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牛皮挎包的故事
2016-08-09 10:58:31  来源：建川博物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挎包，是男人的时尚用品。在如今远离战争久远的和平时代，大多数男人以身背名牌皮制挎包或手提包为荣，以此为提升自身形象，彰显身份。

但，皮质挎包，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不多见，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里，在物资奇缺和战时条件恶劣的环境里，皮质挎包一般是配属给承担一定职责的干部或特殊工作人员的装备。

在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中流砥柱馆中，就有这样一个牛皮挎包。该挎包是纯牛皮制作，高40公分，宽25公分，厚10公分，带暗扣翻盖，十分精致，质量上乘，十分耐用，已经过几十年，已经有些磨损，但仍可使用。

 

  附图1：牛皮挎包实物

这个牛皮挎包的来源和它背后的故事，今天看来，更显它的弥足珍贵与承载的厚重历史记忆。

2006年的夏天，我接到一位新四军抗日老兵后代打来的咨询电话，因我馆正在征集抗日老兵手印的活动，这位老兵的后代是为这事而来，从他的口中，我大略得知他的父亲是一位抗日老兵，叫董绍祺，1921年出生，安徽凤阳人，1937年9月，时年不足17岁的他参加了新四军抗日救亡服务队，1938年编入新四军部队第四支队，曾任新四军四师苏皖边区半城直属区委区长。我耐心讲解了办理征集老兵手印的办法，末了，他说你能不能到成都，和他见个面再详谈哈。于是，我们约好周末，我到成都，到了他所在公司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再次给我详细讲述了老兵完整的抗战经历，并拿出了一些老兵的各个时期的照片，一一的给我讲述，尤其是抗战中仅有数张照片，老兵年轻时的英姿，以及他所在的服务队队员群体，穿越时空，让我有一种亲身经历在那个民族危难之际，一群年轻人正热情高涨的在各个战地救死扶伤、侦查敌情、安慰逃难人民等等的场面。

在看完这些照片后，他猛然间说起，老兵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老兵一直在用，而且不轻易给子女碰，因为自己小时调皮，有一次动了该物品，还被父亲猛揍了一顿，包括现在生病在医院，他的好多东西都不带着，唯独这件物品还带着在身边，就是一个牛皮挎包公文包，他现在还用着，装老花镜、笔等自己日常生活用品。由于老兵在他老家的医院住院，我未能亲见老兵，我说，但愿老兵身体能好起来，那是他一辈子珍爱的物品，或许能陪伴他更多的日子吧。老兵的儿子却很乐观和大度，他说，其实对父亲的病，他们几个子女都看的开了，毕竟都八十好几的老人了，这次能挺过去，他们感谢上天眷顾父亲，能再享受些天伦之乐和晚年幸福，如果不能挺过去，他们也欣慰和平常心对待，因为老兵经常给他们几个子女讲起抗战中的战斗经历，几乎每一次都意味着生死，老兵经常感叹那些自己身边牺牲的战友，老兵觉得自己够幸运。

那牛皮挎包公文包，为什么在老兵心中那么重要，为什么一直不让子女碰，甚至直到生病住院都还带着，也不肯舍得离开老兵身旁一会儿，它一定有一段老兵心头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眷念。老兵的儿子当时也没有说出什么来，他只是疑惑父亲对老物品中，唯独这件格外上心的缘由，一直也在询问病重中的父亲，但老兵，不知什么原因，一字也不愿透漏。

不久，老兵在采集手印后，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去世了，在全国人民都刻骨铭心的日本侵略中国而策划的日子，九一八那天。老兵的儿子，打来电话告知我情况，他说，那次我们谈话后，他一直因工作事物，拖延了好久，最终还是回去在医院给父亲按下了手印，他是9月15日回去的，次日就帮父亲按了手印，过了两天，父亲就安详的走了。但，临走，老兵也没说牛皮挎包公文包是咋来的，他估计认为是父亲可能上战场缴获的日军的，因为，在我们常人看来，我们当时的工业、皮革质量等都很差，估计是做不出这样的产品的。老兵的儿子一直是做技术工作的，因此有这样的推断。

附图2：老兵年轻时照片 时在1938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三十一团不久，在大别山附近岳西县时留影。此照片背后有老兵亲题来由：原为战友金非（又名金幼梅，解放后为原北京军区坦克一师政委）所保存，1997年3月，寄给老兵，老兵自己将其翻拍放大留存，时已五十九年了。

