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在行动-河北邯郸】邯郸第五军军直属防御炮营营长杨光荣口述记忆
2016-03-07 14:21:39  来源：一起抗战口述历史工作室 赖恩典  点击：  复制链接

　　2012年1月2日，我第一次到邯郸，也第一次见到杨光荣老爷子。那天，我和天津的志愿者带着我们民间志愿者为抗战老兵制作的第一批纪念章赶到老爷子家里，我们为他戴上纪念章时，老爷子站得笔直。

　　那时老爷子身体特好，记忆力很好，表述也很好。四年过去，当我再次踏进老爷子家时，老先生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厉害，得靠近耳朵使劲喊才能听见，记忆力也是一塌糊涂，非常令人难过。很遗憾没有办法在之前的三四年间提早过来，这次的记录大部分时间是在答非所问当中度过……

　　各位看官，以下的口述整理是四年前的记录，老人一天不如一天，我已经尽力了，抱歉。

　　家世+读书

　　我家是江苏徐州人，在1920年冬季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降生在徐州（东）一个叫“卫吉”的村庄，我的祖辈也是书香人家。那时候实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的祖父，父亲都要把我送到学校，好好的念书，当年到十二岁以前都在我们本村学校上初小，俺在那里一直上到初小毕业。

　　那时候上学俺江苏都是中华书籍，跟世界书籍印发的课本，经过国民政府编成的，那时候不讲什么爱国主义啊，就是“刀石布人之山水田”就这些。后来这课本上就画着图象，东一家西一家，什么“上山抓住藤，藤上拴着铃，叮叮当当响叮咚”这些。

　　上学的时候统统用毛笔写字，所以我开始写毛笔字也就是六七岁吧，一入学校就得带着毛笔砚台，那时候也没有书包，老母亲缝一个袋袋里边装着砚台。

　　十二岁也就是一九三一年，到我们村子北边二十里路一个王屯小学，王屯小学创办人校长叫王首举，他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现在我们家乡也就是临安里街道，要建立他的这个王校长的这个图象，还追念他为烈士。

　　那个时候的学校有四五十人，那时候的教育很进步，他们教育农民的孩子都要入学堂，别入私塾，别入教会，提倡学堂，当时有美国人和法国人，开着汽车经常下来，那时候俺农村一见着汽车，是样式老旧的包车，但结构牢固，空气阻力小，我们看着非常稀罕。我那年大约是五岁，第一次见，那汽车一来，俺庄稼地里的这个毛驴一见汽车打那呜呜一过，吓得托着东西乱窜一气，拽都拽不住。汽车一来，全村人都出来看，妇女抱着孩子，端着碗，在路两边看。

　　我家门口过去没多远就是教堂，他汽车停在俺场地，他们那时候还用手摇的呢，没有现在的马达，都是美国的，他有时候开车他们带着家属在那教堂做饭、过夜，那时候美国人就有那罐头，俺看着还怪稀罕呢，俺都用锅做饭他用汽炉子，小孩都围着看，美国人做饭跟俺不一样，那能一样，人家走哪里这个自己带着饮具，人家吃的是西餐，那俺不懂什么西餐中餐，看着人吃饭，用刀子叉子，怪稀罕呢，说外国人吃饭不用筷子。

　　“九一八”、“七七”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才离开我们庄上到二十几里路以外一个地下党员王首举办的学校上学，在那上的五年级。

　　事变的时候我也是在学校里知道的消息，但那时候小，什么也不懂，不知道日本怎样侵占中国，农村的孩子向来也不关心国家大事。到后来通过宣传教育，年龄逐渐长大，才知道日本强占了东北，侵占了中国，脑筋才有个初步的认识。

　　1937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我已经念初小了，“七七”事变那年，国民党的决策已经要抵抗了，国民党就战时动员，说：抗战时期，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抗战义务之责，那文章布告报纸，各学校各地方都有了。就说任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赶紧参军报效祖国，那时候就提倡这个，我们那时候十八九岁了，也应该报效祖国了，就立志要报效祖国了。

