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的西北工业建设战略
2017-07-02 10:13:15  来源：中国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前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日本大规模侵华野心的逐渐暴露，国民政府筹划实施了西北工业建设战略，该战略的核心目标与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对此学界有一些关注，但多侧重于西北开发过程中某一具体项目的考察，从国家工业化战略层面审视的相对较少。本文着眼于国家战略视野，拟就此作较为详细的梳理与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西北工业建设战略的实施背景与基础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尽管有发展道路与模式的不同和差异，但走向现代化是必然的选择与趋势，而工业化又是其间最为核心的内容。为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把国家工业化作为其重要的施政目的及战略任务。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制定了国民政府经济建设方案，侧重工业建设，1932起开始积极施行，并把西北作为重要区域。1933年8月，华侨实业协进总会会长谢复初呼吁:西北宝藏丰富，应投巨额资金，振兴实业，以“树远大之计划”。1935年12月4日，国民政府制定《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明确提出:“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之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同年12月，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交《西北经济建设案》，就西北发展煤炭、石油、钢铁、机械等重工业及举办化学工业、轻工业、制药等计划进行了详细说明，希望国民政府从速办理，以“适应国家环境之实际需要”，进而“充实民族之力量”。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发表意见:“西北各省对于煤炭、石油储量甚为丰富，诚非过誉，所主张分别设立国营公司着手开采，于国防方面亦甚关重要。”因此，“利用西北经济资源从事西北国防准备，诚属规划周详，用意深远。”吸936年1月，军政部长何应钦指出:“陕省矿藏丰富……吾国军需工业正在萌芽，倘能照该主席之建议，在陕建立一军需工业基地，则于将来国防前途，实深利赖，’，并主张应“先开发毛织工业为宜。"1936年11月19日，实业部长吴鼎昌责令该部就西北重工业计划，会同全国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关系机关“从速核办。1938年初，国民政府拟定《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明确工业建设为经济发展重点。1938年6月，经济部要求速定西南、西北及江南经济轻工业开发的计划及其程序，并就西北等地轻工业的设厂地点及种类进行了规划，要求“分作战时三年、战后五年两个计划”来进行。勺939年1月26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治案》，要求西部各省的工矿等业加速发展。1942年9月，第11届中国工程师学会及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在兰州举行，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发表演讲:“建设西北是建国的核心，也是建国的发韧。”叭942年8月17日，蒋介石在兰州发表讲话，强调:“西北建设，百废待兴，大家只要立定志愿，下定决心，即不患事业不能成功!”1942年11月24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明确西北为抗战建国根据地，其中工业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对于战后的西北工业建设如何进一步发展，国民政府在《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中从国家整体战略高度予以通盘考虑，认为:“本区经济经战时之积极发展，已可自成一经济区域。”规划在战后:陕西之煤炭及甘肃之石油，藏量丰富，应进一步发展;轻工业方面，除棉毛工业外，应发展皮革业及乳肉业。特别强调，新疆地区经济情形特殊，除石油工业外，应特别发展小规模之民生工业。

　　总之，抗战前后随着西北战略地位的凸显，西北工业建设受到了朝野人士的高度关注，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把西北地区作为其实施工业化的核心区域。其故安在?

　　第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加强与发展西北工业建设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早在1928年北伐成功后就有人呼吁“开发西北”，但由于情况复杂，加之政府无暇西顾，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国人足够而普遍的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规模侵华的野心已全部暴露，中日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这不仅在中日两国政府及领导人心目中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舆论普遍认为:“建设西北，确为中华民族的出路，国人万不可因东临侵略的表面缓急而转变加紧建设西北之态度!要彻底觉悟，勇往直前。”妙而中国之所以要遭受日本的侵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落后与国力疲惫，“据海关统计，每年人超竟达五万万元以上，此种巨额款项之流出，遂使上下交困，举国忧贫，故欲解此种羁绊，惟有以政府力量移结海岸之资本作内地生产建设之用”，否则“一旦有故，精华岂不尽失?淞沪之战，至足寒心。”叭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惨重并丧失了东南沿海及中部的若干城市，整个中国东部都已无可避免地处在战争阴影笼罩之下。在此情况下，西北成为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故国民政府对包括西北工业建设在内的后方战略进行了筹划与实施，由此西北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后方工业建设的重任。

