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宝珊——支撑北线，保护边区
2022-06-20 15:06:32  来源：陕西党建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明确反对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有效削弱了蒋介石、胡宗南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亲笔信中，曾对他作了这样一个高度评价:“八年全面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同时，习仲勋在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邓宝珊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使绥德与榆林之间建立起互助协防、亲密合作的关系，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

　　早期爱国民主思想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影响

　　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联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军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1军军长等职。

　　1927年前后，邓宝珊参加西安解围和策应北伐时，曾在所部驻地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希贤(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部队骨干进行革命教育。

　　北伐战争前后，邓宝珊在陕西国民联军及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职期间，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南汉宸、邓小平、史可轩、刘含初、李子洲等都有亲密的合作。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依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忠诚于和共产党人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他除保护、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外，还帮助一些不曾相识的共产党员解决困难，摆脱遭受迫害的处境。先后救助过西北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汪锋、常黎夫等，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

　　邓宝珊担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节榆林是“国共共荐”的结果。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察哈尔、绥远、山西战场节节失利，国民党地方部队和地方机关向晋陕绥边界地区的榆林溃退，榆林逐步临近前线，成为阻止日军南下、西进的重要屏障。由于榆林毗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和政治意义。所以对榆林最高军政领导人的选择，国共双方都极其关注。因此，南汉宸请杜斌丞以西安绥靖公署顾问的身份，建议公署主任蒋鼎文保荐邓宝珊坐镇榆林。在蒋鼎文的保荐下，蒋介石迫于西线形势的危机，下达了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的命令，由此，开始了邓宝珊将军一生最辉煌的十年。

　　尊重邓宝珊的权属，真诚合作。1938年2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榆林与邓宝珊、高双成洽谈的高岗，明确指出：“在得到邓军长、高师长同意下，可设八路军联络处，不是办事处。”1940年绥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电报指示王震妥善处理，电报特别指出：“邓宝珊是三省边界总司令，肖劲光与你都是他的下级，如他有电来应好好回答。对他应称‘钧座’，自己称‘职’。高双成是军长职位，亦在你上，如有电来，你回电亦应如此称呼。对他们要取报告及请示态度。”毛泽东还指示中国共产党有关负责同志，在处理与邓宝珊的部队和驻地的双边关系时，充分照顾邓宝珊在国民党内的处境。中共领导人把邓宝珊部看作可以信赖的国民党抗日友军，在抗日时局每出现新情况时，都及时向邓宝珊通报信息，中共中央有关抗日策略的决议、报告、宣言，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重大决策等，也经常及时送往邓宝珊处，以使他深入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和边区的情况。

　　利用与邓宝珊有历史渊源和深厚感情的共产党人，加强对其统战工作与思想影响。邓宝珊与共产党人南汉宸的关系深厚，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加强与邓宝珊的关系，决定抽调南汉宸回延安，重点负责对榆林方面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在与南汉宸的谈话中明确指示：“邓宝珊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坐镇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他的政治态度如何，对我们边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做好邓宝珊的工作是我们的一大重点。”抗战期期，毛泽东多次让南汉宸、续范亭以老朋友身份联络邓宝珊，坚定他团结抗日、民主建国的思想。此外，萧劲光、高岗、陈奇涵等都多次亲自赴榆林拜会邓宝珊、高双成，共商联合抗日以及陕甘宁边区与晋陕绥边区合作事宜。

　　利用邓宝珊往来延安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做邓宝珊的统战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曾三次到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及贺龙、习仲勋、王震、徐向前等深入交流、促膝谈心，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与抵制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独裁反共、消极抗日的倒行逆施，“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傅作义将军策动北平和平解放和绥远和平起义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与情感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的历史贡献

　　邓宝珊在榆林期间，为保护边区做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大事。

　　延榆协防抵制敌顽进攻边区。邓宝珊认为与八路军配合坚守黄河河防，抵御日寇西进是驻节榆林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宝珊的指挥范围，东南自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起，沿陕甘宁边区至三边;东北自军渡沿黄河右岸直到包头、五原以南的伊克昭盟全境。经双方商定军渡至宋家川一段边区通往晋西北的河防，由八路军部队驻守，其余由榆林方面的部队负责。位于陕北绥德地区和山西临县交界处的碛口和军渡，为陕甘宁边区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重要通道，由于边区与榆林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两个通道一直畅通无阻。