　　初小毕业以后，我就到城里，在一个教会学校，也就是现在徐州的四中，后来转学到桐山师范，桐山那个县叫桐山县，桐山师范；桐山师范没有毕业就抗战爆发了。那时候政府号召热血青年都要到战场上去，日本已经正式进入中国了，所以我们大批的学生都流亡，流亡到南京，流亡到武汉。

　　后来我就参加到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团，一九三九年我就考到黄埔军校，我是第十七期毕业。到41年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军战车防御炮营，是军直属的一个营，那时候进驻广西前线。

　　参加中国远征军

　　1941年，日本人已向南洋进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马来西亚，准备进入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都让日本人占领了。当时中国政府准备派兵进入缅甸，因为那时中国只有缅甸一条国际路线，越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外边支援的东西没法进来，只有滇缅公路这一条道路能够进到盟帮的支援，所以我们想要继续抗战就必须派兵守住缅甸。

　　根据这个战略原则，第五军的部队都开入云南准备入缅，我们是第五军的一个营，当然也随军开入云南。后来因为英国人出尔反尔，担心中国军队入缅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但又要守住印度和缅甸这俩殖民地，以防日本人占领，最后无奈欢迎华军（他们称中国部队为“华军”）出兵缅甸。

　　日本占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后，开始进攻泰国、缅甸，结果英国部队叫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军长杜聿明时任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他一看军情紧急，英国不能马上把军队移到前方去，所以集中本军五百辆军车把二百师运到同古。

　　挥师入缅

　　1942年2月16日，我们开始从保山进缅，因为俺们自己有车，坦克团、装甲车团俺都自己有运载工具啊，所以俺们就开着车拉着炮上缅甸去了。我所在的营是军直属营，每一个连配属一个师，我所在的连就配属二百师。到缅甸曼德勒以后，二百师把全军的车集中起来往同古开，我当见习官在这个连就跟随二百师进了同古。

　　我当时是见习官，这个官衔不是排长副排长，只是待遇跟排级一样，少尉，但是听排长听副排长的。在排里见学，看人家怎么当，在阵地上人家怎么指挥，人家布置哪些工作，看人家排长炮位怎么布置，

　　怎么设计，炮兵在哪个位置，你的射线射角，方向怎么样够，阵地怎么样守住。平时在操场训练，这个单炮、双炮、连炮怎么操作，队形怎么变换等等都得学，在学校学的东西，在战场上不一定实用，这些都是见习官的任务，战斗中有空缺就升排长副排长。

　　我跟第五军入缅的时候就已经是炮兵了，俺那个炮是德国“苏来通”，德国造的，叫“雷一”，汽车牵引的，带有牵引车，骡马牵跟汽车牵就不一样，那边要用炮了，汽车一挂马上拉走，骡马运动量就没这么快。这样一个炮可以做两门炮用，甚至抵三门四门炮用，比如说一变换阵地，行程一百多里路，骡马得走一两天，这一门炮发挥效力不大，俺们用的炮即可以平射又可以高射，德国人的武器就是精良啊，命中率也高，运动、性能好。国民党其他部队很少有，就俺那个部队有。

　　当时一门炮携带多少炮弹是有一个基数的，也就说一次携带六十发，当然战役不同，使用程度也不同。假如这个地方敌人的坦克、装甲车活动疯狂，那用的基数就多，不够的后方弹药补给排进行补充，炮弹装在箱子搬到车上，没有就给你上。它要不大露头，你还能打空吗？要那么多炮弹干什么？用多少是战场的战况来决定的。

　　初战同古皮尤河

　　二百师到了同古以后，六百团有一个加强连，其编制就是一个步兵连外加一排重机枪和一排迫击炮，将这个加强连配给了我们防御炮一个排，还有装甲车，叫搜索团，所以我们部队被派到同古南边十二公里处的皮尤河。防守皮尤河上的大桥，这个大桥是日本人的必经之地，大桥长两百多米，得经过这个大桥才能到同古，这里也就是同古的前沿阵地。

　　这次防守由军部搜索团的副团长黄修宪统一指挥，搜索团由一个加强连、工兵排、装甲车排、防御兵排、迫击炮排，重机枪排组成。到了皮尤河就赶紧建造工事，工兵就搬炸药准备破坏皮尤大桥。皮尤河在缅甸的南部，日本人把仰光、毛淡棉这些重要的城镇都占领了，同古在缅甸战场上属于中路。英国人从西路，我们还有个第六军从东路，第五军是从中路就是同古。