　　第二，西北培养与积蓄了工业建设的急需人才。经济建设人才是关键，正如时人所言:“在工业化西北经济建设中，必需大量专门技术人才，始克济事。’，然而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地痔民穷，教育落后。为此，抗战爆发后为了发展西北高等教育，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命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之后，教育部又拟定平津沪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明确其目的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并要求“该校各院逐渐向陕甘一带移布。”西北联大成立后，1938年7月与1939年9月两次分置，分别设立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及国立西北医学院等五校。至此，各校办学方向、办学目标更加明确与集中，并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综合等门类较为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西北工学院是当时国内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的工学高等学府，有土、矿、机、电、化、纺、水、航、管9个系科，抗战期间培养学生2222名，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在西北的各条工业战线工作。而1937-1946年西北联大共培养毕业生9257名，52为西北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培养与积蓄了大量优秀人才。

　　第三，西北蕴藏有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丰富矿产资源。近代以来，西北地区之所以长期贫穷落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没有把天然资源变为经济优势。其实，广裹的西北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西北煤炭储量非常丰富，“陕西一省即达九百余万万吨，约占全国总储量(三千余万万吨)1/3。他如甘绥两省所藏，亦有两百万万吨之谱;新疆所储，虽无确实统计，而每年所产，亦不下十万万吨;宁夏每年约产六千余吨。”另外，“陕北及陕中各县几于无处不有煤矿。; zo煤炭之外，西北的石油储量“当有绝大希望”，“其中陕西省油田位于省北部延长、肤施、延川等县。”此外，甘肃、新疆均有发现。“甘肃油区分布地带，则西起敦煌、玉门，东至酒泉、张掖、山丹等，面积甚广。”“新疆油区在库车、新乌苏、绥来、迪化、塔城诸县，与俄属土耳其斯坦之弗克纳油田相接。其它如陕西关中所产“棉花、小麦、菜籽、懈树皮、石墨等，对于棉纺织、面粉、植物等项工业均有大量发展可能。”而宁夏省“其盐、碱、羊毛均质美量宏。”妙青海省“铜、铅、煤、铁、盐碱、石膏、硼砂、硫磺、石灰石等项，气质均甚佳，尤以盐产为西北各省之冠。”新疆除石油外，“地沥青、羊毛、驼毛、牛皮、奶品、肉类、蚕丝、煤、铁、铜、铅、钨、钥、秘、硼砂、硫磺、石膏等，其质量均为陕、甘、青、宁各省之冠。; x}西北地区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享赋，为工业建设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西北工业建设战略的规划与实施

　　在上述背景下，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工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规划与构想，并付诸实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矿产及重工业。矿产及重工业建设，一方面关系国防建设，一方面为一切工业之基础，可谓立国之命脉，国民政府予以高度重视、积极推进。鉴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危难形势，国民政府认为:“我国为发展产业上最重要之基本工业，如钢、铁、铜、煤、石油及机械制造等重工业，未能确立基础，乃不得不先谋国民经济之发展，以裕民生，而厚国基。"1935年11月5日，国民党第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通过《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强调:“重工业为各种工业之母，其重要性殆驾其他工业之上。”省抗战全面爆发后，进一步重申西北等内地建立重工业之重要性:“其设置地域，向重防守较固之内地，期成为国防基本工作。”勿并在《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特别指出:“政府除保全原有生产力之外，更应创造新生产能力。吾国重工业及基本矿业之创造，抗战以来，未尝停顿，此后计划进展较前应愈为积极。”勿在上述一系列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着手最早的是西北石油矿的调查与开发工作。1934年，国民政府即在延长油矿的基础上，组建了陕北油矿勘探处，1935年改名为“延长石油厂”。战时国民政府“致力最深者”，可谓甘肃玉门油矿之调查与开发。1941年8月，国民政府在国防工业三年计划大纲中明确指出:“汽油生产主体为玉门油田”。翻938年，资源委员会开始投资勘探，1941年3月成立甘肃油矿局，大量开采，建设炼油设备。1944年，汽油产量已突破400万加仑，煤油亦达200万加仑，而“实则其生产能力，尚不至此。”新疆之乌苏油矿原为苏联经营，1943年国民政府交涉收回，由资源委员会接办，每月可产汽油3万加仑，“足敷地方需求”o_为解决战时西北工业动力问题，1939年陕西省政府与陇海铁路局共同集资开采同官煤田，这是陕西及西北唯一大型现代化煤矿。1941年，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还合资兴建永登煤矿局。

