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2022 年第 3 期

界的既有研究，否则所自定的“创新”就要大打折扣。 ① 换个角度看，“新革命史”的提出，特别体现
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汇通，使两个“互不交集”的学科和群体找到了彼此呼应的
结合点，从两方面的期刊比如《中共党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都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和讨论文章

也能看出这一点。

三、 革命史研究的再兴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革命史研究相对冷落的时期，有关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研究，有
关思想、经济、社会等非革命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然而，这些研究的深入，最终仍不能
不触及革命问题。 另一方面，在长时间的具体研究之后，自然呼唤整体的贯通的研究，而整体的贯
通的研究绕不开革命。 离开革命，就很难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就无法呈现整个的中国近
代史。 早在新世纪之初，张海鹏就曾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
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
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 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
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② 深入到历史的实际
中去看，似乎确如所言。 基于此，不研究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显然就无法真正理解南京国民政
府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设计、举措及意蕴。
随着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近代通史研究的呼唤，革命的“时代基调”看法，越来越为长
期在近代史领域深耕的学者认同。 王奇生指出：“20 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 对中国来说，20
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 如果要为 20 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
最合适。 避开革命而探讨 20 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

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③ 既然革命是近代
中国的基调和主题，那么，革命史研究无论遭遇怎样的冷落，都注定了会“再兴”。 王先明指出：“作
为时代主体内容的革命运动进程，奠造了革命史兴起的根基”；“恰恰是革命史构成了近代史之所
以成为近代史的决定性要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或者说 20 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天然地一

致。” ④ 有意思的是，这与当年“传统革命史观”的奠基者范文澜的看法是多么相近：“现代革命史
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
的。” ⑤ 毋庸置疑，“新革命史”研究的热潮，既与革命对于近代中国的重要相关，又是近代史研究
自身演进的结果。 “新革命史”研究不是“新”，恰恰是“旧”或“传统”的复归。
域外的影响，应该是“新革命史”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与国内不同，海外关于中国革命史
的研究似乎一直长盛不衰，尤其是近年更有点“热”起来。 面对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一些外国
学者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加之传统的“长时段”的学术思维，自然容易拉长历史的镜头，从近代
中国革命史的视角来审视现在的中国。 主要提倡者在论证“新革命史”时就提到若干海外学人，特

① 参见杨奎松《从整体史的观点着眼》，出自刘永华等《 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 开放时代》2015 年第 2 期，第
47 页。
② 张海鹏：《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9 页。
③ 王奇生：《高山滚石：20 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第 96 页。
④ 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 新革命史” 问题》，《 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124 页。
⑤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 10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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