　　日本人因为打英国部队，英国部队听枪就跑，日本人长啥样他都没见过，我们二百师到了就交防给我们，他窜了。但是日本人的部队追英国人追惯了，有的骑着马，有的骑自行车，他们认为见了英国部队打枪他就跑了，所以轻敌，也不做战斗准备，但他们不知道中国军人已经换防了。

　　日军过河的时候大约有百十个人吧，我们工兵在日军过桥的当间把桥炸断了，把日本兵炸得天上也是，河里也是。但仍有二三十人过了桥，一看这个桥炸断了，回不去了，他们就想往林子里跑，我们六百团派一个加强连，用重机枪就挞挞挞就把他们消灭了。

　　我第一次接触日军，就是在同古南边的皮尤河，那会看到日本人，其实跟咱中国兵差不多，面相胡子个头，除了穿的服装不同以外，样子在澡堂里洗澡脱了衣服，你分不清楚哪个是中国人哪个是日本人。再有就是说话，他要说中国话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

　　这次小胜利消灭他们七八十人，打死的也有军官，还缴获一个图囊，里面是作战地图，哪个师团哪个联队攻击兵力多少哪个方向，地图上标得明明白白。黄修宪副团长就将此报到师部，师长戴安澜打电报报告军部，军部就报告这个中国战区中将参谋长叫史迪威，美国人，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报到指挥部以后，当时指挥部就通报中国英国美国，第二天早晨五点统一上世界广播，盟国一接到这个胜利的消息，大家欢心鼓舞。

　　史迪威骂英国军队，说人家中国军队在同古守那么久，你们在那里一天你们都维持不了，你说你们这个战怎么打的？那些穿着皮鞋戴着大礼帽子的英国兵看中国穿着短裤穿着赤脚草鞋的兵，说这个草鞋兵可不能轻瞧了，看着装备那么简陋，打仗比英国厉害。

　　在皮尤河把他们打死后，我们就撤退到同古城里了，日本人先是包围同古，然后冲锋进城，他冲进去了，你要火力制压他，他就不退你就得跟他拼刺刀，把他消灭了。

　　皮尤桥炸断以后，加强连撤回同古城里归还建制。加强连留备团的回留备团，俺是直属营的俺回俺营。日本人经过这次战役，提高了警惕，说这个军队是当年在打昆仑关，昆仑关战役消灭了日军一个旅团，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部队的厉害。于是他们派来重兵包围二百师，一打就打了十二天，杜聿明就跟史迪威要求派部队支援。史迪威叫二百师死守，不派部队支援，杜聿明说叫死守不叫部队支援，早晚都要被消灭啊。再说了，光叫死守，伤病员不能安置，弹药无法供给，所以杜聿明让戴安澜突围。俺们的突围一般胜战好打呀，败战不好打，一撤退我们都被日军包围了。但二百师人家战斗行，前头开路的，后边防御的，有条不紊的，各团各营按部就班，按顺序撤出来。俺连在归建以后，在守同古十二昼夜里，排长阵亡，我是这个排的见习官，见习官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也是排级待遇，但不是排长和副排长，是见学当副排长，所以排长阵亡了，副排长自然就成排长，我这个见习官呢就成了副排长了。

　　俺随着二百师往回撤到距离同古几百里的曼德勒附近，到曼德勒后，二百师暂无作战任务，所以俺连也就归还建制了，如果开打，俺们连就归他指挥。

　　撤到曼德勒后，杜聿明集合各师长开会，传达重庆方面的指示，把部队带回云南。但史迪威却让部队往印度撤，后来只有孙立人跟着他，杜聿明带着廖耀湘的新22师穿越野人山回国，后来也到了印度。

　　俺们这个军直属部队，因为没有作战任务，所以归还了建制，自然也是跟着杜聿明走。往回撤的时候，副排长在路上失踪找不着了，所以轮到我接任排长了，那时排里还有十六个人，其它的六人病亡的，打死的，那已经不算了，就是能走路的能活动的，还剩十六个人。