　　西北的机器制造业，随着国民政府西北工业建设战略的实施，在抗战前后逐渐兴盛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1930年，杨虎城主政陕西后对原陕西机器局进行整顿改造，亲自兼任局长。1933年，新疆盛世才从苏联进口各种机床7台，使得新疆机器局既能生产军火，又能进行机械制造。1937年6月，实业家韩威西在西安创办了西京机器修造厂，职工达300余人，各种机床20多部，是当时西北地区商办机器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及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业的开辟与发展，西北的机器制造业更是突飞猛进。1938年在陕西成立陕甘工厂，1939年成立建国机器厂，1940年成立西北机器厂及洪顺机器厂，1941年成立建中机器厂，1943年成立伟中公司西安机器厂。1943年，陕西共有机器制造厂57个，较战前增长3倍，占全省厂矿数的23%;资本772万元，占全省总额的1/9;工人数则占全省的1 /6 0'j`'另，甘肃、新疆、宁夏等地机器制造业也有发展。如1941年9月15日，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共同成立甘肃机器厂，该厂创始时计有机器112部，工具母机48部，“嗣经向国内外添购多种设备，始臻完善。”1945年，该厂计有车床、铣床、钻床、刨床共48部;造币机器设备28部，铸造设备5具;公用股锅炉房、水泵机器10部;电镀电焊机器3部;其它机器23部。岔由此可知，西北基本形成了从纺织机械到矿山、水利、化工、造纸、印刷、面粉及汽车配件等较完整的制造体系。

　　基于国防及工业发展的考量，西北的化学工业在“九一八”事变后也开始创建。1933年，在杨虎城倡导下于西安建成硝酸、硫酸及盐酸炉各一座;1935年，陕西省政府集资筹办了西北化学制药厂，可生产药品500余种，一些药品后来供给陕甘宁边区，一些还打人国际市场，成为当时西北最大的机制药厂。此外，陕西省政府于1936年拨款70余万元，在咸阳开办了西北首家酒精厂—陕西酒精厂，月产酒精3. 6万加仑。柳1937年7月后，资源委员会与中国银行、交通部及甘肃省政府合办甘肃水泥公司，又在徽县创办甘肃酒精厂，平凉创办中央、新民酒精厂，1944年，甘肃共生产酒精10万加仑。这些酒精厂对于抗战时期各项工矿事业之缔造建设、维持战时经济及作战力量的支持，贡献巨大。

　　电力事业是一切工业建设的原动力，对此国民政府大力扩充。1928年，成立中央建设委员会，主管全国电力事业。该委员会一面制定各项相关法令，一面勘探与创办电厂。1936年1月，中央建设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合资30万元筹建的西京电厂正式发电。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调整中央机构，建设委员会归并经济部，电力事业由资源委员会主办。资源委员会派遣水利勘察总队，于西北、西南各省测勘40余处，在此基础上，1938年成立兰州电厂，1939年成立汉中电厂。，1941年，新建玉门电厂，筹建西宁电厂。1945年，又在徨水建成水力发电处，由此揭开了黄河水力发电的第一页。总之，到1945年，陕、甘、宁、青、新西北5省的发电总容量达4852千瓦，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后方工业建设的能源需求。

　　第二，积极支持轻工业建设。国民政府在《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中指出:“我国轻工业近来略具萌芽，惟所需机械及金属原料，十九购自国外，产业失其独立，致受外人挟制，前途殊为可虑。”岔故国民政府对发展轻工业格外重视。1938年3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指出:“在抗战时期，前方将士一切需要，固应充分接济，而后方民众之日常生活所必需，亦应由国内设法供给。强调了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性。发展轻工业在战时西北又首推棉纺织工业与面粉加工业。

