枪的性能要比“歪把子”轻机枪的性能，要优越许多，可以说捷克ZB26式轻机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代名枪。
不可否认的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因此才有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惨痛的代价，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由俞大维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在全国范围内广揽军工人才，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担当起整个国家的军工生产和军需供给，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历史性贡献，对俞大维这位素有中国“军工之父”美誉的历史人物，国家也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日本投降不久，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俞大维私交甚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曾私下向俞大维透露和建议，中国政府应派员到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俞大维为此向国民政府呈递了秘密专题报告，这份秘密专题报告，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曼哈顿工程”计划。
1945年11月，时任军政部部长兼后勤部总司令陈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约见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等人，商讨原子弹制造问题，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刻在国内外选拔合适人选，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由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主持策划这项工作，并带领王瑞駪、唐熬庆、孙本旺、李政道、朱光亚等人于1946年先后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
俞大维这一富有远见之举，为新中国在“两弹一星”的设计和制造上，储备了一定数量的骨干技术人才，也使得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终于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俞大维随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国防部长，而且任期长达十年之久，俞大维以一介书生出任军人职务，依旧是干得风生水起，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其能力，这完全得益于其本人的政治智慧、学富五车的学问和家学渊源的背景，俞大维一生牢记先人古训：“恪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参考资料：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23-01-10 16: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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