　　败走野人山

　　我们开始往缅甸北部的原始森林跑，为什么往那跑呢？日本人都封锁了，什么保山啦腾冲啦密支那啦，都封锁了，只有往北缅甸的北部，同云南的边界那能过来。但是那里不是平常的路，有几座大山，片马将军坡，高黎贡山，野人山，那一（座）山都是几百里。缅北的季节分雨季旱季，我们撤退的时候正好是雨季，连天的下雨，不下雨也雾里吧叽的，一下雨大了水都极深，稀泥别汤，坐也没地方坐，睡也没法睡，所以士兵只能在水里泡着，只有穿着雨衣靠着树打个盹。也没地方做饭，就是带着生大米，饿了抓一把，嚼一嚼，抵抵饿。

　　在缅北原始森林里边遭了老罪了，原始森林里有各种小虫，有蚂蟥，蚊蝇蚂蚁，遍地都是，你要一不注意它就粘上你，部队都是打绑腿的，那蚂蟥隔着绑腿都能钻到肉里去吸血。大山沟里没有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有时候三天两天还转不出来这个大沟，有时候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有些地点转了有十天左右，始终转不出来。

　　后来我拿指南针往东边走，两三天就到葡萄，到那就好一点了，有人家了，虽说不多，但是有了，也有简单的道路了。到葡萄以后，你和老百姓要也好，抢也好，好歹有吃有住了。从葡萄再往东走出野人山，到片马将军坡，再到高黎贡山，光有名的大山就四五座，每座山都几百里，从葡萄到文溪将近两三千里呀，都是山区，没有路。

　　第五军有三个师，200师、22师、96师。200师戴安澜带着，从棠吉顺着云南边界往回走，廖耀湘的22师跟杜聿明到印度，96师跟俺是一个路线。我们排当时还有十七个人，于是我挑了一个很灵巧的士兵当我的通讯员，把那十六个人编成两个班，一个班长带四个人，这五个走前头，另一个班长带四个人走后头。俺那个十七个人的排里面有八支中正式步枪，在我们这个军的名词叫“步汽枪”，步兵也用汽兵也用。还有一挺捷克轻机枪，炮不丢了吗？所以炮手例外，都是步枪兵，机关枪兵在正规编制里的作用就是掩护炮的。剩下五六个人跟着我走当中，两人负责机枪，担任正副射手，还有几个人负责粮食储运和做饭，前后相距五百米。这样安排队伍的目的是队伍前后有情况好照应，也好做准备对付。

　　有一天走着走着，前头这五个人不走了，派人回来报告说前边有土司，也就是现在咱们说乡政府吧，土司说了咱这个部队不要走了，把枪交给他们。我当时就想，枪交给他，咱这十六七个人徒手，那这路上谁都可以拦咱，这成了赤手空拳的散兵游勇，谁见咱也可以抓咱。咱这十几人大小是个单位啊，而且是第五军正规军的的部队，不好办，但是又不敢不交。我跟来来报信的人回去让他们交，叫他们放心，俺后边的请求完团部就交。其实哪里有团啊，什么也没有，就是句空话。

　　他回去以后，我就让通讯员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个通讯员很伶俐，没多会回来说看样子不怎么的呀，只有十来八个人，在乡政府里头，有些干部还在吸大烟。我一想，这乡政府胆子不小呀，这种武装就想抢咱们？后来我就让机关枪手把机枪架起来，封锁他的门，后边五个人到乡政府草地上，待这边枪响，就把乡政府四面包围起来。

　　我让通讯员枪响以后翻墙进院子，准备缴他们的械。布置好以后，机关枪嗒嗒一响，乡政府的人慌了，俺这个兵翻墙进去了，不费吹灰之力，去人抓枪。

　　他们人都举手投降出来站墙角边上，把缴械来的十几把枪集合起来，我们把他们机关搜了一遍，这个乡政府就跟小皇帝一样，很肥，大米装了两大麻袋，另有干菜、海带、木耳、粉条子，还有风鸡，他们这个鸡冬天冻起来的，变成腊肉。还顺带拿了他们几块钱，因为当时中国的钱在缅甸不能用，拿着钱在路上以防不测。但我们只拿他的东西，不伤人。