　　在国民政府西北工业战略的政策感召下，纺织业发展尤为迅速。1934年4月，原设在石家庄的大兴纺织厂，主动顺应国民政府开发建设西北的潮流，在西安设立第二分厂，并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于1935年在西安设立新厂，1936年开工生产。随后，武昌裕华纺织公司在大兴纺织厂的西安分厂投资50万元扩股，改名为大华纺织厂。该厂机器设备先进，纱布质地优良，其产品享誉西北、西南。到1937年，纱机增至2. 5万锭，布机达到820台。1939年，盈利达467万元，比开办当年增长22. 6倍。渺1935年，西安创办申华毛织厂，这是西北第一个毛织工厂。1936年，河北省民生工厂在西安建立分厂，安装提花机14台，主要生产毛毯及线毯。抗战爆发后，荣氏集团又将申新四厂从汉口迁至宝鸡，设立宝鸡分厂，1939年8月正式投产。其它迁来的工厂还有震寰纱厂、成通纱厂、湖北官纱厂、东华染厂、善昌新染厂、德记布厂等10多家。此外，战时陕西还兴办了西北毛织厂、实验毛织厂、西北实验公司毛织厂等。据统计，截止1945年1月1日，陕西共有各类纱厂10个，纱锭71872枚(其中4000未开)，布机903台(其中53台未开)。这样，抗战前后西北的毛纺织业迅速兴起，形成了以陕西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带。抗战时期新疆在迪化、塔城、伊犁等地也建立了纺织厂，约有6. 6万纱锭o_青海、宁夏、甘肃等省也建立了一些毛纺织企业。这些纺织工业的创办，对于满足军需民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粉工业的重要性是战时仅次于纺织业的轻工业。抗战之前，全国有百余家面粉厂，其中主要集中于华东及华北，江苏最为发达，次为山东、河北，而广大的西北地区寥寥无几，相对落后。抗战前后，随着西北军需民用面粉的需求大幅增加，国民政府大力发展面粉工业。1935年8月，实业家苗星垣在西安开办成丰面粉厂。1936年4月，河南信昌洋行在西安兴办华峰大型面粉厂。同时，西北地方政府也投资兴办了一些面粉企业，如陕西在西安北广济街设立成东面粉厂、东升面粉厂等。1941年起，甘肃创办了民营兰州西北面粉厂、雍兴兰州面粉厂等4家，其中雍兴公司兰州面粉厂规模最大，1941年11月开办，资本500万元。该厂重要设备有面粉机1部，锅炉引擎各1部，电动机3部，此外尚有洗麦机、筛麦机、打麦机等，年产面粉15万袋。宁夏、新疆也先后开办过两个面粉厂，新疆的面粉厂设在伊犁，日产面粉1100公斤，约500袋，其中3/4销往迪化。i:}战时迁人西北的面粉工业主要集中于陕西，其中有汉口福新面粉厂、河南课河大新面粉厂、河南临颖大通打蛋厂、郑州农丰公司豆粉厂、许昌和合面粉厂及三泰面粉厂、青岛同兴面粉厂和仁生东制油厂等8家企业，加上陕西地方政府创办的面粉工业，战时陕西共有25家面粉工厂(含4家机制米厂)，占到西北30余家的80%以上。1942年，陕西机制面粉已经占到国统区产量的一半，其中登记的16家工厂总资本由战前的不足100万，猛增到7274万元，增长70多倍。

　　与此同时，抗战前后西北地区的火柴工业、制革业、造纸工业、烟草业等也在政府的支持下兴盛起来。

　　第三，进一步加强与扩充手工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作为轻、重工业重要补充的手工业予以高度重视。1935年12月，在制定《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第17条中指出:“各种手工业之具有特殊效用者，政府按照各该手工业营业情形，予以鼓励改进，以备救目前机械生产之不足。"'-''1938年3月，国民党在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中又强调:“农村手工业应提倡促进。内地生产应使大多数人民皆能各尽其力。新式工业因动力及运输之必要，不能不集中于若干区域，且因管理之便利，工人工作势须有一定时间。农村手工业则可利用农业余闲，且可分在各地。”而“对于工作方法，政府当妥为指导，促其改良。”国民政府还先后颁布《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令，鼓励手工业发展。

