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印强化安全合作的动因及影响
2019-01-10 10:55:39 来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摘要
近年来日印关系日益紧密,双边安全合作不断升温。传统的地缘政治考虑、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亚洲地区安全结构变化的应对、成为日本强化与印度安全合作的动因,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成为最主要的推动者。日印强化安全合作将恶化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加大领土争端和平解决的难度,诱发亚洲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同时也将助推日本海洋战略转型与正常国家的建设。未来日印安全合作将在战略协调、地区秩序构建等领域全面深化,这种合作趋势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值得警惕,但也要客观看待,印度的不结盟外交传统和大国志向使其未必会完全配合日本的战略安排。
近年来, 日本与印度不断走近, 两国关系持续好转, 双方在建立互信关系, 强化政治、经济、防卫安全等领域互动频繁。日印双边合作机制的定位不断提升, 合作机制的建设也日益完善, 尤其是2012年安倍第2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 日本积极拥抱印度, 强力推动双方在政治及军事安保层面的对话与合作。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印度则是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 日印密切双边安全合作关系, 不仅会对中国周边形势产生冲击, 同时也会对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局势产生影响。为什么日本要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安全合作?日印强化军事安全合作对地区安全形势有何影响, 将成为文章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日印安全合作迈入新阶段
(一) 首脑互访频繁, 高层交流机制化建设取得成效
军事安全合作的有序推进离不开双边信任措施的建立, 日印首脑通过互访, 不断提升双边信任关系, 推动双方安全合作向多领域、高层次的方向发展。2000年, 日本首相森喜郎时隔十年访问印度, 正式敲开了21世纪日印合作的大门, 双方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全球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 印度总理访问日本, 在日印发表的联合宣言中, “双方意识到需要加强合作确保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为此强化反海盗及海上搜救方面的合作, 同时希望双方海上安全机构加强互访和开展联合训练”。此后, 随着日印首脑互访的不断推进, 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2006年12月, 安倍首相和访日的印度辛格总理发表了《面向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 双方决心推动战略层面的交流, 强化安全防务部门间高规格高层次的合作, 确立首脑每年互访的机制。2008年10月, 日本和印度两国首脑在东京举行会晤, 双方签署《日印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 这是日本继与美国、澳大利亚之后, 签署的第3个安全合作协议, 为未来的日印安全合作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2010年7月, 日印首次举行外交与防卫安全部门的2+2副部长级会谈。随着日印首脑交流的有序进行, 双方的政治信任关系进一步增强, 战略层级的安全合作也在不断推进。特别是2012年安倍第2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 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之间在强化双边安全与战略合作方面进展迅速, 推动日印关系进入“蜜月期”。2014年, 日印发表《特别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东京宣言》, 2015年发表《日印愿景2025》, 签署《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及《保护机密军事情报措施协定》, 2016年日印共同声明提出“日印应加强合作共同强化印太地区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进入2017年之后, 日印安全合作的步伐迈得更急也更大, 在9月安倍访印期间, 双方发表共同声明, 决心推进“自由开放且繁荣的印太”。
(二) 军事演习强度和内容不断增加, 军事装备和技术合作持续深化
除了政府首脑交流机制化取得进展, 近年来, 日印双方在军事演习及军事技术、装备方面的合作也在持续深化。
首先, 日印军事演习强度和内容不断增加, 呈现出从多边向双边发展的趋势。尽管日印多次共同参与多国间联合演习, 但在2012年之前, 两国缺乏举行双边军事演习的机制。为了打破此种局面, 深化日印间的军事交流。2011年11月, 日本防卫大臣与访日的印度国防部长商议于2012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2年6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按计划在相模湾举行两国间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 此后将双边联合演习常态化。同时, 为了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 日印计划在2018年的联合军事演习中, 增加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间的联合演习, 而按照日印的计划, 未来两国空军的交流也将在近期提上日程。
