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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成 / 光绪朝“乙未河湟事变”与晚清西北治理体系的权变

保障,为中央政府争取决策时间。 新疆省在战争中向陕、甘提供了兵械援助,以及信息收集、处理、
分析等多方面的支援。 新疆的调度布置虽然起效于战争收官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番措施为
陕、甘两省分担了战时压力,在维护地区安全过程中发挥了协辅作用。 其三,新疆省在战略纵深上,
可为战事提供缓冲的空间,留有回旋的余地。 同时,新疆为清廷的战争善后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与可能性。

结语

1895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年。 清廷在东疆、西域各有大战,对于清政府而言,这两场战
争无疑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陕甘河湟事变处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聚焦效应之下,长久以来未受
到充分关注。 透视清廷因应陕甘河湟事变的过程,不难发现该事件具有显性与隐性两重特性,分别
从两个维度深刻影响了晚清西北地方发展及边疆治理方略。
从其显性特征而言,陕甘河湟事变引发的战争,对陕、甘、新三省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 按照
战后陶模给清廷上呈的战争支出清单,仅甘肃省军费支出已高达 636 万余两,结合董军、湘军以及
新疆等地的军饷,战争直接支出总和接近 1000 万两白银,间接花销更不胜统计。 ① 对比中日甲午
战争 6000 万两与左宗棠保疆年均 1210 / 1300 万两(常年/ 闰年)的军费支出,可看到陕甘河湟事变
的客观影响力。 ② 西北督抚为了平息事端,维持西北大后方的稳固,不得已采用战时权宜之计。 西
北地方由此积压大量战争善后工作,如遣散增募军队、恢复战地民生、加强地方管控力度等问题。 ③
如何将治理重心由战时管控重新扭转回日常治理,并促进西北诸省跟上内地发展的步伐,成为清末
西北督抚考虑的头等要事。 将河湟事变置于晚清长时段内,可以发现该事件前接光绪初年西北治
理体系讨论,展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及其形成落差的成因。 战争产生的延续性影响及其后
续解决对策,则呈现了清末西北地方治理主线问题。
从其隐性特征而言,西北治理体系随着河湟战争进程发展及态势转变,呈现出应时权变的动态
变化状态。 战争爆发阶段,甘省乱象折射出体系预设的运作逻辑以及地方治理实相。 战争发展阶
段,治理重心的辗转反复,凸显体系运行限度内存在自我调适的空间。 战争收官阶段,新疆省的积
极参与,彰显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双向多维联系。 在晚清国家的视域之下,西北治理体系的权变,
体现出边疆在人、地两个层面的新价值。 就人员而论,新疆官员的军政活动领域不只限于边疆一

① 参见《奏报甘肃河湟军需用款请先行饬令立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142627;
《奏为造报光绪二十一二年甘肃关内各军收支正杂各款恳恩饬部核销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宫中档奏折,408003121。
② 甲午之战按照吴廷燮的估算,“中日之战役约五六千万两”。 刘志坚考证,清廷筹集 6009 万两,战费支出 4465 万两。 周
育民估计甲午实际支出,在亿两以上。 参见吴廷燮《清财政考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 20 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75 页;刘志坚《甲午战争清廷筹款考析》,《福建论坛》1994 年第 8 期;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
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8 页;《户部(阎敬铭) 奏议复新疆官制兵饷屯田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2 册,第 290—355 页。
③ 清廷战后饬令董福祥酌留 20 营兵力,用以重整甘肃地方营务,甘肃军队系统内又有新势力参入。 与此同时,甘肃、陕西
正处于裁兵腾饷的阶段。 陕甘财政如何能支,是陶模履任甘督后面临的首重难题。 此外,西北地方军队的巨额开销以及裁撤进
度,在光绪二十三年已经引起管部大臣宗室麟书、户部尚书翁同龢等人的不满。 从陶模所上西陲善后情形来看,地方管控仍然面
临严峻的形势。 御史宋伯鲁在光绪二十三年上折请及早筹办地方后续管控。 上述多重问题环环相扣,延绵日久,清末西北治理主
线问题由是可见。 参见《筹商河湟善后情形片》,杜宏春整理《陶模奏议遗稿补证》,第 379—380 页;《奏为冗兵耗财过巨宜大加裁
汰以纾饷力由》(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138005;《奏陈回匪逆焰难熄宜早设法筹办》(光绪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13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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