　　在国民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西北的手工业及作为家庭副业的农村手工业蓬勃发展。矿冶业方面，到1942年，陕西采用土法采矿冶炼的铁矿厂有50多家，铁矿石产量由战前的800吨增至1800吨，冶炼生铁2000吨。i青海省的铜矿较为丰富，主要分布于大小柴达木、玛尼岭、乐都、八宝山等处，大部分采用土法开采。陕西的手工煤炭业1944年达到50多家，年产量68. 5万吨，较1931年增长2倍多。甘肃省的煤矿分布也十分普遍，全省69县中已发现储煤者达52县，估计总储量400 000 699吨，其中已开采者有10余县，年产煤约60余万吨，均采用土法开采。妙新疆省政府在资金上积极支持私人手工采煤，促使其快速发展。西北产盐自古著名，分布极为普遍，抗战前后西北食盐的生产进人鼎盛时期，其中甘肃、青海发展尤为瞩目。甘肃省1938年产盐64 000市担，1939年 787 000市担，1940年802 000市担，1941年678 000市担，1941年的产量与西北总产量1 049 000市担相比较，约占33%青海的盐以茶卡盐池及柯柯盐池之青盐及科鲁古、向日迭、玉树等地之红盐最为著名，据1943年调查，已开采者红盐年产400万斤，青盐年产约1000万斤。茶卡盐池最多，纯度最高，经化验纯度为97 %，每日可出盐数百担。储量估计10亿吨，按当时人口计算，可供全世界200年食用。

　　西北的手工纺织业，抗战前后在国民政府的倡导及军需民用剧增的情况下，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据调查，甘肃省的弹毛业自1941年兴起，当时设有3家弹毛厂，1942年增至5家，1943年增至8家，每家有弹毛机少则1架，多则16架左右，留弹毛熟品供给城乡纺织，产品主要有毛裤、毛背心、毛围巾、毛帽、毛手套、毛袜等。另外，这一时期甘肃各地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棉毛手工业也十分盛行，农民于闲暇时以手捻线，或用织褐，或用编衣，毛织业在各地蓬勃发展。在新疆，1940年后疏勒、于闻、洛甫、和田、迪化、阿克苏、伊犁、塔尔巴哈台、古城、莎车等地年产毛毯约6. 71万张。其中和田年产2. 2万张、洛甫1. 5万张。叭943年，“青海棉毛纺织厂筹备处正在试工，设备有足踏纺毛机50架，木制织呢机12台，工人47名，出品有毛毯、毛线、呢、布等”;另外“义源工厂在东关外(指西宁市—笔者注)，厂分二部，制军服、军鞋、皮革、呢、布、毛毯、地毯等，有工人及学徒约1 000名，多在日光下纺毛缝衣，纺织机皆为足踏及手摇，出品质地尚佳。”，之外，抗战时期陕西关中、陕北农村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也有很大发展，遍及城乡各地。

　　除以上外，抗战前后西北地区的粮油加工、手工造纸、手工皮革、手工制烟业、火柴业等也有相当程度发展。比如制烟业，仅甘肃兰州在抗战时期就有大小烟坊100余家，每年产量10万担以上。

　　三、西北工业建设战略的作用与影响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工业建设战略的筹划与实施，势必受到战争进程及战后局势发展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的“战时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仍存在不少问题，不仅开发程度较低，水准有限，就是较之同一时期的西南开发而言，也是有所不及的。”留但是，无论如何它给古老而广阔的西北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陕西之西安、宝鸡、汉中，甘肃之兰州等地都建立了各种现代工业。可以说，抗战前后西北工业战略的筹划与实施，不仅支持了长期抗战，促进了西北的开发与建设，而且改变了中国工业在地理上的分布结构，并对西北经济与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它改善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西北地区，尤其是甘、宁、青等省属我国山岳地带，向以贫痔著名，历代政府又以化外视之，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广大民众虽终年辛苦，但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抗战前后随着国民政府西北工业建设战略的实施，此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甘肃兰州“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应有尽有，非常充足。’，，在西宁，抗战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相当改变，表现出明显的“趋新”倾向，市民们的新式服饰如西装革履、礼帽旗袍等随处可见，地方党政要员、绅士也以穿西服为时尚。中学生几乎都是新式的装束。柳西北地区民众对时髦的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前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另外，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人，据记载，陕西棉花的收购价格也在不断上升。1938年秋，西安标准棉花牌价每市担26元;1939年秋，市价已达100元;1940年，市价继续上升，9月更由100元猛增到160元;1940年10月新花上市，棉价约在170-180元左右;1941年新花上市每担约180-190元，其后续升;1942年3月，已达450元左右，7月更由500元猛升至700余元。砂当然，棉价上升不可否认其间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致法币贬值的因素，但是战时军需民用的增加，从而促使对棉花的大量需求应是棉花涨价的主要原因。对棉花的急剧需求，反过来促使农民大量种植棉花，棉花的大量种植又使农民的收人与前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1941年以前，陕西棉麦比价格始终保持在1; 6至1; 7左右。}o故，这一时期很多农民放弃种植小麦而去耕种棉花，因为棉花的收人是小麦的6-7倍。针对陕西棉产业占优势的特点，陕西省政府还十分注意推广新技术来增加农民收人。1939年，“省政府筹设手工纺纱改进处，于三原、兴平、临憧、长安等县各设纺纱训练所，训练使用新式手摇纺纱技术，不少农民学会了这一技术，开始能够制造宽幅土布。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提高收人，改善了生活。

