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旗：艰苦奋斗、不计生死的优秀共产党员
2023-06-14 14:27:49  来源：湖北党史网 作者：王文珍  点击：  复制链接

　　曾国旗，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5年4月任湘鄂赣省委常委，后代理省委书记。1940年1月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1月6日病逝，终年54岁。

　　一

　　1889年11月4日，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区桂桥乡雅江大屋一个吴姓农民家庭里，诞下了一名男婴。这是家中的第—个孩子，全家人自然非常地喜欢。老实巴交的父亲吴伟甲，为儿子取名吴潘岳，同时又按照族里的辈分，取名吴继成。曾国旗是吴潘岳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后改的名。

　　曾国旗生下来就营养不足，长得十分瘦小。两岁后，家中又相继添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此时变得更加困难了。不识字的父亲希望儿子能有点文化，便想方设法凑了一些钱，送他进了附近的一所私塾。可惜只读了一年书，因交不起学费，他辍学了。

　　13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他家里。父亲吴伟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勤劳贤慧的母亲游氏，凭着纺织手艺维持家计。为了让儿子能有一技之长，便送他去学做木工。年幼体弱的曾国旗，每天拿着那把几斤重的斧头，十分吃力，但他非常能够吃苦，咬紧牙关拼命地干。由于他勤快，又肯动脑子，深得师傅喜欢，从师傅那儿学到了不少绝活，不到3年便以手艺见称乡里。他做出的家具、农具，既款式新颖，又省工省料，当地的人亲切地称他为“小鲁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平江城乡。进步知识分子李六如等人倡导成立的化装讲演团，从平江县城来到长寿街进行爱国宣传。曾国旗听了讲演团成员慷慨激昂的演说，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受到强烈的震撼。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力领导了工人运动。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平江最早的共产党人李六如、余贲民等在当地积极创办工人夜校，领导工人运动。当长寿区工人夜校开办时，曾国旗第一个报了名。他把做木工赚来的钱给工友们买来书籍、课本和灯油，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所学的教材，是李六如亲自编写的平民读本，通俗易懂，读起来琅琅上口。

　　“百物是由农工创造出来的。假使无农工，食就没有谷米，居就没有房屋，行就没有舟车，用就没有器具，无论何人，简直不能活命，故应尊重农工。”当曾国旗跟着老师高声朗读着平民课本里所写的这些句子时，心中泛起阵阵波澜。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感到自己腰杆子硬了，可以扬眉吐气了。

　　通过参加工人夜校的学习，曾国旗开阔了视野，懂得了很多的革命道理，特别是懂得了团结的重要性，认识到要反抗强权，工友们必须扎紧把子抱成团，群策群力。1922年春，曾国旗来到湘赣边界的平江黄金洞金矿做工，亲眼目睹了正在矿井里干活的十几名工人因塌方被活活压死的惨状，不禁心如刀绞，愤愤不平。他悲愤地说：“这哪是什么金矿，明明是活埋人的地狱!”从这以后，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工农大众闹翻身求解放而奋斗。他以巨大的革命热忱投身工农运动，并在实际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革命就要走共产党的路。

　　1926年春夏间，经方浩然、吴钦民介绍，曾国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6月，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北伐军先遣团由粤入湘。消息传来，中共平江地委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打倒军阀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宣传活动，从思想上为迎接北伐作准备。曾国旗积极参加了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

　　7月20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军阀吴佩孚派重兵扼守平江，构筑工事，埋藏地雷，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为了确保北伐军顺利向前推进，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首先消灭盘踞在平江一带的敌军。8月19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开始向平江进攻。

　　根据中共平江地委指示，早在北伐军入境前夕，曾国旗就在当地发动群众，参与组织了向导队、暗探队、破坏队、运输队等，枕戈待旦，随时准备配合北伐军作战。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打响后，曾国旗率领运输队积极参战，为北伐军运送粮食、子弹。北伐军攻占平江后，长寿区总工会组建了下属3个纠察大队的工人纠察部，曾国旗出任纠察部部长。在中共平江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带领纠察队员，同广大工农群众一道，捉土豪，斗劣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在革命洪流的熏陶中，曾国旗由一个穷苦木工成长为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

　　二

　　大革命失败后，曾国旗转入地下斗争，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而辛勤工作。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当局派出大量兵力向苏区发动了猖狂进攻。在反“围剿”斗争中，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急需补充弹药和修理枪械。1931年初，湘鄂赣军区决定，立即筹建湘鄂赣后方修械处和兵工厂，曾国旗被任命为后方修械处党的特支书记，随后又改任兵工厂政治委员。