其次, 不断深化在军事装备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军事装备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既能提升两国军事实力, 还能增进政治信任。为此, 日本十分重视印度对军事装备及技术的需求, 力图将印度打造为日本军事装备的消费市场。日本一方面通过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大幅放宽对外输出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限制, 为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另一方面, 在2015年12月与印度缔结《防务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 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彻底扫清日本向印度出口和转移防卫装备及技术的障碍。依据该协定“日印将通过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及共同生产防卫装备, 积极推动两国防卫产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进一步强化双边军事防卫合作”。在该协议下, 日本积极推动US-2水陆两栖飞机向印度出口, 并在飞机的组装、制造、操作等领域向印度做出了较大的让步。这一方面是由于此次军售是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后的首次军售, 日本十分看重此次军售的示范意义, 意图通过此次交易来打开国际军售市场;另一方面, 也由于该飞机在海上搜救、巡逻、侦察、反潜等方面具备良好的性能, 一旦印度装备该飞机, 未来日印在印太海域可以开展联合搜救、反潜及巡航等合作。最后, 设立“日印防卫产业论坛”, 以官民一体、军产融合的方式, 推动双方军事部门和军工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
(三) 推动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 充实日印战略合作内涵
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 也是日本安保政策的基点, 然而, 在国际政治的重心从“亚太”转向“印太”的背景下, 美国原先的“轴辐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地区形势的发展。为此, 加强各盟友间的关系, 拓展伙伴关系网, 拉拢印度打造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美国和日本“印太战略”的重点。日本在强化日印安全合作, 积极拉拢印度的同时, 也通过战略合作构建日印美、日印澳等以日印为主体的安全合作机制。
1. 建立政治互信, 深化日印美战略合作。
为了推动日印美三边对话与合作, 增进互信关系的建立, 日印美三方于2011年12月正式举行三边对话会 (参见表1) 。日印美三边对话常态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将增加三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频率, 进一步推动三方战略合作水平的升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三边对话讨论的议题更加具体也更具针对性, 将极大的促使日印美三方共同利益不断汇合, 形成具有排他性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与此同时, 日印美三方持续完善“马拉巴尔”军演机制, 不断充实演习内容, 意图将该机制打造成日印美三国协调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
表1 日印美三边对话会议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外务省及防卫省网站数据整理而成
2. 完善合作机制, 推动日印澳海上安全合作进程。
日本除了拉拢印度深化日美同盟, 构建日印美三边安全合作机制, 还积极寻求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 构建日印澳三边合作机制。2015年6月8日, 日印澳首次外务次官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三方围绕印太地区形势及海上安全合作等议题, 展开对话与交流, 此后该对话机制常态化运行。日印澳三边对话机制的建立将促进三方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三国对于南海问题及海上航行自由的关注将会冲击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合法权益, 为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制造新的障碍。
3. 启动日印美澳四国安全合作机制磋商。
日本作为四国安全合作机制的推动者, 早在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就曾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依靠日本与印度所形成的大亚洲, 将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吸收进来”, 然而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尚未启动, 安倍就下台。2012年安倍第2次当选日本首相后再次指出:“日本应该与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联合, 组成‘菱形安保体系’来抗衡中国”。经过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 2017年11月, 日本、印度、美国及澳大利亚四国外交官员在东盟会议期间单独举行四方会谈, 标志着四国安全合作机制磋商正式启动。2018年6月7日, 日印美澳四国在新加坡举行第2次四国安全对话, 此次对话内容聚焦“海上安全、地区秩序构建及反恐等安全议题, 各方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位, 并同意打造自由、开放及包容的印太地区”。
日印安全合作关系的加强离不开日本的积极推动和印度的大力配合, 高层交流的机制化、军演及军事技术合作的常态化以及与第三国安保合作的顺利推进, 预示着日印安全合作进入新的阶段。
二、日本强化与印度安全合作的动因
近年来日印关系日益紧密, 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更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日印安全合作的升温并非偶然, 中国快速崛起的冲击、日本对于”海上交通线“的担忧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大力推动, 成为日本积极拉拢印度, 强化与印度安全合作的主要原因。
(一) 中国快速崛起对日本的冲击促使日本重新发掘印度的地缘价值, 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
当前美国仍是亚太及印太地区的主导力量, 对于地区秩序及安全环境依然拥有强大的塑造能力。然而, 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重塑该地区的战略环境, 特别是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得中国在亚太及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日趋显现, 深刻冲击美国构建的以双边同盟为主体的“轴辐安全结构”。加之美国战略收缩引起的对盟国的防卫能力和意愿的下降, 使得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在维持地区秩序, 平衡各方力量方面日益捉襟见肘。