　　第二，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区。抗战前后，随着国民政府西北工业建设战略的大规模展开，既改变了西北经济较为落后的面貌，又使一批工业区迅速崛地而起，成为支撑抗战的稳固后方基地。当时形成的工业区主要有:(1)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主要包括西安、咸阳及同官矿区，建立了纺织、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制造、水泥、面粉、制药等工业，该工业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截止1943年，仅西安市有各类工厂约40家，砂而关中经济区的棉纺织工业，1943年底其厂家数、资本总额及动力设备分别占到全国的43% , 49%和51% o}同官矿区有同泰、同官、兴国、新华、协建等煤矿18家，砂其中同官煤矿是当时西北最大，也是唯一采用大型现代化工具开采的煤矿。(2)秦宝工业区，设在宝鸡城东十里铺一带，最初由林继勇于1940年冬来宝鸡视察时规划设计，之后国民政府经济部圈购民田7 000余亩形成。该工业区的厂矿，大都建设在陇海铁路两边，交通十分方便。1943年，工业区已建成厂矿企业8家，包括棉纺、机械制造、造纸、酒精、面粉等工业，主要有:申新第四纱厂及附设铁工厂，福新面粉厂，宝大酒精厂，民康棉毛织厂，维勤纺织用品制造厂，大新面粉厂，华兴铁工分厂及周洪顺机器厂等。.(3)甘肃玉门油矿石油工业区。甘肃玉门油矿是战时大后方新建规模最大的现代企业，全矿有技术人员631名，工人5097名，合计5728名。切该矿不仅在战时，而且对新中国工业建设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据记载，从1938年至1949年，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占全国同期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约占旧中国45年石油总产量的70%以上;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占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80%以上。付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4)兰州工业区，主要包括兰州市、皋兰、永登、愉中等县，建立了煤炭、电力、机械制造、纺织、化工、冶炼、面粉、皮革等工业。

　　第三，加快了西北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衡量指标。抗战前后，西北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带动了一大批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加快了西北城镇化的进程。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比如甘肃玉门、兰州，陕西宝鸡、咸阳、同官，宁夏银川，青海西宁，新疆乌鲁木齐等迅速崛起。兰州在抗战之前，城市建设陈旧且市区面积狭小。抗战爆发后，城市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市区面积不断扩大，由之前的16平方公里，发展到1942年4月的116平方公里，扩展了近8倍。并按照地理形势及实际需要，规划了商业、工业、学校、公园及住宅五区，还积极推进公用事业，设置洒水车、简易给水站、公共浴室及筹办公共汽车等，“兰市已由老式之形态，转变为现代化之都市矣。”姆一些古老的城市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进一步规划，重新焕发生机。如古都西安，在抗战时期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设计更趋向现代化。1937年3月，西京市政府建设委员会提出《西京市区计划决议》，该计划称:西京市区拟分行政区、古迹文化区、工业区、商业区、农业试验区、风景区等6区，并强调“工业区与古迹区，应先严定界限。”吸941年，西京市政府建设委员会又拟定《西京都市计划大纲》，对西安的道路、交通、市区之分区、公园及市区以外之新区等，作了明确规定，计划将道路分为五等，其中甲等路总宽约30米，乙等20米，丙等16米、丁等10米，通巷5米。抗战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河西四郡”日益繁荣，到1943年，“武威人口达34万，街道整洁，商业殷繁，以布正、香烟及百货之批发为主。”此外，一些小城市也随着工业的发展繁荣起来。新兴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西北传统城镇的分布格局，促进了西北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从而奠定了西北现代城镇发展的基本格局。

　　总之，历史是不容隔断的，我们既反对把历史碎片化、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又反对从逻辑出发裁剪历史。回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的西北开发建设战略，它既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西北战略地位的重新认识与评估，又是对西北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和全方位转换、升级，同时也是对近代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西北经济发展战略在某种程度上的悄然延续与发展，现实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2 1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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