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屏江
2018-05-24 11:26:52  来源：中华英烈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屏江，原名金陵，字以行，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薛湖集一个士绅家庭。他自幼在本村读书，1921年秋永城高等小学毕业考入商丘河南省立第二中学，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北大，他有机会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革命书刊，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接着刘屏江随北大学生参加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参加了反对英、法、美、日、意等国在北京召开的特别关税会议等斗争，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的罪行，决心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27年，刘屏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夏，刘屏江北大毕业，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监印，秘密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1930年夏因不便隐蔽恐暴露身份，经组织批准返回家乡永城，任中共永城县委委员，以在本村小学教书为掩护负责交通联络和情报工作。

　　1931年春，按照中共徐州特委的部署，中共永城县委，广泛发动贫苦农民成立“穷人会”，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做好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并决定这一工作先在薛湖集一带搞试点。

　　刘屏江通过挨家挨户做穷人的工作，于4月的一天，在薛湖集山西会馆召集贫苦农民和小商贩开会。他讲道：“咱们穷苦弟兄团结起来，反对地主老财欺压农民。当长工的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钱;小商贩反对富商欺行霸市。目前正赶青黄不接，穷人挨饿的很多。咱们可以组织起来向富家去借粮，这叫做吃‘大户’。凡事都要有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叫穷人会。现在谁要参加穷人会就登记个名字。”

　　刘屏江这么一讲，与会者纷纷要求参加“穷人会”，绝大多数都报了名登记入册。刘屏江这时就宣布：“薛湖集‘穷人会’正式成立。”接着又大声说：“凡是现在揭不开锅的父老乡亲，明天先到我家领点粮食，给孩子做顿饱饭吃。”

　　“穷人会”成立会议结束后，刘屏江连夜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于是第二天穷人“借粮”就在他家开始了。

　　接着薛湖集成立“穷人会”的经验在全县得到推广，各地“穷人会”相继成立起来。

　　1931年5月初的一天，刘屏江来到永城县火神店北邵常庄中药店，与中共永城县委组织部长郭子化一起召开了县北“穷人会”首领会议。他对大伙说：“眼下离麦收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有许多穷人已经断炊了，咱大伙要想办法帮助这些穷弟兄度过春荒。”这时有人站起说：“就请刘先生给拿个主意吧。”刘屏江说：“主意倒有一个，不知大伙愿不愿意干?”“只要刘先生说出，咱穷弟兄一定听您的。”“对，对!刘先生快说咋干吧?”

　　刘屏江扫了大伙一眼，说出两个字“借粮”!

　　“借粮?向谁借粮?”

　　“当然向有粮的财主借啦。”刘屏江回答说，“不过，这次借粮是不用还的。”接着，他说出了“借”谁的粮，怎么个“借”法……

　　天黑了，十里八村的贫苦农民，五人一群，十人一伙，手拿布袋、笆斗等家什，从四面八方拥向陈楼，突然闯进大财主陈义的大院。陈义和几个家丁措手不及，被农民缴了械，关进屋里，农民们不由分说，打开陈义的粮仓，挖的挖，装的装，每人都以自己所能，将笆斗、布袋装得满满的，扛回家中。一夜之间，陈义的一仓高粱和一仓谷子被农民们全部“借光”。第二天，刘屏江又与肩挎药箱的郭子化一起来到王寨。当晚，王寨附近王老家村的大财主王安的两仓粮食又被农民们“借”走了。此后，永城各地不断出现农民集体“借粮”事件，农民们称之为“吃大户”。

　　时隔不久，麦子成熟了。刘屏江与郭子化又一起出发了。他们走村串户，一个卖纸笔，一个为人诊脉治病。所到之处，问寒问暖：“你们怎么不去拾麦子?”“你们应该大伙一起去拾，哪里的麦子长得好，就到哪去拾。拾时，要麦头不要麦杆，可以多拾些。”就这样在6月上中旬之交的十多天里，贫苦农民们或三五十人，或数百人，手拿布袋，没有布袋的就拿条裤子，扎住裤脚，集体拥向财主的麦田，……

　　1932年夏，中共永城县委鉴于永城农民种植大烟的很多，官府又加重了烟税数额，农民怨声载道，县委决定发动农民开展反抗烟税斗争。麦收刚过，刘屏江就开始走村串户“卖纸笔”了。6月中旬的一天，薛湖一带的农民在刘屏江等率领下，数千人手拿杈把、扫帚、扬场锨，高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拥向山城集国民党区公所。区长陈金新及所有官员闻讯吓得躲藏起来。愤怒的群众将区公所砸个稀巴烂。同时，县城周围的群众在盛税堂等领导下，包围了县城，砸开城门，拥进城内，迫使县长熊文煦当众焚烧了烟税征收登记册，免除了当年的全部烟税。

　　接着，由于中共徐州特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制永城、宿县、萧县等中共组织发动武装暴动，使基层组织暴露出来。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刘屏江冒着生命危险安排中共党员疏散隐蔽，许多党的骨干在他安排下转移到外地，为革命保存了一批力量。而他却因没有及时转移遭国民党永城县军警逮捕，关押在永城监狱。后又押解到开封河南监狱。国民党对他酷刑严讯，软硬兼施，逼他自首反共。但他宁死不屈。一次，狱长逼他写自首书。他即喝令“拿纸笔来!”狱长喜出望外，急忙令人拿来笔墨纸砚，磨墨展纸。刘屏江随即饱蘸笔墨，“刷刷刷”一气写了几张纸。只见上面有的写着：“国民党政治黑暗，官府腐败，独裁卖国，践踏民主，欺压百姓，决没有好下场!”有的直接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狱长看了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大喊：“枪毙!”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斡旋，国民党河南省当局便以“共党要人”、“豫东匪首”的罪名，判以长期关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刘屏江才被释放出狱，返回永城原籍。