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且与中国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 其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心理也日益增强。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后, 其对中国的不适感表现得更加强烈。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日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 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欢迎最大的邻国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面对中国崛起的冲击及亚洲安全结构的变化, 日本一方面不断强化军事力量, 加强东海钓鱼岛地区的防卫, 推动战略重心转移, 另一方面深度介入南海争端, 意图通过“两海联动”来牵制中国。然而, 日本深知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制衡中国, 于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通过联合美国、印度及澳大利亚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打造“菱形安保体系”来围堵中国, 而强化与印度的安全合作及密切日印关系是“菱形安保体系“的重要一环。在日本看来, 印度是日本在地缘政治上极其重要的国家, 位于连接日本与中东、非洲的海上航道的中央位置。印度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 不仅与中国在陆上存在领土纠纷, 而且中国在印度洋持续增长的影响力时刻刺激着印度敏感的神经。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而言, 中国和印度深陷“邻国的邻国即为朋友”的邻国困境,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以及中国加强与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间政治、经济往来, 进一步加深印度对中国的猜忌和不满。而中国与缅甸、斯里兰卡及巴基斯坦在印度洋地区的港口建设则引发印度国内炒作中国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 激发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面临来自中国陆、海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 印度也急需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来分散压力。
最终, 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历史包袱及政治问题且基于对“中国威胁”的共同认知, 促使日印密切双边安全合作。日本和印度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 双方在战略上相互倚重, 希望通过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 来平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维持亚太及印太地区的战略均势。事实上, 日印加强合作可谓“锁龙”战略, 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 中国巨龙将会被“日本叼头, 印度啄尾”。
(二) 日本对于海上通道的担忧促使其加强与印度的安保合作, 保障维系日本经济发展从印度洋经南海到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
日本岛内资源贫乏, 维持社会运转及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几乎都要通过海运从国外进口。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又是能源消费大国, 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原油80%以上来自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地区, 仅沙特和阿联酋就占到了原油进口的64.4%。 (见图1) 同时, 日本与欧洲、非洲等国的贸易更是离不开印度洋。2013年日本海上贸易中43%的货物需要经过印度洋, 而日本海上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量的99.7%, 一旦印度洋海上航线受到威胁, 将对日本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图1 原油进口
资料来源:SHIPPING NOW 2018-2019/数据:http://www.jpmac.or.jp/img/relation/pdf/2018pdf-p24-25.pdf
基于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的考虑, 日本十分重视印度洋地区海上航线的安全, 一直尝试寻找各种机会增加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感。1991年4月, 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 协助多国部队在印度洋的军事行动, 这是战后日本武装力量首次走出国门。2001年, 911事件发生之后, 日本以支持美英等国的反恐战争为名, 向印度洋派遣自卫队舰艇, 并向美国军队提供油料、水等后勤补给。2009年日本借打击海盗之名派遣海上自卫队在索马里海域亚丁湾开展反海盗行动, 并在战略要地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 意图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在印度洋地区的长久化。然而, 日本远离印度洋, 要想保障印度洋海上通道的畅通, 日本不仅要持续强化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更需要深化与印度洋沿岸大国的印度间的安全合作。一方面, 印度作为能源消费大国, 石油等能源资源主要来自于波斯湾地区。日印双方在维护印度洋航线畅通, 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另一方面, 印度作为印度洋沿岸国家, 在保障印度洋航线安全方面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 并且印度海军是印度洋沿岸国家中最具实力与规模的武装力量, 从确保印度洋海上交通线安全的角度出发, 印度海军无疑是值得信任的。况且, 对印度而言, 同更加强大的日本海军联手也很重要, 日本海军在亚洲是最强大的, 能够确保没有其他敌对力量能够控制这一地区的水路。
(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大力推动
日印安全合作的深化离不开双方领导人的努力, 冷战后, 印度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但在对日印关系定性方面, 日本领导人一直存有疑虑, 甚至1998年由于印度核试验, 日印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不过, 安倍就任日本首相之后, 为日印关系的发展描绘了新的前景。