　　曾国旗接受任务后，从游击队员中挑选了两名曾在汉阳兵工厂工作过的技术工人，又从苏区聘请了10多位有铁、木、五金修理经验的人员，组建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没有厂房，他们就临时搭了个茅棚子;没有原材料，他们就找来破铜烂铁;没有车、刨、钻等机床和铸模，他们就架起打铁用的铁墩，开动红炉，用土办法制造出各种简易机床，浇注各种模具。就这样，因陋就简，很快把湘鄂赣兵工厂建立起来了。

　　随着工人的不断扩充、设备的逐步完善，兵工厂不但能修理大炮、枪支等武器，还能制造手枪、花机关枪、手榴弹及其他弹药，及时保证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为发展苏区的军事工业奠定了基础。

　　1932年1月，湘鄂赣军区经理处负责人叛变，兵工厂交西南特委管理。因环境艰难，粮食及其他物资接济不上，特委要将兵工厂和被服厂解散。曾国旗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动挑起重担，与工人群众共同商议如何渡过难关。他对工人们说：“枪弹是前方战士的命根子，是夺取反‘围剿’胜利的物质保障。我们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能让战士手中没枪弹。”他领着炊事班，找来野草树叶，一连10多天，100余人每天只有8升米磨成粉，拌野菜汤度日。工人们一个个扎紧腰带，咬着牙坚持军工生产。

　　因积劳成疾，曾国旗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咳血，但他带病坚持工作。一天清晨，公务员小张发现他睡的草棚一角有一滩血，连忙赶到炸药车间，想将他拉回草棚休息，他却摆了摆手，不肯离开。坚持干到中午时分，曾国旗突然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战友们急忙找来野刺扎在他的人中上，他总算苏醒过来了。当人们要把他转移到后方医院去治疗时，他死活不肯，找来一些草药吃了，过两天又拖着病体到各车间察看。

　　为了对付敌人的袭击，曾国旗将青壮年编为警卫班日夜警卫，让妇女和其他人坚持军工和被服生产。他还与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系，相互配合。兵工厂的工人帮助地方党和游击队修理枪械，由游击队负责供应工人的粮食，终于完好地保存了两个工厂的人员和生产设施。由于曾国旗开展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带头吃苦，工人们深受感动，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100多名工人没有一个叛逃或自动离职的。

　　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曾国旗领导兵工厂工人想方设法，坚持生产，制造了一批枪弹，及时输送到前方红军战士的手中。

　　1933年春，曾国旗调任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土豪工作处政委。这期间，正是苏区反“围剿”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省级机关不断迁移，生活十分艰苦。没有住的地方，他拿起斧头，重操旧业，领着机关人员上山砍树，就地搭棚，在深山密林中安家;没有粮食、油盐、布匹等，他带领工作人员配合红军游击队，下山打土豪，从土豪手中筹集经费和物资。他有勇有谋，在抓土豪时，先侦察土豪的行踪，然后带着游击队员改扮成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堂而皇之地叫土豪们带路进山“清剿”红军。一到山中，即将土豪扣押。对待被捉的土豪，他从不轻易处置，而是按照党的政策和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答应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限定他们定时缴款缴物，然后再根据态度的好坏，分类作出处理，对于认罪态度好、按时送交钱物的，便及时把他们放回去。在他的感召下，不少土豪都给亲友写信，按时把钱物送到指定地点，争取宽大处理。就这样，土豪工作处为苏维埃政府筹集了大量的经费和物资。曾国旗也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中共湘鄂赣省委的表彰。

　　同年冬，曾国旗出任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主席。他办事公道，在工作中从不徇私情。一次，他到西南特委检查工作时，查出少数领导人违反党的群众纪律，奸污调戏妇女，在困难环境中动摇退缩，其中就有一个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乡好友。这位同乡求他从宽处理，但他没有答应，按照党的纪律作出了严肃处理。

　　三

　　1934年4月，湘鄂赣省级机关驻地江西铜鼓幽居、祖庄一带，被敌人重重包围。在主力红军第十六师掩护下，省级机关开始向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转移。六七月间，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干部在转移途中于龙门山遭受敌人6个师的袭击，损失惨重，仅剩下一营人，这就是有名的“六七月事件”。这一事件，成为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标志，意味着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几个月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龙门山失败后，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负责人辗转回到了平江黄金洞苏区。8月，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建红十六师，以平江、浏阳、修水等县为中心，领导苏区军民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

