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9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程鹏宇 / 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转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结语

如果把社会史论战比作一杯搅动的浑水，那么“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就是这杯水停止搅动而逐
渐沉淀的过程。 在这个阶段中，原本混沌的一杯水开始变得清上浊下。 因此，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来说，“社会史论战时期仅是其形成阶段” ，经过“后社会史论战时期”这个沉淀阶段之后，它
①
才走向抗战时期的成熟阶段。
本文所选取的陶希圣、郭沫若和侯外庐在社会史论战高潮之后均出现了针对论战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祭出胡适式实验主义的“史料整理”旗号，主观上回避唯物史观，客观上对中国史学向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转向古文献的整
理和研究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重视史料的学术传统；侯外庐则精研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理论，并将其运用在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重视理论的
学术传统。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时期只有郭沫若和侯外庐做出了这样的工作，事实上其他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努力也相当重要，只是说郭沫若和侯外庐代表了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发展出的
两条具有一定侧重点的学术路径：一是重视史料的整理与考证，二是重视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这
两条学术路径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性格，
最终促进了经典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形成，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路径
式的典范意义。
反观陶希圣，他在后社会史论战时期选择了一条以回避唯物史观为特色的学术道路。 因此，陶
希圣在这一时期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但因其意识形态的偏见最终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
径渐行渐远。 抗战爆发以后，当郭沫若和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真正地引领中国史学走向
新天地之时，曾经在社会史论战时期炙手可热的陶希圣却一则沦为汉奸，二则卖身为蒋介石的御用
文人，从此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命，演绎了一幕高开低走的学术悲剧。 相比之下，郭沫若和侯外庐
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奠基人，其间或有个人境遇的不同，但在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学术
路径的不同转向，或许是他们日后不同结局的先兆。

（责任编辑： 薛刚）

① 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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