2006年安倍第1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 曾主打“价值观外交”, 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 意图通过宣扬民主、自由、法治及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来牵制中国, 而印度则成为日本“价值观外交”中的关键一环。然而, 第1次安倍内阁仅持续1年, 其想要联合印度, 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尚未全面实行。2012年, 安倍晋三第2次出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即发表一篇阐述其外交理念的英文文章。安倍在文中指出:“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海洋民主国家, 理应在维护太平洋和印度洋和平安全与航行自由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联合美国、印度及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组成‘菱形安保体系’制衡中国”。在‘菱形安保体系’中, 日本与美国是同盟关系, 与澳大利亚则是“准同盟”关系, 并且日澳同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但印度与美日澳的关系则远达不到美日澳三国的水平, 安倍积极拉拢印度, 突显日印关系在未来安倍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也正如安倍在第2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与印度总理辛格的通话中所言“日印关系是最具合作潜力的双边关系”。
为了挖掘印度的合作潜力, 深化日印关系, 安倍积极推动日印在战略、政治及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一是明确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 意图推动日印在战略层级的合作。如果说安倍首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时对“印太”的认知尚处于启蒙阶段, 那么, 经过5年的卧薪尝胆, 安倍在第2次出任日本首相时对“印太”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和深刻了。2013年初, 安倍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发表演讲, 其将“印太”和“亚太”当作并列的概念而使用, 并再次强调联合美、印、澳等海上民主国家共同维护海洋。2016年在非洲开发会议 (TICAD VI) 上, 安倍明确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 而此时印度已将“东向政策” (look East Policy) 升级为“东进政策” (Act East Policy) , 安倍积极支持印度介入东南亚事务, 意图通过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协调介入南海争端, 实现在两洋交汇地区的战略合作。
二是密切两国领导人关系, 推进领导人互信关系建设。日印之间已经建立制度化的首脑会晤机制, 双方领导人每年都要就两国关系以及地区安全等议题举行首脑会谈。但在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之外, 安倍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寻求与印度领导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积极利用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首脑会谈, 安倍和印度总理莫迪多次在东盟首脑峰会、核安全峰会、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甚至在2016年核安全峰会期间, 安倍和莫迪就两国关系及海上安全等议题进行了仅仅20 min的会谈。截止到2017年11月, 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共举行了11次首脑会谈, 这意味着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平均1年要会见3次以上。另一方面, 利用热线电话举行电话会谈, 安倍多次利用热线就印度国内发生的自然灾害、暴恐袭击等事件致电印度总理并表达慰问之情。此外, 安倍还在推特上关注印度总理莫迪, 并积极与其互动, 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
三是大力推动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印度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 其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为了提升日印经贸水平, 也为了构筑日印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安倍积极推动日本企业、日本产品及日本技术进入印度, 其中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 建设印度首条高铁成为安倍积极推动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共耗资约17 000亿日元, 其中80%的资金由日本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 返还期限为2038年到2072年之间。安倍的大力推动让印度大为获益,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 日本不仅要为印度提供新干线的全套技术, 还要为印度培养铁路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在日本以往的对外贸易中十分少见, 毕竟日本以技术立国, 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除了日本新干线技术外, 安倍还积极向印度推销日本核电技术, 2016年11月, 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向印度出口核电技术的协定, 2017年5月, 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允许向印度出口核能的《日印核能协定》批准案, 这是日本第1次与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签署核能协定, 且作为第1个受核武器危害的国家, 日本同意向印度出口核能具有深远的意义。“之所以莫迪和安倍的互动会如此‘亲密’, 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对亚洲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驱使印日接近, 而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性推手作用的则是安倍晋三”。
