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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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界限普遍松动。①但通过白话报上旗人的言论,可以发现在清末旗人关于北京的地域想象中这一
          界限仍然有效。②
              春治先宣传贴报时曾言:“北京城里属我们西北角上的人傻,风气最难开。我打算跟着人家

          学,也要专贴这中国的《京话日报》。”③在倡立阅报处的过程之中,也大量出现了类似语调。阅报
          讲报社的设立成为衡量地区风气的标杆,其创立与否成了风气开通或闭塞的象征:“正黄旗的地
          面,本来就不富足。……请看西南城、东北城、阅报处、字母学堂,立了也有好几处。惟有我们西北

          城,只出了一位贴报的春治先。”④居住在西城的宗室凤平则言:“西城亦跟东城一般大,无论什么
          事,总是东城的人心齐,第一个阅报处,也不是我们西城本地人办的。说到讲报,更是没人敢出头,
          你说可耻不可耻。”⑤前一则材料重在论述散学馆,后一篇演说强调讲报处,当中虽含有为了激励本

          地民气而故意自贬的成分,但其中的事实陈述还是可以揭示出北京开民智潮流当中的一丝隐
          情——北京第一家阅报社系湖南人创办,而他不是宗室凤平眼中的“西城本地人”;刘廷茂感慨西
          北城风气开化之慢,而开化慢的西北城是正黄旗的地面。在层层包裹的叙述之下,隐藏着“本地/

          外地”“旗/民”的潜在分野——位于北京不同方位的阅报讲报社,显示出不同的族群特征,在这里
          空间和族群形成了同构关系。再联系首节“贴报”中的相关论述,可推论在京师旗人的言论中,北
          京城的不同地界也指向了这一地界上所居住的八旗。

              这些位于内城,尤其是由旗人创办的阅报社,其来往人流中很大一部分是居住在附近的旗人。
          比如由旗人宝梦伯、恩祝川等创办的日新阅报处是清末知名的阅报社,平常不仅有大量旗人读者,
          有一次居然还来了一位旗人雅贼。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有一旗丁前来日新阅报处看报,可转

          眼之间,揣着两份报跑了。⑥在这里,创办阅报社的旗人、阅报的旗人以及阅报社外街面上的旗人
          巡警,共同构成了内城安定门附近一个微小的旗人阅报共同体。



             ①  有关清末民初京师旗民分住格局,《清末北京志》曾记录:"自清入关以来,已有二百六十载,旗的人口繁衍及人世之荣枯
          盛衰,给墨守此制带来诸多不便,今天八旗分布制度依然如故,但旗人的住址已经十分杂乱。”(服部宇之吉等著,张宗平、呂永和
          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而甘博则观察到,民国期间内城“中心一区和中心二区……居住在
          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满族人。……在内城右翼三区,满族人也占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西德尼• D.甘博著,邢文军等译:《北京的
          社会调查》上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页)。刘小萌据档案文献指出,清末内城旗界已逐渐消融:"光绪初年,内城汉
          民不过3万余人,到清季的宣统年间,内城汉民已增至约21万。……随着内城旗界的消融,在同一地域内形成了各旗、各佐领人、
          乃至旗人与民人的交错杂居。”(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定宜庄据
          口述等调研发现:“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
          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却仍然依稀可辨。”(定宜庄:《北京口述历史•序》,《胡同里的姑奶奶》,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
          页o)这些略显矛盾的观察正体现出清末民初旗人问题的复杂性。笔者认为,较之清前中期,清末旗民分住格局显然大为松动;主
          要体现在大量民人涌入内城生活,亦有不少旗人因生计问题迁出内城。但同时,从清末到民国期间,许多旗人(绝对数量并不少)
          保持着按旗划界的方式,居于北京内城,他们的交往圈和婚姻圈仍然局限于八旗之内。因此,从旗民整体的角度,八旗界限松弛,
          但从旗人内部尤其是个体的角度,相当数量的旗人一直居住于自己隶属的旗地之内。
             ②  这里强调的旗人有关北京的"地域想象”,并不等同于清末北京实际的人口居住情况。王均认为:"从清末民初的十余年
          间的人口状况来看,北京内城人口基本是40余万人,内外城人口基本是由60余万人向70余万人发展。”(《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
          人口与统计》,《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韩光辉认为:“宣统年间(1909—1911年),京师八旗总人口,包括城四郊旗人共计
         437862人。”(《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演变》,《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2期。)新政期间,1906—1908年北京巡警厅曾进行京师人口
          统计。据1908年统计表,北京内城旗民人口数量几乎各占一半,旗人人口略多。北京内外城旗民分住界限似消融,大量民人在内
          城定居生活。但清末北京地方文献也显示,清末旗民分住的界限并非可有可无,如本文涉及的汉人以及汉人创办的报馆均居住或
          位于外城,集中于宣南地区。
             ③  春治先:《来函》,《京话日报》,1905年5月14日,第3版。
             ④  刘廷茂:《散学馆大改良》,《京话日报),1905年7月13日,第1版。
             ⑤  宗室凤平:《劝立讲报处》,《京话日报》,1905年6月2日,第2版。
             ⑥  《出了偷报的雅贼》,《京话日报>,1905年8月2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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