　　同年12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在黄金洞杨雀坦召开代表会议，曾国旗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

　　此时，为了尽快恢复、发展红十六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把扩大红军工作列为了当前苏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扩红战斗动员计划。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曾国旗深入各县作动员工作，很短时间内就在这些地区动员了37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平江黄金洞有个名叫易冰凤的老大娘，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军，临走时，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她只好把仅有的一条破床单交给儿子，儿子不要，最后母子各分一半，儿子带着半条床单参加了红军。曾国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报表扬了易冰凤大娘。从此，半条床单送子参军的故事在苏区广泛流传开来，极大地激励了人民群众的参军热情，在苏区掀起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当红军的热潮。当时，在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当兵就要当红军，背起枪炮打敌人，

　　不分官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

　　会做工的有工作，会耕田的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群众都欢迎，

　　无产阶级团结起，我们万众一条心。

　　在扩红运动中，曾国旗还根据他在各地考察的情况，及时向省委提议，推广咏生县开展后方扩红与前方消灭敌人竞赛的经验，并提出了“前线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的战斗口号，使扩红运动得以更加深入的发展。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湘鄂赣苏区东南8县扩红1200多人，西北各县扩红700多人，总共动员了2500多人参加红军，使遭到严重损失的红十六师又迅速发展壮大，由原来的3个营1000余人扩大到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八团3个团共3000多人，成为湘鄂赣边区一支威震敌胆的革命武装。

　　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长征后，湘鄂赣苏区的红军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苏区内比较大块的鄂东南、平(江)修(水)铜(鼓)、浏(阳)宜(春)万(载)等地区，也被敌人分割成若干块游击区。在三省敌人的不断进攻下，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曾国旗和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负责人傅秋涛、涂正坤等一道，领导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1935年4月，曾国旗当选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湘颚赣省委常委。后来，因省委书记傅秋涛到前方指挥作战，便由他代理省委书记，主持湘鄂赣省级机关日常工作。

　　这期间，国民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上，因此湘鄂赣地区敌军力量比较空虚。曾国旗向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建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组织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主动出击，打了好几个胜仗，不仅恢复了原来被敌人占领的苏区，而且开辟了一些新苏区，红十六师也发展到5000余人。这是湘鄂赣边区在3年游击战争时期比较兴盛的阶段。

　　1935年6月，蒋介石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等部调到湘鄂赣边区，会同湘鄂赣三省保安团，向湘鄂赣省级机关驻地平江虹桥一带大举“进剿”。湘鄂赣苏区又面临着严峻的局面。6月中旬，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向北突围，在通城麦市遭到敌人重兵堵截，损失惨重，后冲破敌人层层包围，重新回到平江黄金洞。这时，鄂东南、平(江)修(水)铜(鼓)、浏(阳)宜(春)万(载)等几块比较大的苏区，又被敌人分割。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战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

　　1936年后，敌人对湘鄂赣边区的进攻更为残酷了。他们由过去大举围攻，改为分兵、分期、分区的“清剿”。在“清剿”区域内，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所谓“囚笼”政策，50户以下的村庄建立一个碉堡，50户以上的建两个或两个以上，扬言要“车干塘里水，活捉塘里鱼”，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采用种种灭绝人性的手段屠杀苏区干部和人民。

　　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严重摧残下，老苏区断垣残壁，一片荒凉。苏区人民在流血，曾国旗心如刀绞。他和傅秋涛、涂正坤等领导人一起，为支撑艰难危险的局面作了大量工作。1936年3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紧急部署反“清剿”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首先对苏区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在1935年冬建立的平(江)修(水)铜(鼓)、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浏(阳)宜(春)万(载)、修(水)武(宁)崇(阳)通(山)、湘鄂边5个特委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精简，实行了军事化，加强了统一领导。将全省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特委和4个军分区，各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各县委书记是游击队或游击小组的领导者，一面领导打游击，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在军事上，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广泛组织游击小组，扩建10个独立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环境是极为恶劣的，严重缺衣少食。曾国旗以身作则，带头吃苦。有半年多时间，他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常常是以苦菜、红薯叶子、芭蕉蔸等度日。他和战士们一道同吃同住，战士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从不搞特殊。一次，公务员见他身体不好，便设法弄来一钵米饭和两个鸡蛋，要他单独吃，他却把米饭倒进了大伙吃的苦菜锅内，把鸡蛋送给了一个伤病员。机关干部长时间没有盐吃，曾国旗领着炊事员采来五倍子花泡水当盐吃。在山上，白天不能冒烟，晚间不能露光，曾国旗想了一个法子，叫炊事员利用山沟洼地，挖一个洞拐一个弯伸进去，在洞里用干柴煮野菜吃。就这样，曾国旗与他的战友们在湘鄂赣边区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迎来了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他们为革命保存了近500名党员、干部和390多名战士。