除以上动因外, 日本强化与印度的安全合作离不开美国的鼓动, “日印两国的军事合作从无到有再到多边联合演习, 并朝着双边联合演习发展, 其中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也有观点认为, 日印强化双边在海上安全的合作是“实现彼此海洋战略的需要, 印度在本质上与日本一样, 同样希望凭借对亚太事务的深度介入, 构建一个横跨‘印太’的海洋强国”。
三、日印强化安全合作的潜在影响
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且自从安倍再次执政以来, 在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 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实力都在快速发展, 日印强化安全合作对地区秩序及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影响不能不令人警惕。
(一) 恶化中国周边外交环境, 加大领土争端和平解决的难度
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日本和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 也是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中的重点。由于历史积怨, 中国与日本、印度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 在现实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中国与日本、印度围绕领土主权争端的对抗不断升级, 甚至多次处于冲突的边缘。日本强化与印度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严重冲击中国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 加大中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难度。
首先, 日印强化安全合作将增大中国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战略压力。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发生后, 中日在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对抗不断升级, 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全力强化西南地区的安全防卫, 并将其打造成对抗中国的前线。然而, 随着中国海上实力不断增长, 海洋强国建设步伐加快, 日本在东海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与日俱增。为此, 日本一方面深度介入南海争端, 推动南海争端的国际化, 意图实现两海联动来分散东海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强化与印度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 妄图通过陆海联动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中国。
其次, 日印在战略层面的互动逐渐增多, 将加大中日以及中印领土纠纷和平解决的难度。当前, 中日之间已经建立海空联络机制, 双方在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博弈开始向可控和可预期的方向发展, 中印之间的洞朗对峙事件也得以和平解决, 双方领导人的会面助推中印双边关系改善。然而, 一方面领土纠纷的零和性使得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 中日和中印并不因为短期内两国关系的改善而放松在领土纠纷中的立场。另一方面, 日本以安全合作为切入点, 全面推动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 双方在战略上的相互借重, 将加大中国与日印谈判磋商的难度, 甚至日印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达成共同针对中国的战略默契, 通过日印联动共同在领土问题上牵制中国。
第三, 威胁中国印度洋航线和能源通道的安全。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地区, 从霍尔木兹海峡经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洋航线也是中国能源进口的战略通道。在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 中日两国大致相同的“海上交通线”将会导致一方在印度洋强化军事存在维护航道安全的行为可能会被另一方视为对己方航线安全的威胁。如今日本以打击索马里海盗和加强日印安全合作的名义持续强化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印太战略”的推进又将进一步增强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 这都将会影响到中国印度洋航线的通畅和能源通道的安全。
(二) 诱发地区不稳定因素, 形成新的阵营化趋势
当前亚洲地区力量对比和地缘战略局势正处在深刻变化中, 美朝首脑会谈、美日军事介入南海争端、印巴边境冲突此起彼伏、中美贸易争端扩大化等, 撬动亚洲地缘格局的事件接连不断。日印强化双边安全合作, 将激发某些潜在对立因素的增长, 诱发地区不稳定因素, 加速地缘政治势力阵营化的趋势。一方面, 日印深化双边安全合作将改变南亚地区的地缘形势, 引发巴基斯坦的猜疑和反制, 加剧印巴对峙以及南亚地区的动荡局势。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南亚地区的老冤家, 二战结束以来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多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如今随着印度实力的不断上升, 印巴之间的实力天秤已经完全向印度倾斜, 而日印实质性的安全合作将加剧巴基斯坦的不安全感。面对不断增大的来自印度的战略压力, 将可能招致巴基斯坦非常规性的反制行动, 恶化印巴局势。另一方面, 美国积极将印度拉入亚洲的朋友圈甚至同盟体系内。2017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的特朗普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 “美国欢迎印度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和强有力的战略与防卫伙伴, 并寻求增加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边合作”。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 日印强化双边安全合作即是补齐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短板”也是美日+X计划的重要内容。一旦美日成功将印度纳入其伙伴体系, 预示着亚洲地区将出现应对中国崛起的新的阵营, 在未来甚至会有更多的国家被纳入到美日制衡中国的阵营中来, 导致中国周边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
