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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成 / 光绪朝“乙未河湟事变”与晚清西北治理体系的权变

          户大开,“不特伊、塔可危,省垣亦难安枕”,届时沙俄再起觊觎之心,则大祸临门。                                 ①  陶、长两人讨论
          的结果,认为防患于未然的上策,是新疆兵队驻扎肃州,兼顾玉门一带,控制出关的门径,但如此一
          来又与清廷遥控两相矛盾。
              陶模经过一番考虑后,采用多次向清廷奏报新疆防务措施的方式,以求逐层推进,于潜移默化
          间改变成命。 首先,陶模根据新疆当地的特殊情况,向清廷提出展缓当年回部王公进京值守年班的
          请求。 奏片中以回部王公留守可“就近弹压,于防边亦属有裨”为由,恳请中央俯准。                                    ②  其次,新抚
          将从迪化、阿克苏、古城、吐鲁番等地新募抽调三营人马,移驻哈密厅城的计划拟片上奏。                                       ③  获得清
          廷恩准后,新抚又再趁机奏请,将与其私交甚笃的朋僚旧识潘效苏 调往新疆东防营务处效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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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创造立功机会之余,营造新疆东路防守紧迫的舆论氛围。                          ⑤  经过多番铺垫后,陶模最终将援甘军
          队派驻安西、肃州,并以甘督合议为挡箭牌,巧妙地回避了上谕中的命令。                                ⑥  由此看来,陶模与董福
          祥的抵牾,不仅是人事上的矛盾,更是对战争全局把控上的分歧。                             ⑦  据陶模与李鸿章之间的通信,
          或可窥见端倪。      ⑧
              随着朝廷调拨的兵马、资源陆续到位,西北三省的治理重心完成向战时管控的过渡。 清廷将杨

          昌濬“开缺回籍”,从新疆省抽调陶模署理陕甘总督,将饶应祺由新疆布政使升任署理新疆巡抚。                                           ⑨
          战争态势及地方政局的悄然改变,时局敏锐者已有所感知。 郑孝胥与翁同龢就此话题展开讨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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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河湟战事在十月之后“攻剿非难,安集尤难”,官职调整后西北三省“吏治尤急于军务”。                                       I  郑、翁
          两人的私议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西北治理体系重心的转变,是清廷为因应战争而做出的临时调整,却在无意间节外生枝,新增
          了意料之外的问题:如何保持战时管控与日常治理之间的平衡。 甘肃战事虽是朝廷关注的重中之
          重,但治理事务并非仅此一件。 因应战争本包含于治理诸务之中,甘省战事使董福祥一跃成为钦命
          统帅,清廷将督抚治理权中的军事权力抽离,转加于董氏。 地方督抚仍然肩负着钱谷刑名、吏治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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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等治理重任。      1  由此造成钦命统帅与地方督抚之间在职责、诉求上的割裂与错位,具体表现为平
          叛与治理之间的矛盾。


             ①  《密电陶中丞》(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藏,函号 28。
             ②  《请将新疆回部王公年班展缓片》,杜宏春整理:《陶模奏议遗稿补证》,第 258—259 页。
             ③  《调马步三营旗增防哈密片》,杜宏春整理:《陶模奏议遗稿补证》,第 259—260 页。
             ④  参见《奏为迪化府知府潘效苏委办行营营务恳恩开去知府本缺以道员归甘肃新疆补用事》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408002974。
             ⑤  《委道员潘效苏办新疆东防营务处片》,杜宏春整理:《陶模奏议遗稿补证》,第 260—261 页。
             ⑥  《添调马步进扎安肃等处折》,杜宏春整理:《陶模奏议遗稿补证》,第 261—262 页。
             ⑦  董福祥自东进甘,经庆阳、平凉、固原时,探知河州、西宁等处回民军兵源多来自陇南“汉回错处之地”,认为整顿地方是稳
          固后方的有效措施,也是针对前敌战线的釜底抽薪之法。 董氏奏折具文中对待地方的态度与办法,与西北督抚之间有着显著思路
          上的差异。 参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115 辑,第 828—830 页。
             ⑧  从李鸿章回信可知,陶模认为董氏的战前准备不足,且注意力全注于战事,对地方社会缺乏通盘筹划。 李信回复云:“回
          氛愈炽,西宁已危。 董提督前有电来,犹云无甚足虑,视事太易,诚如来示所评。 花门种族繁滋,风气齐一,阳关内外,声气相连,滋
          蔓难图,燎原可惧,西陲镇抚,实恃荩筹。”参见《复新疆抚台陶》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顾廷龙等编《 李鸿章全集》 第 36
          册,第 85 页。
             ⑨  《光绪朝上谕档》第 21 册,第 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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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劳德祖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1 册,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526 页。

             I  以赈济为例,光绪二十一年陕甘两省出现灾荒,战争进一步使西北产生大量难民。 据杨昌濬当年所上请款赈灾折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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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省九月已有二三十万名难民。 经与甘肃司道合议,杨昌濬向朝廷提出请再拨款 20 万两,其中由库存粮草变价项下先支 16 万两,
          驿站扣留项下取 4 万两,截留部分二十二年甘肃新海防款项,再有各属变价未尽粮内提取 20 万石粮。 除了赈济外,对比董氏与陶
          模、魏光焘等督抚在战时的上奏言事内容,两者职权间的分野清晰可见。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31 辑,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580—5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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