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张太原 / 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

更加学术化或学科化，以“革命史” 命名的教研机构、学科专业和研究成果，颇引人注目。 另一方
面，传统革命史观不再主导整个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革命的内容逐渐隐形于中国近代通史、断代
史和专门史之中。 在中国近现代学科体系中，革命史成为其下属的三级学科。 相对于原来的单一

性，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
但是，无论怎样扩展，革命史的内容及其研究方式是无法回避的，因此才会有“革命史范式”和

“现代化范式”之争。 ① 论争的结果是：“国内学界愈来愈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突出革命和现代
化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两者是不相排斥的。” 可以说，双方均放弃了“唯一”及“以己容彼”的
②
主张。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

以一种范式否定另一种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 ③ 尤值得注
意者，主张“革命史范式” 的一批学者对于“ 革命史叙事体系存在的不足和局限” 进行了深入反

思。 ④ 张海鹏指出：“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以革命史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以阶级斗争作为主线，
显示了其理论的卓越之处，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为本质核心的东西。 但毋庸讳言，这个框架当然无
法涵盖近代中国的所有内容，它对后来研究者的学术创新的制约也是存在的，虽然这绝非初创者的
本意。 ……‘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 ⑤ 可以说，这样一种反思和对“一
线多元”近代史研究的呼吁，给革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新革命史”的提法也正是在
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
改革开放以后，非革命史领域的研究处处开花，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社会史研究逐渐勃兴。
1986 年初，《历史研究》专门刊发《编者的话》，认为“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酝酿如何革新内容与形
式”，由此倡导“我们的史学从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 ⑥ 同年，首届中国社会史
学术研讨会召开。 第二年年初，《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表评论员文章，“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
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 ⑦ 从传统革命史的理论源头上，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鸣锣开道。 此
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
独立发展的道路。 近十余年来，社会史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有人称之已进入“成熟—深化期”。 ⑧
实际上，社会史研究业内，对什么是社会史一直存有争论，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大社会史，政
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都在此范围；二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三是指社会基层史、地方
区域史或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史。 ⑨ 总体上看，后两种说法比较盛行。 其中，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区域
○
0
与乡村社会研究。 “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的具体研究实践也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 1 从一个方面
看，“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正是主要提倡者从自己具体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或可以说是主要

① 左玉河认为，“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暴露了
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环节的薄弱和理论建构的不足”，由此激发了人们“对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的探寻。 参见左玉
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 年第 6 期，第 55 页。
② 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209 页。
③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 期。
④ 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203 页。
⑤ 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22 页。
⑥ 《编者的话》，《历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⑦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第 77 页。
⑧ 孙颖、李长莉：《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反省与寻求突破》，《广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30 页。
⑨ 参见朱汉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聊城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0
○ 代表性成果有：李金铮《民国乡村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
2002 年第 4 期；《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定县农业生产及其动力》，《历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
与社会》，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等。
1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