　　我们把这些东西往麻布袋里一装，用他院子里两匹马驮着走，命令他们派俩人给我们带路。走了三天，也该让这两人回去了吧，不然你让跟着，晚上还要防着他，万一睡觉时他把你炸死、扎死怎么办？所以我让他们带上缴获的枪械回去，反正那枪咱要也没有用。

　　驮东西的那两匹马真是帮了大忙了，兵有走错路的，骑马追回来，病号走不动的骑在马上走。那两袋马背上的大米咱沿途还得吃，不然这沿途没有作坊也没有人家的，怎么办？这两匹马也省事，休息的时候把东西一卸，笼头一解，它就啃草，啃完草跟俺们在地方休息，第二天再唤它就起来继续走。

　　有一天俺们宿营早了，那两匹马在不远处啃草，突然受惊往我们这跑，俺一瞅，马啃草的地方有一只花豹，趴在石头上，瞧那两匹马呢。俺们把机关枪和四支步枪都瞄准它，然后同时开火，这只花豹中枪以后，跳了几跳跳不动了，跑过去一看，子弹中了三发在它身上。

　　我们把花豹扛回来，当兵的什么人都有啊，拿来一剥，连夜煮，拉一顿餐。在山里边多少天没见过肉了，这回大家都吃个饱。第二天把骨头、皮底下的肉再煮一锅，大家吃完都到十二点多了。出发时我们把花豹皮也带上，回到云南地界以后还卖了二十块钱。

　　在路上什么事都有，有一天走到一棵大树底下，没有粮吃了，饿地睡不着觉。半夜十一点有一个当兵跑回来说，快起来快起来，有东西吃了，赶快走。我们问他说在哪里？他说在后边山上，他就带了两三个人去吃，吃完了还拿回来几个。其他人一听着有东西吃就起来，那东西长得像香蕉，很辣，我尝了几个，没什么邪味，也许是饿急了。

　　吃完我说赶紧睡觉吧啊，天亮以后，站岗的叫换岗，叫不醒人了，只听见哼哼。我吃得少，反回来得快，我清醒了以后，就叫原来站岗去拿钢盔，把山里的水灌回来，把他们的嘴撬开，灌一些水进去，灌醒几个。醒是醒了，但是走不了了，只好休息吧。第二天又开始慢慢走，不过这次多了心眼了，再吃东西都得注意了，不然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这次缅甸战役阵亡的没有返回路线死的人多，这一路有个别是狼虫虎豹吃了，有个别的山里野人扛了，有个别的病死在路上，有个别饿死的。

　　撤退时我带着走的十七个人，后来在葡萄以东，缅甸的国界，从前就云南跟缅甸那一带叫“未定界”，缅甸为了扩张它领土，强占了那地方并设立政府。在那里被九十六师遇上了，遇上了也没交接，他说什么人？俺说俺们是军直战防营的，他叫我们跟他们走，妈了个巴子的，把我们的钱也拿了。所以，俺就跟着他们走了，他们有一两百人呐，我这十七个人打不过他们。

　　九死一生终回国

　　到了尾期，俺这个腿就肿那么粗，都靠当兵的抱起来走，脚沾着地都痛啊，头上还都弄开了。扛到云南政府所在地就好了，它有设立吃饭、招待的地方，从那里俺们到了大理，到大理运输站让汽车接回昆明驻地以后，什么也干不了，起码有三月才逐渐的恢复。

　　洪江机械化学校

　　回到昆明之后，国民革命军机械化学校专门培养机械化干部，第五军的干部一般的都得送机械化培养，我就以排长的身份参加到洪江机械化学校，参加摩托兵种指挥的培训，培训的内容都是坦克，装甲车之类的。那个学校原来在南京，抗战以后就搬到广西柳州，后来日军打进柳州才搬湖南洪江。学校的教育长叫徐庭瑶，是一个老革命先驱，北伐的时候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则是刘峙。

　　1933年，徐庭瑶指挥第二师和二十五师在古北口抗日，后来他到美国考察一年，回来便建立机械化学校。他有一个理论叫这个“一元兵论”，意思是各有各的职责范围，但是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第一、步兵用枪，战车上要；第二、炮兵用炮，战车上也有炮，有枪有炮；第三、骑兵骑马速度快，坦克兵速度也快。他把各兵种的优势综合都集中在坦克兵上，这叫“一元兵”。徐庭瑶说世界的兵种发展，都得要向一元兵发展，这也是国军将来建军的方向。

