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惩恶的大法官梅汝璈
2015-05-04 10:07:30 来源：《团结报》2014年9月4日 点击： 复制链接
从1946年3月到1948年12月，中国法官梅汝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在东京，一起尽心竭力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对战犯的国际审判任务。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梅汝璇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以中国人的坚定、智慧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文/赖浩然
1、天降大任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肩负祖国重托，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参与对日本侵略者的正义审判。
早在1945年12月底，中国国民政府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关于参加审判的通知后，即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两部官员接到指令后，即从全国范围内挑选外交与法律方面的精英人才。最后，他们选定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是：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当时，梅汝璈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此外还有倪征燠、吴学义、鄂森、桂裕。倪征燠为首席顾问，还有多名精通英、日语言的翻译人员等。代表团多数是法律专家、著名律师或精通外语的学者，阵容强大。
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属望。”当日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2、成长之路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梅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曾祖父梅文运（1832—1906），有八品军功，为人公正，在乡村很有名望，“梅文运的后代”这几个字，梅家子弟们常以为荣。祖父梅光信（1860—1919）虽然是商人，但热心教育，办过一所学校。父亲梅晓春（1886—1963），谱名炳溁，号丹珊，他是梅家长房长孙，是一位头脑清醒、识见高超的开明士绅，从1893年至1904年，他断断续续接受了8年私塾教育，1907年至1910年，入江西陆军测绘学校学习，1910年至1912年，在北京模范测绘学校学习，曾远赴新疆伊犁中俄边界勘测，后在江西省测绘局供职，任地形科科长与教员。
梅晓春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认为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有用之才，就要接受新式教育，他毅然将长子送进了南昌市内的江西省模范小学。1916年，12岁的梅汝璈在父亲的坚决支持下又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开始了长达8年的求学之路。
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华”匾额之下，便会出现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一问一答，时而各自吟诵，由先涩而流利，由简单而复杂。这便是梅汝璈和他的族叔，只比梅汝璈大4岁、与梅汝璈同时从江西考入清华学校的梅旸春在补习英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起早贪黑，叔侄二人的英语水平不仅赶上了其他同学，而且还双双处在了领先的地位。语言障碍的扫清，又自然地促进了其他课程的学习。8年之中，梅氏叔侄的学业成绩始终保持优秀。梅汝璈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担任了清华学校校刊的主笔，令师生们刮目相看。1924年，梅旸春与梅汝璈一起顺利地从清华学校毕业，后来又一起赴美国留学。
1926年，梅汝璈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当年夏，梅汝璈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指导教授称赞他有着“令人惊异的头脑”。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学业的梅汝璈把多余的奖学金用作欧洲之行的“差旅费”，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里，他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讲授英美法学、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抗战开始后，南开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此外，他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法院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年方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人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得益于他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当时的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3、席位旗序之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由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与10个盟国的各一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商讨法官座次时，中国法官梅汝璈建议，按接受日本投降签字国顺序排列最为合理，中国应是第二。庭长有意使美、英排在一、二位，英国法官也垂涎第二把交椅。双方各持己见，难以统一。梅汝璈以调侃的口吻道：“如果各位不赞成我的建议，就以体重为标准，重的居中，轻的居旁。”法官们忍俊不禁，庭长笑着说：“建议很好，可惜只适用于拳击赛。”开庭演习时，庭长宣布法官入场顺序：美、英、中、苏、法……梅汝璈脱下法官袍，正色而言：“我的建议在同人中少有异议，为何不被采纳？要求付诸表决，否则不参加预演，回国提请辞职！”词强理直，庭长只好同意表决。表决结果，梅汝璈的建议获得通过，法官座次以美、中、英、苏、法……的顺序排列，中国坐在第二位。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发生了争执。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梅汝璈马上向庭长韦伯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 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作出的贡献与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寇达130多万，占日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移至第二位。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4、起草判决书
5月3日，对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的审判正式开始。在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争取到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这次历史性审判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包含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他带领中国代表团通力合作，在长达300多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一次法官会上，梅汝璈慷慨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对此种种人类文明史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加以说明。”
由于梅汝璈的努力，国际法庭终于将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写进了判决书。但在最后量刑时，各国法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5、力主严惩战犯
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上，印度法官则建议应以慈悲为怀，无罪开释日本战犯，来自已经废除死刑而且没有遭受日本侵略践踏国家的法官也不赞成死刑，而美国法官仅仅坚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处以死刑。梅汝璈主张对日寇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他的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7名战犯判处绞刑。
对于那场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由于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做法深感失望，梅汝璈拒绝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由东京抵达香港，设法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回到北京。他回京的第三天，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说：“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7年，梅汝璈被打成“右派”，由于考虑到国际影响，他没有被点名批判，而是一直保密。他仅受到降级处分，全国人大代表一直担任到1959年期满，这是全国50多万“右派”中的特例。1961年春，陈毅外长设宴招待回国述职的中国驻外使节，梅汝璈也受邀出席。席间周恩来走到他的身边，与他紧紧握手，亲切询问他的工作生活情形。
1962年，梅汝璈听说日本出版了50万字的《原子弹灾害》白皮书后，他在感慨日本学术界全面描述和科学分析的同时，更为我国还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全面、科学、综合、有分析力的专著而焦虑。他在文章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提出严厉的警告和强烈的抨击。“文革”开始后，梅汝璈受到更大的冲击，他的声音完全消失了。1972年，梅汝璈邀请二弟梅汝璘到北京小住（三弟梅汝璇和孙立人去了台湾），兄弟在长谈中常回忆起儿时父母的厚恩。之后，梅汝璈长期卧病在床。
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04 1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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