附图2背面：老兵亲笔题记：这张照片是北京军区坦克师原政委金非（幼梅）保存的，九七年三月寄给我，我翻照放大的。一九三八年照于大别山岳西县，时已五十九年。董绍祺。

又过了一些时日，老兵的儿子很兴奋的告诉我，他有了老兵皮挎包完整的来历过程了，原来，老兵去世后，他虽是搞技术的，但对父亲的过往历史的疏忽和面对父亲遗物的好奇，促使他开始收集和查找老兵生前的点点滴滴。于是，他开始寻访父亲尚在世的各个战友，开始通过电话探询或上门拜访，许多老兵都只能说出些只言片语，都是零散的，后来，他说其中有位老兵的老战友刘履中叔叔，给了他最完整的答案。

附图3：老兵所在的抗日救亡工作三十一团部分团员，1938年5月19日在大别山岳西县合影。中排右一为老兵本人，右二为刘履中。后排右二为杨泽生、右四为金非，右五为岳芹，时任三十一团副团长，1940年牺牲。

原来，这个牛皮挎包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四师所在的淮北边区的皮革厂生产的，他父亲已经是这个挎包的第四个主人了。当时新四军四师所在地淮北抗日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在苏、皖、豫、鲁四省交界处开创的一处敌后抗日根据地，该根据地，由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三处根据地组成。它处于日寇占据的徐州、蚌埠、淮阴三大军事重镇之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四军四师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统一编成的七个主力师之一，而其前身则是在豫皖苏边区和淮北大地上由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逐渐成长状大起来的一支抗日劲旅。该师整编后的师长兼政委，就是抗战中新四军牺牲的高级将领彭雪枫将军。该师最初来源，即1938年2月，彭雪枫奉命率驻晋办事处10余名干部奔赴河南确山竹沟镇后，以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身份全面主持竹沟工作。9月，按照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彭雪枫在竹沟组建的抗日武装373人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9月30日，游击支队隆重誓师，挺进豫东，10月11日，在西华县杜岗与肖望东率领的抗日先遣大队、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游击第3支队汇合，部队合编后仍称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全支队1020人，枪700余支。该支队成立后，在豫、皖、苏、敌后辗转，逐渐发展壮大，到1939年11月，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主力第二、三团、特务团、4个总队及3个独立团。1940年6月，南下的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黄克诚奉命率344旅（辖687、688、689团）、新2旅（辖5、6两团）共5个团和教导营12000余人和六支队会师。随后，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两部合编的决定，7月2日，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下辖4个旅，即2旅（原新2旅）、4旅（原344旅）、5旅（原六支队1、2团）、6旅（原6支队三团和第1、3总队各缩编的一个团组成），另设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和指导地方武装。司令员彭雪枫、政委黄克诚（兼）、参谋长张震、政治部六主任肖望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统编为7个师。2月19日，军委电令，八路军第4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并暂兼政委。下旬，原4、5、6旅分别改编为第10、11、12旅。全师共八个团，17000余人。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新四军四师，成为淮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老兵所在的新四军第四师，是一支在抗战中作出巨大贡献的部队，从老兵儿子找到的“新四军四师简史”记载，新四军四师从1941年2月正式组建到1945年11月重新整编为止，在津浦路东淮北地区共战斗了4年零6个月的时间。其中，1942年11月，粉碎了日伪军6000余人的大“扫荡”，歼日伪军700余人，拔除了青阳、马公店等据点。1943年3月，第4师主力在第2、第3师一部配合下，在江苏泗阳县山子头地区的自卫反击战中，俘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以下千余人，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944年春，对日伪军开展攻势作战，连克据点50余处，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7月，又歼灭日伪军800余人。8月，主力向津浦路西敌后挺进，在第3师第7旅的配合下，歼敌1．3万余人，拔除据点36处，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1945年春，发动攻势作战，攻克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4900余人。7月，取得睢宁战役胜利，歼伪军2200余人。8月中旬相继攻克永城、泗县、五河、萧县、灵璧等县城及徐州之曹村、大许家、曹八集等车站，歼伪军4000余人，并争取了伪第18师4000余人反正。整个抗战八年间，新四军第4师在抗日战争中，共歼敌6万余人，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组建地方武装2．3万余人，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师长彭雪枫，1944年9月11日，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牺牲。成为新四军方面在战斗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