　　徐庭瑶在洪江机械化学校一个叫“寨头”的地方，建一个很大的公园，叫叫“月香公园”。因为徐庭瑶的号叫“月香”，所以这个公园就以他的号命名，现在“月香公园”的就是当年机械化学校的校址。

　　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也是注重步汽炮攻势，步兵为军中主兵，你坦克车再能，占领攻击地也好，防御也好，不可能下坦克去占领阵地抓俘虏。所以说“一元兵论”以步兵为主兵。机械化学校对此争论不休，谁是谁非没有个结论，坚持“一元兵”的还“一元兵”，坚持步兵为主的还是步兵为主。

　　我在机械化学校所学的内容有坦克车的操作，如攻、防、追、退等等，有时候学校也会演习给上级试验，我们在一边参观看，参加演习的学生教官都是留美回来的，这些人后来在台湾发展地很出类拔萃，好多都升任了指挥官。

　　关于“一元兵论”的争论，我们学完一年也没得到结果定论，所以43年毕业俺又回到原单位去了。

　　借调衡阳

　　1944年，我们营接到大本营命令，从昆明连夜拉着炮赶到广西金城江，那时金城江到衡阳这条铁路通车了，我们上了火车直奔衡阳。到衡阳后，我跟营长就开车到长官部，第九战区司令部原来在江西赣江以西，所以湖南湖北长江以南这一片地方都属于第九作战区。我们到衡阳时长沙已经失守了，具体日期我是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是在端阳节左右，长官部撤离后留个指挥所，在衡山下边有个书亭车站。

　　我跟营长赶到书亭车站参谋处报到，俺就说“远征军九战区某某营前来报到，请求任务”，作战科的科长就说“哎你来得正好，就等你们来呢，你赶紧的回衡阳找第十军报到”。俺说“你写个命令啊？”他说“不用写，你回去第十军报到，俺命令就到了”。

　　去衡阳的路上乱糟糟的，沿途部队换防的、抬伤兵的，逃难的老百姓多如牛毛，他们背着孩子，牵牛赶猪挑鸡，挤满道路，交通车都没法开了。折腾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了才好容易赶到衡阳，到了第十军参谋处，到那一报到，长官的命令在前一天夜里用无线电发提前过来的。参谋处的人说你们来得正好，然后把俺就安排到第一连，归预备第十师，连部驻扎在衡阳的汽车西站。第一连连长就带着队伍到预十师参谋处报到，然后再告我炮和阵地在哪里。

　　衡阳保卫战

　　除了第一连外，第二连配属第三师，第三连配属一九零师，布置在江边。衡阳从南头到北头有好几里，这边就隔着一道江，当时我们到那里日本人还没到江东岸，我们就开始和第十军的部队一起做工事。

　　我们的炮兵工事有一个修法叫“扒山”，意思就是扒开山，然后切掉，形成一个坡度，这样跟墙一样。日本人攻过来，俺在墙底下的平地下面挖下去四米，炮放下去，山原来是这个样的，一挖工事成这样了（此处为杨老手势形容，见下图。），我们的炮就放在这个半山腰里，也就是说在地下。

　　我们修这个工事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防日本人的炮，第二个是防他们的飞机轰炸。工事上边的树啊什么保留起来没有动，连续挖到山头上，连里指挥这两炮台，排跟排得有交通壕联系，连部就稍微靠后一点。

　　日本人刚开始攻击的时候，大约是半个多月后，本来气势汹汹的，他占长沙等很多地方没费多大力量。长沙已经经过三次会战了，这是第四次，前三次会战都把日本打退了，第四次日本下了决心，一定要拿下长沙和衡阳，打通广东到武汉这条铁路。长沙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守的，没坚持几天就失守了，所以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重庆调回去枪毙了。所以第十军跟俺们把工事做好，日本人就开始进攻，然后江东岸失守了，衡阳城就有计划的撤退到江西岸了。

