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南京突围释疑
2019-01-23 16:24:28  来源：新浪看点，作者：王戡  点击：  复制链接

　　从一二八上海抗战，到八一三淞沪会战，孙元良作为出色的青年将领、八百壮士们的师长，名声越来越响。在泛道德化的中国，一个杰出的青年将领，在群众与社会舆论的期待中，也必然是一位道德上的楷模、一位视死如归的猛士。所以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失踪后，他英勇拼杀战死疆场的传闻开始四处蔓延。

　　当1938年3月，孙元良重新在武汉现身时，牺牲的传言固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孙氏如何从南京脱身，却成了另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历史人物口中，孙元良在南京失守后的行踪，也产生了种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使一件简单的事情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上孙氏本人的含糊其词，使这件事情，成为孙元良人生中的罗生门。

　　关于孙元良在南京失守——准确的说，应该是1937年12月12日5时那个20分钟的撤退会议——之后的行踪，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孙元良在上海、南京的战友、时任第78军军长兼第36师师长宋希濂的说法是：“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服，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娘，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多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了出来”(《鹰犬将军》，P134)。这种说法不但许多文人常常提到，甚至连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回忆录上也曾引用。但是说法本身，并不十分可靠。

　　首先，难民区并非安全之地。据南京难民区主任杭立武回忆“(在难民区内)日本人不管是不是士兵，五十人一队，一百人一队，绑着手串在一起拉着走，说是他们缺乏劳工，实际上这些人去了就被枪毙”。连引用宋希濂说法的梅汝璈也惊叹“(孙元良躲进难民区)不能不算是‘奇迹’。因为，照负责安全区工作的人员在远东法庭作证时的说法。日寇对安全区所收容的难民曾一再进行过‘甄别’和‘鉴定’;凡稍有丈夫气概或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被认为‘有抗日嫌疑’而遭到逮捕，送去集体屠杀。

　　孙元良之能苟全性命必定是由于他善于化装，装得像一个垂死的病夫、老者或残废人。否则，他是不可能逃脱日寇的魔掌而‘创造’这样的‘奇迹’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附录：十一国法官简介》第8节)。以孙元良的体格、相貌和长期从军形成的军人特征(戴军帽形成的痕迹等)，通过化装逃过日本人的“甄别”，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其次，孙元良与宋希濂交情颇恶。南京保卫战时，宋希濂曾经阻拦过从中华门擅自撤退的孙元良，并在回忆录里称孙“卑鄙”、“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而孙元良在回忆录中，也回击了宋氏一棒：“南京于13日陷落了!清闲得没有放过一枪的部队(宋希濂率领的部队是其中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老早便完整地从下关上船，渡江北去了”(亿万光年中的一瞬，P250)。如此互相鄙视的关系之下，宋希濂描述孙元良的时候，纵使没有自己编造的私货，恐怕也是挑选了所知传闻之中最不堪的一种写进了回忆录。

　　同样是在南京陷落之后躲了起来，第88师南京通信处主任葛天的说法则另有天地。在他的回忆中，孙元良能够躲避日军的屠杀，是靠了一个叫卢则文的人：“他同孙元良在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则文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使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元良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则文事先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他去的时候连他的卫士亦不知，恐怕这个可耻的消息被别人知道”，后来“他住在公使馆知道了守南京的将领从唐生智起到各师长止，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办，于是他就离开公使馆躲到云南路336号(即鼓楼四条巷5号隔壁，这二座房子都是他的私宅)，准备离开南京。他化装成一个马车夫，通过下关离开南京到了苏北的韩德勤部，然后转到汉口”。孙元良躲进公使馆的事情，是由卢则文转告给知己、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而后流传开来。

　　葛天写出“躲入使馆”的说法，是为了揭穿一个孙元良“捏造的事实”——《孙元良在南京牺霞山打游击经过》。但是从史料的角度，不妨把这个“事实”看做孙元良在南京失守后行踪的第三种说法：“去年我师奉令参加坚守南京的任务，到12月10日左右，因敌军兵力优势，火力强大，我军遂奉令突围到某地集结，我除令所部想尽办法渡过长江到指定地点集结外，我个人因情况不允许通过下关的挹江门，于是又折回城内，在城内收容本师散兵一部分通过和平门计划到下关渡江，但这时下关已被敌人占领。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潜伏在晓庄新村，并先后收容士兵计3000名，然后克服种种困难，带到牺霞山一带稍加整编，就同南京附近的日本鬼子展开游击战争……”

　　在孙元良的回忆录中，虽然没有提到游击，但仍明白表示他是带着袍泽行动的，可以视为与游击说相似的说法：“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 我们从凄霞山龙潭两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 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限伤心! 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的六百多官长弟兄，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1939年2月出版的《抗日名将剪影》中，接受采访的孙元良又提供了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法，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我们奉到命令，退出首都，当时我的队部还有一千多人，我们就于深夜冲出和平门，可是刚到燕子矶，又与三四百敌人相遇，经激烈战斗后，始得通过。当时我假定京沪铁路交通已断绝，敌人不致在沿线驻有重兵，故把部队安排妥当后，星夜赶往龙潭，次夜抵下关，继又往高资。我此时已乔装农民，宿露餐风，昼伏夜行，历十余日始抵奔牛”。而后，因听闻苏锡一带通行很难，孙元良又回到龙潭，渡到瓜洲，雇船到江都三江营，步行前往泰县，总算回到了国府统治的地区，接着经阜宁、淮阴、徐州到达武汉。

　　“妓院”、“使馆”、“游击”、“剪影”四说，内容各异，口气不同，各有其产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毕竟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的不同文本，虽然不能得到统一的事实还原，却可以从中追寻当时社会对该事件的各种看法，以及孙元良本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理反应。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从错乱矛盾的说法中，还是可以找到相同之处，从而提供一些判断的基础。在“使馆”、“游击”、“剪影”三说中都可以看出，孙元良是从南京脱身后到了江苏地界，而后经过苏北到达武汉，这一点已经无可置疑。“剪影”说中，孙元良称“我此时已乔装农民”，“使馆”说中，则有“他化装成一个马车夫”的说法，也可视为两种说法的衔接之处。

　　或许有人更相信孙元良是在开完撤退会议后直接躲进妓院或公使馆的，以此来暂避风头，逃避南京失守的责任，其中还有北伐时南昌失守后孙元良险些被枪毙的心理阴影作崇等等。但是南京的撤退，与南昌战役时孙元良失守牛行车站不同，是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唐生智转承布置的，论责任也落不到具体的执行者头上，更何况孙元良事先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综合来看，直接躲避起来的说法可能性并不大。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10 16: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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