新四军四师之所以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取得了如此大的战绩，与所在的淮北边区广泛发动根据地青年起来“抗日救亡”和“创建根据地”有关。老兵的第一份革命工作，就是受中共的“抗日救亡”宣传而参加革命工作的，而这个珍贵挎包的第一位主人则是老兵初次参加抗日工作所在的服务团的一位营长所配属的。该服务团当时名号叫“抗日救亡工作第三十一团”，是当时中共在江淮地区，主要是淮南地区组建的一支进行收集情报、宣传抗日、锄奸等任务的抗日工作队。这种工作队主要吸纳淮北各地的积极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失业青年、青年工人、部分中小学教师等小知识分子等参加，一方面是做救亡宣传、收集情报、锄奸，另一方面是作为抗日游击队或后来的新四军各支队训练干部或输送兵员等工作。因此该组织一开始便以军队编制方式组织序列，老兵所在为三十一团，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成效，这也成为新四军主力四师的主要来源，老兵所在的服务团先后就有老兵本人、战友刘履中、杨泽生三人后来都编入新四军四师部队，都在新四军四师部队经历各项战斗，后来都成长为四师所在根据地各政府的重要干部。老兵从最初参加抗日服务团时17岁左右的少年，后于1938年转入新四军第四支队，该支队是新四军长江以北抗日的主力，该支队原为鄂豫皖边游击队发展而来，后开赴皖中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巢县等地区抗日作战，老兵本人就是从鄂豫皖边开始，转入新四军四支队，从大别山转战皖中，再到新四军四师部队，后来，尤其在抗战中后期，老兵历经抗战锻炼，又从部队转赴地方，成长为当时新四军四师所在地淮北苏皖边区抗日领导机关所在地半城的直属区委区长。

附图4：1939年冬安徽临泉合影。（三排右一杨泽生、二排右一董绍祺、右二刘履中、右四何全基，其余不详。）（由老兵战友刘履中提供）

可以说老兵从抗日救亡工作做起，到参加新四军，后又到地方，是完全经历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过程的亲身参与者。而牛皮挎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四军指战员的公文包，则是因为淮北边区根据地盛产牛皮，有充足的原材料，又因地处江淮要冲，自古商贸发达。淮北边区政府，在根据地建设上，积极发展商业贸易，促进生产流通，保障供给，淮北皮革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利用根据地充足的牛皮，生产了各种皮革制品，与苏中根据地等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物物贸易，互通有无。甚至与国统区进行商贸活动，用优质的牛皮产品换回边区紧缺的弹药、医药品、食盐等。在生产贸易商品的同时，生产了一批供给新四军指战员用的公文包挎包，数量不是很多，据刘履中老兵介绍，这类皮包主要是配备给连以上职务的干部用的公文包，在战斗中，拥有此类皮包的人是敌人火力射击的重点对象。很多战友因此而牺牲，他们的皮挎包又传递给下一任。在战斗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皮挎包的交接就是一次战友间的生死之别，重担嘱托，也有的毁于战火，能留下来，大多经历战火多重洗礼，和沾满战友、烈士鲜血，部队战友间如以皮包相赠，必是不一般情谊了。

而老兵所留下的这个皮挎包，第一位主人是就是他所在的“抗日救亡工作第三十一团”的一位营长所属，该营长在1941年的张圩子战斗中牺牲。第二位主人是营长牺牲后，留给了当时的营指导员，他又在1943年反扫荡战争中牺牲。皮挎包随后到了第三位主人手中，他叫毕逸，是和老兵当时共事同事。1944年8月15日，为恢复被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强占的豫皖苏边区，新四军四师五个主力团集结半城，奉命西征，老兵也在此列，在即将要随大部队开拔路西（津浦路西）时，毕逸以此挎包相赠。无一语相赠，此物最关情，代表了战友间真挚的情怀和相互激励之志。老兵带着此皮挎包，征战路西，这次出征战斗十分激烈，部队越过津浦路西，首战萧县小朱庄，歼敌1500余人，不久，部队进击河南夏邑八里庄国民党顽军，歼敌一千余人，师长彭雪枫却在此次战斗中中弹牺牲。老兵，因此而倍觉此次西征的不同意义，因此皮挎包对老兵来说或许还有对师长的不幸牺牲的一种不尽遗憾吧，所以老兵对此格外珍视。从此，一直带在身边，转战各地，到建国后转业地方，一直不舍。

附图5:1945年和战友留影于山东曲阜花园。左一为老兵本人

附图6：1945年和战友刘履中留影于山东曲阜花园。前为老兵本人

    在老兵去世一周年后，老兵的手印已镌刻上广场的日子里，老兵的儿子带来了这件充满传奇和曲折故事，见证抗日烈士英勇杀敌、以及抗战老兵之间战友情、老兵对抗战记忆的深切眷念的重要历史物证，捐赠于我馆，并陈列于中流砥柱馆新四军展厅，让更多的后来人，看到它，读到它、铭记那段民族危难的历史。

附图7：解放战争中，与战友合影。后排右一为老兵本人。老兵那灿烂的笑容，预示着对即将解放的新中国的美好向往。

责任编辑：孙洪艳 最后更新：2016-08-09 11:09:4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日英烈家书的浮沉

下一篇：宜宾将建全国最大赵一曼主题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