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
2014-06-11 10:04:17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前文提到，衡阳会战在时间上来说，是欧洲战场上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和六月十五日太平洋战场上塞班岛浴血战，三万一千日军全部阵亡之后的第一、二个星期。照理应该是形势一片大好才对，为什么笔者说，这却是注定了第十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呢？这是一个哲学辩证的问题，还要从第三次长沙大捷谈起。

　　实际上衡阳会战之前能称之为大捷者，也就是两年半前的第三次长沙大捷。六个月前的常德会战，敌我双方损失相当，不能称之为大捷。

　　同盟国罔顾道义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当法国亡国后的五个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三个星期，香港失陷后的一个星期，同时则有马尼拉的失陷。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美国与日本还在谈判。这时，中国是完全孤立抗日的第十个年头（从九一八算起）。长沙如果失陷，则大后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将不保。故是国家民族存亡之战。也是国军战略协调最好的一次会议，其影响前文已叙及。中国从孤立抗日中走了出来。并得到一些美援。

　　这里，吾人必须先要了解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思想。基本上她们是“重欧轻亚”，亚洲的国家只是她们的殖民地。她们怕的是日本侵占了她们的殖民地澳洲、太平洋和南海诸岛国、中南半岛、印度，再跨过红海与地中海，与横扫欧非的希特勒会师。至于中国的死活不是那么重要，她们唯一希望中国做的，就是牵制着一百五十万的日军。

　　这可以从罗斯福对他儿子的一段谈话证明，罗斯福说：“孩子，我早就说过，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意味着发生什么吗？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指望干些什么？噢，上帝才知道。”（参阅《二次大战白宫实录》）

　　得了人家的就要听人家的话，所以就派了一位史迪威来做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美援的果，是苦涩不堪，史迪威也成了中国抗日的“灾星”。

　　中国成为同盟国一员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兵援缅甸的英、印、缅军，史迪威为缅甸战区指挥官。在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国军队在仁安羌援英战斗中，取得一些战果，但因英、印、缅军的失利，导致全线大败，史迪威率百余人，弃军离队，败走印度。数万中国军队困于北缅，饥寒交迫，牺牲数千。

　　史迪威在缅甸的败绩，认为是平生大辱，要收复缅甸，以雪前耻，就成为史迪威在南亚的主要战略。以打通中缅补给线为借口，频频从中国调兵往缅甸作战。一九四四年春，罗斯福迫我远征军入缅竟有五次之多，并于四月十日，马歇尔下令，将援华物资停发，俟远征军出动，始予恢复。

　　早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日本签定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禁止战略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前文提到毛泽东的社论，引用了数则电讯：“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耽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虑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

　　以上的资料充分说明了，英美对中日战争所考虑的只有两点，一是利用中国的军队，拖住日军，二是利用中国的军队，保护她们在南亚的利益。她们担心的是中国战场失利会使战争延长，但是她们不但没有支援中国境内的战争，反而不断从中国往缅甸输血。 所以衡阳会战期间，中国境内的军队已严重不足，无法规划一个像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大捷。这就是说明国际间只讲利害、没有道义的严峻教训。

　　统帅部不在乎衡阳的得失

　　衡阳会战一开始，六月二十八日，梁寒超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否认衡阳失守会使战争延长，他说：“有人顾虑衡阳倘使失陷，将使战局延长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庆电）又七月十日，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盘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中央社七月十日重庆电）

　　从以上两则电讯，可以看到统帅部对衡阳会战的态度。当然会有这样的态度，也是有它的原因：第一，因前述原因国内兵力不足，无法规划一次大的会战，围歼日军。第二，正因为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已取得相当的进展，胜利已可预期。抗战之初，国军的战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守守守，退退退。现在，则是“以时间等胜利”，当然不在乎衡阳的得失了。

　　因此，衡阳会战一开始，就原本计划配给第十军协防的部队调往广西，准备下一步的防守。结果，衡阳会战后，一个地方都没有守住。四个月内，桂林、柳州又都失城于旦夕之间。

　　友军支援不力

　　友军支援不力，又是前述原因之果。既然统帅部都不在乎衡阳的得失，那么，友军又何必去卖命，也来它一个“以时间等胜利”，岂不乐哉？保得了军队的资本，也就是保住了胜利后政治上的资本。

　　据最高军事主管部门所编《长衡会战》第六节检讨：“我军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发挥最高战力，敌我在衡阳附近主力决战时，敌军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而我方则以运动迟缓，如第二十四集团之七十四军，主力久期滞留常德，而由广西方面抽调之四十六军，均于战斗尾期到达战场，且四十六军正当战斗进行千钧一发之际，全部由战斗中西撤，不但未发挥整个战力，且予敌军各个击破之机会。”

　　回想六个月前，第十军每日以百华里的急行军，驰援常德，解王耀武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七师常德之围，今天王耀武却按兵不动，该如何去解说呢？

　　蒋委员长希望第十军能守衡阳两个星期，而今，守了四十七天，又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的，总不能说衡阳失守太快，来不及部署吧？衡阳的失守是谁的责任？统帅部从未“自我检讨”。

　　试想，日军虽集十数万大军，久攻衡阳不下，自然有它的弱点，笔者认为日军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空军在太平洋的战役中已消耗殆尽，中国境内的日本空军力量薄弱，十数万的陆军也是强弩之末。此时中美联合空军已成立了八个月，广西还有不少装备精良的炮兵。史迪威的问题可以通过外交解决，甚至先斩后奏，来它一个“撤职查办”。退一万步，即使得不到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统帅部如有一战的决心，规划一次大的决战，缔造一次大捷是绝对可能，因为衡阳守军已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标，日军很容易接受衡阳守军的停火协议，也说明了日军此役已力不从心。

　　再坏的结果，也比此后各军被日军一一击破，四个月后桂林、柳州的失守要强得多。当然，如能有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能一举消灭日本最后的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势必重写，也不会有“雅尔达密约”，中国之命运也势必改观。真是“一子之误，全盘皆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经常决定于某一战役瞬间的变化和胜败，“淝水之战”和“滑铁卢之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上战略上失败各点，互为因果，此为吾人今后应“引以为戒”的教训。

　　综合以上各节，笔者的感想是：

　　抗战以来，统帅部的战略就是“退”和“守”，称之为“战略撤退”。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整整退守了十四年。“退和守”又养成国军怯敌和避战的恶性。孙子曰：“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吾人却很少见到统帅部“攻”的战略方案。 第三次长沙大捷以后，日本从中国抽出不少的兵力到太平洋作战。此后近两年中国战场上几乎没有重要的战役。而统帅部就好像“稳坐钓鱼台”，未见有任何反攻的战役。

　　当美军在反攻太平洋诸岛取得相当的进展时，亦未见趁机配合，展开反攻。吾人不能不说，在整个对日抗战的策略上，是否有些失误？也是吾人研究历史者的一个课题。若说中国军队不能战，衡阳保卫战的第十军，除了数门美式山炮外，其余都是国产的武器，而达到平均每人杀敌四点五人。这总不能说中国军队不能战吧？

　　若说统帅部“没有战的决心和胜的信心”，应该是不过分吧？

责任编辑：赵丁言 最后更新：2014-06-11 1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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