　　消极对待并积极阻止蒋介石、胡宗南等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始终保持双方人员物资的正常往来，特别是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的进入，北线榆林成为唯一的安全通道。蒋介石、胡宗南曾私下三令五申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和物资，但邓宝珊和高双成都不予执行。不仅货运无阻，人员往来方便，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国统区为延安方面采购急需的物资。延安方面则对榆林军队赴西安接运武器弹药、被服装备以及从关中接收壮丁，给予借道北上的充分方便。

　　相互信赖消除摩擦，有效抵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调动胡宗南的2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从南、西两面封锁并发动进攻，同时命令邓宝珊督饬榆林军队从北面封锁边区。邓宝珊以各种借口积极抵制了胡宗南增兵榆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1940年，蒋介石布置了一个从北面加强兵力，配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任命陈长捷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兼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并作了相应的部队调整，让陈指挥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和骑七师朱钜林部进驻桃力民，与胡宗南部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南北夹击。正在紧张关头，中共中央派南汉宸到榆林，与邓宝珊等密谈。南汉宸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希望榆林方面做出积极反应。邓、高以粮秣运输困难终未配合陈行动。另外，在处理“绥德事变”和新十一旅“定边事变”中，邓宝珊更是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给予中共与八路军有力配合。

　　邓宝珊抗日战争时期，在支撑北线有效阻止日伪军突破黄河防线，“南下西进”侵入大西北，在消解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保障陕甘宁边区的稳定与发展，维护抗战大局，特别是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独特的，也是难以取代的，必将永远铭记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抗日战争时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策略的重大成果

　　延安时期是中共统一战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统一战线理论全面创新发展时期。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共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的成功典范，印证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法宝的巨大力量和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及其成就，有以下重要经验与启示。

　　以民族大义与人民利益为宗旨是统一战线的前提。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作为统一战线的另一方，尽管在各种具体利益关系上有矛盾和冲突，但在民族大义与人民利益为宗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具有一致性，这是统一战线能够建立与巩固的根本前提。邓宝珊虽然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位高级将领，但他是一位布衣将军，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他追求的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国富民强，追求的是爱国、民主、正义。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正义之战。因此，中国共产党与邓宝珊团结合作，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就具有了坚实的、牢不可破的政治前提。

　　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的矛盾与利益关系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苏区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整个社会资源的占有以及社会利益的分配进行了比较合理的重组与调整,尽可能地满足了各个阶级在不同革命阶段的利益诉求,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革命力量,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可见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利益调整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邓宝珊与高双成等均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高级将领，高双成更是陕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的主要敌人。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述，邓宝珊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反动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加之他又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核心势力的排挤和打击，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利益上与工农群众有矛盾，但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却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致的，这是能够结成统一战线的根本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根本性的认识，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与邓宝珊、高双成等中间派的牢固统一战线，邓宝珊将军“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的历史功绩也就无从建立。

　　求同存异，互信互利互赢是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有效模式。统一战线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各界人士，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所形成的政治联盟，团结合作是其核心。但统一战线内部由于构成成份的复杂，具体利益的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团结合作就必然要求大同，存小异，要相互支持，互相尊重，相互忍让，相互妥协，平等相待。并要有效克制，冷静沟通，不能互相猜疑，战略误判。要努力做到政治上密切合作，互访互联，保持信任;经济上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军事上互不侵犯，联防作战，实现战略互信，战术协同。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统一战线中团结合作的必要手段。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合作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为了达到这一本质要求，统一战线内部需要相互忍让，相互妥协，但忍让与妥协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原则的。比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妥协之余地。事实上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忍让与妥协，统一战线就将成为乌合之众，根本形不成力量与战斗力。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必须坚持根本原则，有了矛盾也要开展一定的斗争，不能一味迁就，委曲求全。斗争也是一种手段，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更好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在与邓宝珊、高双成等的统一战线中，团结合作是主流是核心，但也有必要的斗争，如驱逐国民党绥德专员、摩擦专家何绍南的绥德事变，解决驻定边的邓宝珊从甘肃带来的新十一旅的“定边事件”等等。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在与邓宝珊、高双成等的统一战线中，团结合作是主题，是主流，但必要的斗争也一直伴随其间，而这种必要的斗争反而更加巩固了统一战线，促进了邓宝珊、高双成等的立场转变。

　　将各种关系和矛盾为我所用是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策略艺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要充分考虑利用好各种矛盾，并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平衡好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不同的角度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分析各种复杂关系，利用好矛盾，最大限度地争取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邓宝珊、高双成等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经验。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6-20 15: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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