(三) 助推日本海洋战略转型及“正常国家”建设
日本加强与印度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将推动日本自卫队远程投送能力的建设, 加快自卫队“合法”走出国门的步伐, 从而助推日本海洋战略转型和“正常国家”建设。
战后日本一直实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主义, 其海洋战略的核心为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防止来自海洋方面的进攻, 为此“专守防卫”成为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然而, 进入1970年代, 在美苏攻守逆转的形势下, 美国迫切需要日本武装起来承担日本列岛周边海域的防卫。1981年5月, 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问美国, 并与里根总统联合发布共同声明, 在声明里“日本同意基于宪法和现行防卫政策, 适当加强防卫力量以保卫日本周边的空域和海域, 减轻美军的财政负担”。之后, 日本自卫队开始承担起守卫日本列岛周边1 000海里海上交通线的职责。然而, 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不断崛起, 日本专守1 000海里的海洋战略面临诸多挑战, 日本意识到有必要推动海洋战略转型。日本防卫省前事务次官秋山昌广认为:“日本的海洋战略应摆脱守卫1 000海里海上交通线的束缚, 广袤的印度洋也应该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进入的地区, 对日本而言印度洋北部及东亚地区的海上交通线更为重要”。如今, 日本一方面以反海盗的名义进入印度洋并在非洲之角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 另一方面则在军事安全领域强化与印度合作, 通过在印度洋举行常态化、定期化的军事演习, 推动日本海洋战略转型和“正常国家”建设。
结语
在零和战略思维影响下, 日本把中国当成“假想敌”, 针对性地支援与中国有纷争的国家, 在提高日本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同时, 还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而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 日本选择与印度强化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以牵制快速崛起的中国。当前日印安全合作已在制度建设、联合演习、军备合作等领域取得较快的发展。未来日本将在完善现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 推动双方在战略协调、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及塑造有利于彼此的“印太”秩序等领域开展合作。具体而言, 日本可能在下列领域强化与印度的合作。第一, 继续强化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在战术演练、军事技术合作及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当前, 日本在印度洋西岸的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 一旦印度愿意向日本海上自卫队开放港口, 共享军事资源, 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将大幅提升。第二, 提升美日印“马拉巴尔”联合演习的规模与强度, 积极说服印度接纳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联合演习, 打造制衡中国的“菱形安保体系”。第三, 实施“亚非增长走廊”计划, 塑造符合日本和印度国家利益的“印太”秩序。为了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亚非地区的推进, 日本和印度联合推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 日印将借“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推动与亚非国家间的安全合作, 进而塑造符合彼此利益的“印太秩序”。
尽管当前日印安全合作进展顺利, 日本对“联印制华”寄予厚望, 但印度未必会完全按照日本提供的路线图来牵制中国。首先, 印度不结盟的外交传统及大国志向, 注定了美日拉拢印度打造制衡中国的小多边安全合作体制之路不平坦。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 不会由于美日的拉拢而轻易放弃其外交传统, 并且印度自身特有的大国志向, 使其不愿成为美日制衡中国的工具。如今印度已经连续两次拒绝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事演习, 日印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也由于US-2水陆两用飞机及苍龙级潜艇出口的受阻而难以推进。其次, 日印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目标并不一致, 日本积极推动与印度的安全合作主要意图在于牵制快速崛起的中国, 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优先, 而印度则希望通过日印双边安全合作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进而在资金、技术、人才等领域得到日本的帮助, 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和战略利益。第三, 中国同为日本和印度的重要贸易伙伴, 中印双边经济合作发展迅猛。2017年, 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844亿美元, 比2016年增长20.3%, 中国继续保持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 印度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日本的对华战略尚存疑问。事实上, 印度最希望出现中日共同竞争印度市场而印度从中渔利的局面。(注释略)
作者： 朱清秀(1985—) , 男, 云南大理人, 法学博士,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日本外交、海洋安全研究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2-14 1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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