　　1937年11月初，刘屏江作为永城中共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在萧县黄口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根据特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永城县工作委员会，刘屏江任书记。工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关系，公开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协助国民党永城县县长鲁雨亭成立了永城县民众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刘屏江等工委成员皆被选为委员。刘屏江还被徐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任命为永城民众运动指导员。

　　为了培训抗日骨干，县工委即以“动委会”名义举办了有180余人参加的抗日青年训练班。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等均在青训班任教，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李宗仁的《战时七项禁令》等。军事教官由国民党永城县保安大队长郭鸣棠担任，此人系国民党CC派分子，思想反动，仍大讲“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共论调。刘屏江发动学员开展驱郭斗争。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打倒破坏抗日分子郭鸣棠”、“驱逐郭鸣棠出永城”等大字标语。第二天，刘屏江找到县长鲁雨亭，坚决要求撤换郭鸣棠。鲁雨亭全力支持抗日，不几天便以郭鸣棠“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为名，上报李宗仁将其撤职。

　　根据抗日救亡工作需要和特委指示，刘屏江等又通过县长鲁雨亭以青训班学员为基础组成抗日工作团，分赴各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工作团在乡下集会演讲，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剧，组织抗日联庄会，反对土豪劣绅恶霸，清算联保主任和保长的账目，改选撤换民愤较大的保长。刘屏江则日夜往返于各区，指导工作团工作。工作团在乡下仅月余时间，全县500多个保长被撤换300多个。

　　然而，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却引起了一些顽固反动分子的恐慌，国民党永城县党部书记长，CC分子赵铁卿与地方反动势力王鸣岐、侯海若、蔡紫若、郭鸣棠等相勾结，策划阻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联名上告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诬蔑工作团在乡下“宣传赤化”，“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省党部立即责令鲁雨亭“克日解散工作团，解散动委会”，“并听候处置”。

　　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刘屏江等奋起反击，他与王卓然一起徒步赶到商丘专署交涉。他责问：“为什么解散工作团?抗日何罪?反霸何罪?”强烈要求保留抗日工作团。商丘专员李正涛回答：“此系省党部的指令，专署无权更改。”

　　刘屏江从商丘返永城后，立即召开工委紧急会议，研究了应急措施。

　　接着他们把工作团员全部召集到县城，刘屏江情绪激昂地讲话：“我们在乡下的抗日活动，引起了一些顽固分子的恐慌，他们到开封告了我们一状。省党部竟不分青红皂白，责令解散抗日工作团。我和王先生到商丘专署，要求保留工作团，他们却不答应。”刘屏江提高了声音，大声问道：“我们抗日工作团解散不解散?”100多名工作团团员异口同声：“决不解散!”接着，王卓然带头喊起了口号：“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战到底!”

　　刘屏江接着说：“同学们，王先生我们几个商量了，此处不讲理，自有讲理处。永城在军事上属于第五战区管辖，河南省党部不讲理，我们就到徐州去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对!对!到徐州找李宗仁去!”大家情绪激昂，恨不得马上赶到徐州，得到李宗仁的支持。鲁雨亭亲笔修函给李宗仁，并捐助100块银元支持。

　　次日一早，刘屏江与王卓然、王更生、陈建平率领100多名学员出发了。他们高举着“永城县抗日救亡队请愿团”的大旗，徒步奔赴徐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请愿。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步行210华里，到达徐州九里山军营。

　　刘屏江等人不顾旅途疲劳，又赶到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找到了李宗仁的高级顾问、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次日刘汉川来到九里山军营，代表李宗仁对永城的抗日救亡工作表示坚决支持。当天下午，李宗仁又在司令部接见了永城请愿团代表。

　　请愿团返回永城后，刘屏江和王更生立即面见鲁雨亭。鲁雨亭看了李宗仁的复信，决定采纳刘屏江等人的意见，让抗日工作团接管各区乡政权。在刘屏江等带领下，永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1938年5月12日，永城沦陷，刘屏江等转移到乡下继续领导抗日斗争，不甘做亡国奴的永城人民纷纷聚众抗日，各种名目的抗日队伍迭起。但这些群众抗日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涣散，号令不一，各霸一方，各行其事，群众称之为“杂八队”。为了引导他们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刘屏江和盛税堂、王卓然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促其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同时，他们又把原抗日工作团团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起抗日武装学生队，并派队员到各“杂八队”任职，帮助、教育、联合“杂八队”抗日。

　　在此同时，刘屏江又帮助鲁亭组建抗日游击队。在游击队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上，他与王卓然、陈建平给鲁雨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旧军人出身的刘子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促使鲁雨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归编了新四军。

　　1940年夏，刘屏江调到新四军第六支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又调到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5月在随军转移津浦路东时，不幸牺牲，时年34岁。新中国建立后，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高永澜)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5-24 1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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