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翰文
2018-06-15 09:29:03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人物生平

　　1904年春寒料峭，谢翰文出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今衡阳市耒阳城区)一个富裕家庭，为家中长子，其父希望日后能操翰成章，遂取名谢翰文，又名汉文，号鸿锡。7岁入本村私塾启蒙，1919年进县城读高等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衡阳新民中学(今衡阳市第六中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谢翰文深受影响，常与在衡阳读书的刘泰、黄龙飞等同乡好友相会聚谈，共同研读进步书刊，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逐渐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宏伟理想。每逢节假日，便组织大家上街演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学生中颇具影响。

　　1925年初，21岁的谢翰文从衡阳新民中学(今衡阳市第六中学)毕业返乡后，立即投身于耒阳革命活动，参加共青团组织。4月，中共湖南区委派唐自刚来耒阳任县委书记，谢翰文将唐自刚夫妇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宿，并替唐自刚抄写文件、传单。“五卅”惨案后，谢翰文和耒阳进步青年组织宣传队进工厂、农村、商店、学校进行宣讲，并印刷传单散发，控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同时，成立了“青沪惨案雪耻会耒阳分会”，谢翰文当选为雪耻会副会长。大会后，在雪耻会的领导下，县城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市、罢工、罢课，组织“仇货”查、禁队数百人，到城乡商店查禁日、英货。并把查出的数百担日、英货运至金中门外焚烧了。1926年，谢翰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青年团工作。“马日事变”后，谢翰文潜入桐子山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9月9日，谢翰文与伍中豪、谭冠三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11月，谢翰文在雅江、大河两地组织50多个农民起义后，把队伍拉到烟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湘南游击总队。12月17日，谢翰文领导游击队袭击了肥田镇，缴获民团步枪4枝，捕捉了江申甫等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1928年 1月，谢翰文根据县执委书记邓宗海的指示，去常宁水口山与矿党组织负责人宋乔生联系，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1月26日，谢翰文率领30多个武装农民，配合水口山工人先后两次夺取矿警队的枪100多支。2月16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占耒阳县城。19日，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谢翰文任县苏维埃政府特派员，负责领导桐子山地区农民武装斗争，帮助水口山矿组建了苏维埃政府。水口山矿工人武装与农民武装会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谢翰文任团党代表。1928年4月初，正是湘南莺飞草长的季节，谢翰文率部上井冈山后，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独立营，任营党代表。不久，被调任红四军二十八团书记官。下半年，谢翰文率部参加攻打永新城、龙源口等战斗后，因病入红军临时医院治疗。当敌集中3万兵力进犯井冈山时，他抱病找到彭德怀：“前方战斗如此激烈，让我参战吧。”彭德怀被他的坚定态度所打动，把他留在茨坪军队做秘书长工作。

　　1929年4月，红五军收复井冈山，部队进行整编，谢翰文调任四纵队党代表。他深入连队，发现十一连政治工作抓得非常活跃，便总结经验，在全纵队推广，使全纵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后来，时任十一连指导员的方强在回忆那个时期的工作时说：“谢翰文抓政治宣传工作，头脑敏捷，会抓典型;特别是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好，他开会作报告，没有一个不认真听的。”谢翰文在治军工作中，对重大问题有独到见解。1930 年，中央“左”倾错误领导曾下令红军主力夺取大中城市，组织全国暴动。谢翰文对此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他认为“搞全国暴动是一个盲动错误的口号”，并写了《纪念红色五月与我们在河西的任务》一文，在红军刊物《武库》第十四期发表。文章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形势等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这次师落河西，其任务是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使赣江两岸打成一片，迅速夺取吉安赣州乃至争取江西省先胜利。”批判了“左”倾盲动，帮助了彭德怀正确执行毛泽东作战方针。

　　1929年6月，红五军和红八军在湖北大冶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谢翰文任红三军团秘书长。7月，随部参加攻打湖南长沙。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县城。为扩大这次战役的影响，谢翰文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利用皇仓坪国民日报馆，出版《红军日报》。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于29日出了第一期《红军日报》，一时轰动了社会各界。对红军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就连当时的《大公报》也惊呼:“红军在戎马倥偬之际，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微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乎。”《红军日报》上所发表的总前敌委员会的布告、命令等，也大多出自谢翰文之手 。8月，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在浏阳永和同红一军团会合，成立第一方面军，谢翰文仍担任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这时，部队兵员比以前扩大了6倍，致使部队中的党团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等暂时不能跟上。谢翰文便在总前敌委员会议上提出：“加强部队政治宣传教育工作，是当务之急;要使全军干部提高认识，各级领导应做出表率。”他同军团直属队党支部书记张平凯商量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军团长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上行下效，部队党团工作很快得到发展 。

