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2022 年第 3 期

把“客观真确史实”放在第一位，把“革命理论”置于其次，这多少有点颠覆后来一些人的想象和认
知，说明传统革命史观最初的历史属性还是很鲜明的，且有比较开放包容的一面。
事实上，1949 年之前，革命者与学者在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上曾有过不少互动。 毛泽东对五

四“反帝反封建”的论断就吸纳了一些学者的看法。 ① 如果进一步深究，理论与历史往往是很难截
然分开的，用一定的理论研究历史的结果，同时又会形成新的理论。 那么，“革命时期的理论”并不

仅仅是“当时的革命宣传”。 ②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和革
命史研究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革命理论”的一部分。 所以，“传统革命史”与“革命理论”的关系
同样不是那么简单的。 后来，“现代化范式”的提倡者同样承认，“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
的研究，本世纪 30 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

‘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 ③ 显然，“革命理论”包含着对近代历史的深入研究。
不过，传统革命史确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着初创时期的典型特点，即围绕中国近代史
或革命史的“骨架”展开，尚未也不可能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50 年代中国史学一

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大多数人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 ④ 其核心内容之一，即认为“劳动人
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⑤ 借此东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社
会史却不然，即使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并未得到太多展现”，“特别是乡村，却始终是相对薄弱的
环节”。 ⑥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所强调的社会史视角，所致力的乡村史研究，恰恰
是把传统革命史观提倡的研究取向和内容付诸实践，尽管其未必意识到或认可这一点。 学术研究进
展的路径一般有两种：一是“接着做”，二是“对着干”。 ⑦ “新革命史”的提倡者似乎没有突出“接着
讲”的一面，而是特别表现了“对着干”的一面 ；或者说以“对着干”的姿态来“接着讲”；为强化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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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还引证了不少域外的研究助阵，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承接。 其实，一些域
外的研究取向，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中已有明显的体现，只是许多推崇或跟进的学者
不自知罢了。 不过，换个角度看，“学统”是无法中断的，只是有时候可能被遮蔽或在不经意之处。

二、 革命史研究的“隐”与“显”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呼唤新的历史解释，特别是新的中国近代史
书写。 当时，新出现的问题“不能够根据传统规范得到充分研究和科学的解释”，“以革命史为骨干
的传统近代史研究”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的社会现实需求。 ⑨ 缘于此，一方面，中国革命史研究

① 参见张太原《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说”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9 年第 3 期。
② 李金铮认为，“革命时期的理论是当时的革命宣传”，参见《“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 年第 2 期，
第 159 页。
③ 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155 页。
④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11 页。
⑤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 年 7 月号。 这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有持续的讨论，参见黎澍《论历史的创
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徐思彦《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王学典《关于“历史创
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 年第 1 期。
⑥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11 页。
⑦ 桑兵：《超越发现时代的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⑧ “传统革命史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内在动力，以“ 阶级斗争” 的演进为外在形
态，来展现历史发展的面貌和进程，有着相对完整的话语范畴、学理体系和学术规范。 而“新革命史” 主要着意于革命史研究的一
种领域、视角和方法。 因此，“对着干”充其量只能伤其一指。
⑨ 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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