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8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2022 年第 3 期

事务的有效施行。 ① 在时人看来，国民政府在城市内外的植树造林运动，大体是“说而不行，行而不
②
远，敷衍门面” ，故常有“年年植树，无日成林” 之叹。 ③ 多地森林公园一直处于“在建” 的滞缓状
态，亦是其造林理念和行动力差距较大的具体表现。
其三，限于传统森林认知和城市发展阶段的影响，当时的市民对在森林间娱乐的休闲方式接受
程度并不高。 因已开放的“森林公园”大多仍属花木山石、池塘柳枝的市内园林，“园”之性质远大
于“林”，与以森林为主体、富有天然野趣的公园迥然不同；相应地，市民对其理解亦未脱离传统园
林或普通公园的观念范畴。 实则，中国传统自然认知中的“森林”本存有多层意涵 ，除作为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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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之外，亦被视为能沁人心脾、开阔心境的天然空间，还有野兽出没或匪徒藏匿的荒郊野岭之意，
集“实用、浪漫、阴暗及险恶”于一体。 ⑤ 故在民国时局不稳的特定背景下，国人将森林比拟为不安
之地的刻板印象多无改观，更不用谈及赴此游玩的意愿。 不仅如此，作为市外公园之一种，森林公

园的独特性质决定其地理位置离市中心较远。 而因城市交通和经济条件所限，“自由漫步森林间”
需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和资金，这明显不符合该时期普通市民的日常化需求。 即便彼时国内诸多
城市出现“近郊游览”之热，也基本限于热衷西式生活风尚的都市青年或中上层社会群体 ，普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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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还是偏向与之贴近和熟悉的市内公园。 倘若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森林公园得以建成并投入使
用，也难以融入大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
全面抗战期间，不管是国民政府管控的城市，还是日伪政府统治下的沦陷区城市，各地方政府
亦有涉及植树造林、整理公园的城市建设，可本质均为战时需要服务，“自然美”的城市生活也在战
乱中远去；抗战胜利后，森林公园虽重新被国民政府纳入全国造林事务和现代城市规划之列，但该
计划未及开展便因其政权覆亡而终止。 无论如何，民国时期森林与城市相结合的理念在国人心中
埋下了种子，已有的初步实践也为当代森林公园和“森林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些许经验与启示。

（责任编辑：杨宏）

① 莫朝豪著，莫朝英校订：《园林计划》，南华市政建设研究会 1935 年版，第 6—11 页。
② 陈贻尘：《我们对于森林应有的认识》，《农学》第 2 卷第 2 期，1936 年 5 月，第 1—5 页。
③ 梁希：《植树与人生》，《南昌市政府市政月刊》第 2 卷第 3—4 期合刊，1929 年 5 月，第 1—8 页（栏页）；李寅恭：《林业前途
之一无基础观》，《中华农学会报》第 87 期，1931 年 4 月，第 43—46 页；彬：《我国林业不振及应革新的要点》，《林学》 第 5 号，1936
年 7 月，第 1—4 页。
④ 中国传统的森林认知既复杂又矛盾，尤体现在审美鉴赏和经济利用的交织，这也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中造林和毁林行为
并行不悖的原因之一，参见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4—59 页。
⑤ 美国学者孟泽思指出中国传统自然观念中的“森林”存有自然资源、族群身份及宗教符号等丰富的象征及意涵，详见孟泽
思著，赵珍译《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⑥ 周博认为 1930 年代中国城市化导致的“城市病”是国内部分知识群体出现赴郊游览的主因之一，见周博《民国新知识群
体的国内旅行研究———以 1927—1936 年〈旅行杂志〉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19 年，第 77—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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