　　1930年，谢翰文兼任红五军第三师政治委员。到任后，向全师政治宣传干部提出：“把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做到战士身上去!”红军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出身农民，文化水平很低，科学知识贫乏。在攻占敌占区后闹了不少笑话，出过一些问题。比如：缴获敌人的收发报机，听到收报机上还在“嘀嘀嘀……”地叫，就恼火地边用枪托砸、用脚踩还边骂：“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硬是把收发报机砸烂才解恨;攻进白区银行，只懂得保护黄金、银元，看到国民党的钞票，便认为是“反动钞票”，废纸一般，撕的撕，烧的烧，当垃圾处理掉，不知道这些钞票还可以到白区买部队急需的药品、物资，致使白白地损失掉。彭德怀等部队各级领导都深刻体会到: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此，部队领导强调要加强部队文化教育。彭德怀以身作则，作出榜样。请谢翰文当老师，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每次到宿营地时，谢翰文就把书本和纸、笔、墨、砚准备好，等部队其他干部、战士休息以后，彭德怀查铺、查哨回来再教他学文化。当时纸张既缺又贵，山区还买不到。彭德怀每次率部打下城镇后，就叫人上街买来一些便宜的草纸、箱包纸，用来写毛笔字，既学写了生字、生词又练了书法。在谢翰文的辅导下，彭德怀以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复一日坚持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慢慢能亲手修改或亲自起草作战命令、文书了。彭德怀带头识字、学文化，极大地促进了部队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当时识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识几个字的就当老师，叫做“能者为师”。为了能让大家识字，做到行军、识字两不误，谢翰文建议，行军中每个人背包上贴一两个字，大家边行军边认字，到了宿营地就互相测验，看记住了没有。为了进一步调动干部、战士识字、学文化的积极性，部队各级领导还将识字活动渗透到娱乐生活中。如：在墙报上开展识字问答，晚会上开展识字比赛;设立“识字岗”，不认识会岗哨上这个字的不能过这一道岗哨。这种带点娱乐性的识字活动，提高了大家识字的兴趣，收效很好。当时，正式上文化课的时间不多，很多时候是把政治课和文化课结合起来上。比如讲阶级斗争问题时，就把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剥削等写在门板上，结合政治识字。有时请有些专门知识的同志给大家讲些兵器常识、科学知识和卫生防病知识等，使大家增长见识 。

　　1931年春，谢翰文同师长彭鳌率领红五军第三师长时间隐蔽在东固地区达25天之久。部队严重缺粮，战士衣着不够，谢翰文便同彭鳌商量，发动师直属机关工作人员上山挖竹笋、野菜充饥，将节约下来的粮食送到连队去。他和师长彭鳌夜巡连队岗哨时，看到战士衣服单薄，便脱下衣服给战士穿。后来，谢翰文还规定连队晚上要给站岗的战士做御寒的姜汤，预防生病。首长的关心，激起了全师官兵的斗志。5月30日，率部对建宁城发起攻击，全歼守敌刘和鼎3个团。随后，率部参加了莲塘罗子沟、方石岭战役。为了充分发挥战场上对敌政治宣传作用，谢翰文组织战士用风筝载着宣传标语飘送到敌方阵地，还派出战士在阵地前喊话，有力地配合了战斗的进行。部队连续取得胜利，俘虏了大量敌兵。为扩大政治影响，根据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谢翰文主持召开师党委会，决定将大批俘虏释放。这件事遭到了“左”倾领导者的指责，说谢翰文“右倾”、“无原则性”。谢翰文坚持真理，据理力争：“这是按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办的，没有违背原则。”后来，有人把情况上报共产党中央，谢翰文被撤职，留在师政治部做一般的宣传工作。但谢翰文仍然踏踏实实地工作。开国中将方强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仍感叹地说：老首长谢翰文同志在中央苏区反一、二、三次“围剿”期间，因多放俘虏的问题，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虽然被降职使用，思想有情绪，但工作仍很努力，特别是在宣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34年10月，谢翰文率红三军团长征。除了做好一般宣传工作外，在长征路上，谢翰文还积极参加了“扩红”的宣传鼓动工作。“云贵川，川云贵，扩大红军有成绩。”在经过贵州贵阳、龙里一带的时候，谢翰文总是飞快地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看见路边有庄子，就走进群众家里，轻言细语地去做“扩红”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多新战士就这样被他招进来。4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发现前面的山坡上蹲着许多群众，远远的望着。谢翰文想发动他们当红军，立即迎上前去打招呼。那些群众见状，立即往山顶上退去。谢翰文向他们喊话：“掌柜，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保护干人(即穷人)，不拉夫，向你们来讲话。”结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站在了半山。开始，谢翰文对老汉苦口婆心地说了很多的话，但这位老汉充耳不闻。经过多番宣传之后，两人便一问一答地对谈起来。经过这位老汉的壮胆和敦促，那些退向山顶的群众又一哄而来。谢翰文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的大道理和工农当红军的重要性。一番宣传鼓动之后，陡然从人群中站出来一个青年：“我去当红军，谁同我去?”很快，又从人群中钻出四五个青年。4月21日早晨，红军经过兴仁县观音山时，谢翰文见到一个放牛的男人，便鼓励他去当红军。放牛的男人爽快地答应了。临行前，对妻子说:“我去当红军，对家里的伤兵要好好地招待。”原来这位放牛男人家中还收留着3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谢翰文做了许多的政治思想工作，获得红军官兵的一致好评。

