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赵峥 / 战争与体育：“球王”李惠堂与全面抗战时期的足球运动

本以往积极参与的态度，不仅在 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前进行组建奥运代表队的相关工作，而
且在战时通过足球比赛等活动，增进与英美盟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大后方足球运动的蓬勃开展，
与徒具政治点缀功能的沦陷区体育，也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为现代中国足球运动的代表人物，“球
王”李惠堂在战火中辗转多地，始终坚持推进足球运动，体现了现代中国体育积累的底蕴，成为鼓

舞国民坚持抗战的精神象征。 ① 战时对待现代体育的不同态度，呈现出中日之间的文化分野，影响
到战场内外的人心向背。
在战时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成为重要的驱动力量。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官方在对外

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加强对体育事业的控制，最终将体育完全纳入国民总动员的战时轨道。 ② 体育
在同时期的中国同样植根于复杂的政商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 横跨政治、商业和体育三界的李惠
堂，即是这一复杂关系的具体投射。 无论是在各方势力交织、商业氛围浓厚的香港，还是在族群意
识极其强烈的广东足球重镇梅县，抑或是在军政势力统治下将体育视作“抗战建国” 工具的大后
方，李惠堂的足球事业均需进行必要的转换，以契合具体环境下的政治需要和社会气氛。 他亦通过
体育活动配合特定议题的宣传与上层政绩的生产，并从这一体制中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回报。 1944
年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聘任李惠堂为青年军体育总视导。 出任军职后的李惠堂，常坐
军机视察福建、云南等后方地区，与何应钦、龙云和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等军政要人往
来。 ③ 在战时因掌控国民政府情报和特务网络而权焰熏天的军统领导人戴笠，亦将李惠堂视为重
要的结交对象。 ④ 抗战胜利后，李惠堂得到上海体育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获得接收和整理
上海体育的权力。 ⑤ 在战时积极从事“体育救国”活动的李惠堂，逐渐从香港沦陷前集运动员和商
人为一身的体育明星，转变为在国民政府体制下具有官方身份的政治人物。
在战争的影响之下，近代中国体育进一步政治化。 李惠堂角色的演变，正是这一趋势的写照。
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保障之下，体育在战时中国得以延续，甚至随着国家政治重心的移动，获得新
的发展空间。 国民政府的西迁与战时体育政策的出台，使战前集中于东部沿海和部分内陆中心城
市的现代体育，在西部地区有了更多的普及和拓展。 但政治对体育的控制，也使体育更多地受限于
服务政治的工具属性，影响体育各项社会功能的发挥，阻碍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⑥ 体育与政治的
相互缠绕，既是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基本线索，也是近代中国体育历史的重要主题。

〔作者赵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来特）

① 如 1942 年 10 月温集祥在欢迎词中说，李惠堂率五华队来到梅县，“这显示出我国战时体育运动已在蓬勃开展，同时从这
里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出，经过五年战争锻炼的我国，确是越打越强，一切都在进步”。 温集祥：《 欢迎李惠堂先生》，梅县《 中山日
报》，1942 年 10 月 17 日，第 2 版。
② 符金宇：《日本足球史》，第 174—175 页。
③ 李惠堂：《漫游忆旧录·神州鸿爪》，《球圃菜根集》，第 126 页。
④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 年编印，第 162 页。
⑤ 上海体育整理委员会拥有接收敌伪体育机关、调整民间体育组织和检举体育界附逆人员等多项权力，其主任委员相当于
战后上海体育界的领袖人物。 对李惠堂的这一任命宣布后，曾引起沪上部分体育界人士的非议。 参见小休闲笔：《整理上海体育
与李惠堂》，《天地人》创刊号，1945 年 12 月 23 日，第 12 页。
⑥ 李惠堂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即感叹政府“未能像理想般重视体育，减低常年经费，令到各项体育措施，日见羽毛零落，瞻望
前途，殊感悲虑”。 李惠堂：《论体育建国》（民国卅五年载南华会复兴特刊），《球圃菜根集》，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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