　　四

　　1937年12月，根据国共合作谈判的结果，湘鄂赣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抗日前线，曾国旗则奉命调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在徐特立、王凌波领导下，他夜以继日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经常陪同徐老到长沙市各处讲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当时，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来访者络绎不绝，曾国旗具体负责办事处的接待工作。他每天热情地接待各地来访者，耐心细致地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些国民党密探也装成来访者，到办事处打探虚实。曾国旗对这些人，按照徐老的吩咐，“门户洞开，来者不拒”，不仅使他们找不到办事处的岔子，反而让他们受了一次国共合作抗日的爱国教育。

　　不久，曾国旗兼任中共长沙市工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为了结识青年朋友，他以传授技艺为名，收下了十几个木工青年为徒，边传艺，边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还动员介绍他们去延安。经过这些徒工们的串联发动，前来通讯处报名去延安的工人及知识青年越来越多。当时经组织审查，从长沙输送到延安的青年就达数百人。

　　1938年春的一天，曾国旗接到地下交通站送来的一份紧急情报，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第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等30多名红军干部，已由江西押解到长沙陆军监狱。国民党当局认为乔信明等是共产党重要干部，不但不肯释放，还企图加以杀害。徐特立当机立断，即由曾国旗陪同，前往监狱探望这批干部，并将名单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通过反复交涉，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终于使这些同志得以尽早获释，重返抗日前线。

　　这期间，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收到了湖南各界捐献的大批衣物、药品、器械等抗日物资。曾国旗除加强保管外，还千方百计运往前线。他不顾劳苦，亲自找车辆，亲自押运。1938年夏，八路军驻粤办事处将宋庆龄等爱国人士捐助的大量药品、医疗器械及食品衣服等运至长沙后，曾国旗奉命组织有关人员负责保卫和转运到前方。他还经常来往于衡阳、南昌、武汉等地，筹集和分送抗日物资，有时一连几个晚上通宵达旦，守卫着这些抗战物资。

　　此后，曾国旗根据党的安排，前往长沙附近的铜官、靖港、丁字湾和湘阴的樟树港等地，发展党的组织，秘密组建了中共铜官中心区委，并任书记。中共长沙县委成立后，他又担任长沙县委书记。

　　1938年11月12日，长沙发生大火，千年文化古城付之一炬。曾国旗按照正在长沙指挥救灾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发动长沙地区党团骨干和进步青年，会同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抗敌演剧队员，组成善后突击工作队，投入了紧张的救灾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领头清理火场，抢救老弱妇孺。在一栋燃烧得正旺的屋子里，曾国旗一连救出了好几个妇女和小孩，自己的脸部却因此被烧伤。他带头救灾的事迹，受到周恩来的赞誉。

　　1939年2月，曾国旗受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派遣，前往衡阳负责整理衡阳县委。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于5月正式成立了中共衡阳中心县委，他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6月，任县委代理书记，负责领导衡阳、衡山县委和零(陵)祁(阳)工委的工作。在衡阳等地，他仍以游乡做木工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在群众的掩护下，他避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跟踪，一直没有暴露身分。

　　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湖南国共合作抗日局势大变。因叛徒告密，曾国旗的住处突然被特务包围。他临危不惧，一口吞下党的机密文件，拿起身边的斧头，从后门冲了出去。脱险后，他找到省工委，遵照党的指示，搭上了南去的列车，先到广西桂林，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帮助下，辗转3个多月，于1940年1月到达延安。

　　因积劳成疾，这时，曾国旗的肺病又复发了，不得不到干部休养所休养了一段时间。可是病未痊愈，他就要求组织上批准他去学习或工作。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他虽然只读过一年书，文化程度低，但学习非常刻苦，进步很快。

　　1942年，曾国旗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组织上送他去中央医院治疗。进院才几天，他就要求党给他分配工作，说自己不做事，心里就发慌。于是，医院党组织选他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很高兴，竟忘记了自己正在病中，全力投入了党的工作。

　　1943年1月6日，曾国旗因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54岁。在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致追悼词，对他革命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说：曾国旗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入党后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艰苦奋斗，不计生死，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对这位“革命的鲁班”更是念念不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6-14 14: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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