　　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哈达铺，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长征胜利后，谢翰文被抽调到红军大学担任校务长。进校后，他忘我工作。开国少将汤池回忆说：“老首长谢翰文同志名为校务长，实际上是负责学校全盘工作。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精力充沛，既要负责秘书处、队列处、组织处的工作，还要管理全校师生员工们的吃、穿、住，尽管他工作很忙，总是能够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由保安迁至延安。第二期开学后，随着学员不断增多，校党委为了充实基层领导，谢翰文兼任学员十三队队长。以普通学员身份与学员们一起生活、学习和劳动，组织演唱组、出墙报等，把全队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不久，谢翰文调回校部担任抗大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决心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院长、时任宣传部干事牛克伦少将回忆说：“我们部长学习很勤奋，每天晚上大家休息后，他回到自己宿舍，点上蜡烛，身子靠在床头上，入迷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有时读到通宵。记得有一次，他向我们背诵《马列主义问题》，居然能逐字逐句的背诵一半以上……他的记忆力很强。”在宣传工作中，谢翰文特别认真地抓了抗大的宣传喉舌——校刊《伟大的事业》(后改为《抗大》)的编辑工作，他对每期准备刊发的文章，都要认真地审阅、修改。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竟昏倒在办公室。同志们把他送进医务室，他吞了几片药后又继续工作，直到校刊交付印刷后，才在床上躺下来。抗大开始一段时间，生活比较单调，为改变这一状况，谢翰文经常组织各队队员进行歌咏比赛、故事演讲、体育运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1938年，为活跃学员们的文化生活，谢翰文组建了 “抗大文工团”。缺少道具，谢翰文便号召团员自制乐器，他本人也制了一把二胡送给乐队。排练节目时，他亲自当导演。“抗大文工团”所演出的节目，深受人们欢迎，成为当时陕北地区著名演出团体。1939年6月1日，为庆祝“抗大”创办3周年，谢翰文举办了“抗大成绩展览会”，得到了罗瑞卿等校领导的支持。毛泽东、朱德亲临“抗大”，看完展览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谢翰文在政治宣传工作上的突出成绩，1939年被评为“抗大”46名先进政治工作者之一。

　　1941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军队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急需大批强有力的领导充实前线工作。谢翰文调任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在离开抗大的前一天，他还嘱咐宣传干事牛克伦：“要把我们的宣传搞好，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1942年5月，日寇出动五六万兵力对华北的冀中、太行、大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总部决定实行战略转移。5月25日，彭德怀、左权率领的转移队伍与八路军政治部、后勤部的转移队伍，不期同时进入了辽县南艾铺地区。此时，日军已发现了八路军的行踪，以重兵对艾铺一带进行包围。由于机关人员多，目标大，再加上作战兵力少，山区道路少，集体行动非常困难。彭德怀与左权、罗瑞卿、杨立三(八路军总后勤部长)、谢翰文等人经紧急磋商，决定分路突围。日军发现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后，便急速收缩包围圈，并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突围队伍进行轰击。当八路军干部、战士进村准备生火做饭时，村外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谢翰文即拔出手枪冲出房门，只见日军从村外围拢过来。谢翰文见敌人火力十分密集，知道村前路口已被敌人封锁住，便率领总后政治部的人员从村后突围。当冲出包围圈后，回头发现携带总后政治部文件箱的妻子王振东被敌人火力封锁在村中。他转身冒着敌人的弹雨冲进村里，搀扶已孕的妻子往村后撤退。可是，已经太迟了，敌人发现了他们，用密集的火力封住了退路。危急之中，谢翰文和妻子将皮箱中的文件取出塞进一户人家的柴灶里焚烧。这时，敌人拥上来。谢翰文和妻子双双被俘。当天，敌人将谢翰文夫妇及一部分被俘的八路军总后勤部工作人员押至太原城。日军得知谢翰文是八路军高级干部，便派特别审讯官专门负责审讯。但敌人从谢翰文口中一无所获。老羞成怒的敌人便对他施行酷刑，用刺刀捅穿其肩胛锁骨，用铁丝穿上，高吊在房梁上，脚下放一盆烈火，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英勇顽强的谢翰文没有屈服。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上报日军侵华总司令部，将谢翰文夫妇处死。他们傲然走向刑场。那一日，群山哭泣，大地同悲。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6-15 09: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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