　　日本人攻击了大约半个多月，第十军的士兵很厉害，没被攻下来。日本人攻到距离阵地三四十米时，第十军就枪炮齐发，日本人被打退，第十军预十师就趁这工夫出来反冲锋，一反冲锋日本人又死了不少。来回这么一拉锯，日本人兵力不行了，因为咱们躲在工事里头，日本人攻击没有工事利用，所以很好打。

　　日军久攻不下，部队伤亡厉害，于是重新换部队调兵遣将，但第十军被围在城里没法换。日军换了指挥官，作战部署变成白天不攻，天一黎明他才攻（此处不知杨老何意，估计是说混了）。第十军还是顽强固守阵地，日军依旧攻不动，于是他们就把江东岸的飞机场利用起来，开始轰炸西岸，所有的城池、街道、房舍、工事，只要有建筑的地方就轰炸。第十军防守的阵地弹药无处放，伤兵员无处安置，阵地被炸得一片瓦渣，但依然坚固。于是日军加强炮兵攻击，你第十军不很能守吗？我用炮火覆盖你。这样一来，第十军伤亡更大，即便这样，第十军也坚持了一二十天，日军还是不能前进。

　　原来第十军有十万多人守城，日军的飞机大炮轰炸，他们兵力消耗很大，再加上闹霍乱病死的，减员相当严重。即便如此，日军还是攻不下。虽然第十军能守，却也没有反攻的力量了，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架之功了。日本人见还是没解决问题，就把攻长沙的部队拉上来。攻长沙的部队占领长沙后气高趾扬，说我们战功赫赫，你们不行我们打。来了以后，和上两回不一样，他白天不打，拂晓也不打，等黄昏一看不见人了，他开始攻击了。你第十军不是厉害吗？趁着黄昏天黑，你看不见人了我摸上来跟你打。

　　6月30日那天，我正躲在临时搭建的防空洞里，一个硫黄弹把我的帽子炸飞了，衬衣也炸飞了，背上还炸伤了一大片。以前我满背跟麻子一样，今年才长好，头发也炸少了。等飞机走后别人说，你头发怎么烧了？我赶紧把头搁地上滚，滚完后用土跟洗头一样搓。燃烧弹很快引起了整个衡阳城的大火。南方房子木料结构多，好像烧了几天几夜，从南到北整个烧光了。第十军囤积的物资都烧光了，伤兵没地方搁，只能在破砖烂瓦的地方，垒一垒放伤兵。粮食没有了，弹药也没法补给。我们没啥吃的，发现酱油店里头有好几十口大缸都腌着菜，就把咸菜捞出来，放到酱里泡个两三天，盐味泡得差不多了，过水煮着吃。我始终没气馁，认为有希望解围，我们一定要坚守。

　　勇夺西禅寺阵地

　　8月4日晨，坚守衡阳的第43天，日军近十万兵力开始第三次总攻击。第十军人越打越少，兵员没法补充，弹药没法供给，士兵伤一个就撤回一个，死一个少一个，部队也一道防线二道防线地往后退，到最后把俺的炮位退过界了，退俺炮台后边去了。俺们炮兵自身没有抵抗力量，所以日本人步兵师先攻俺炮兵，那守得住啊，守不住也不敢退，连长打不见了失踪了，副连长排长士兵都拼完了，打到最后剩下一个副排长，带了有十四五个瘸了腿的、歪戴着帽子的哭着扶着走的伤兵往营部走，西禅寺阵地失守。我那时正在营部呢，我从前在一连当过排长，所以那个副排长我熟，我一看哎，这不是一连的吗？怎么一连的退回来了？他说炮地失守了，我说你说什么？炮阵地失守了？连长呢？他说连找不着了，副连长牺牲了，那几个排长也牺牲了。我说光剩你们几个了？他“嗯”了一声。

　　按第五军的纪律：遗失阵地者杀、丢失武器者杀、遗弃伤兵者杀！即便是你负伤了，把其他伤兵丢在阵地上，也是杀无赦。这些纪律，他们个个都犯了，谁还敢回去啊？这都够杀的条件了。我当时很发愁，我就跟营长说了，营长也没主意了，光合着手，闷头不吭。因为我跟这个营长关系很沉，我当见习官的时候他当连长，老部下了。我说营长这样吧，你也别为难，我说去打回来。那时候我也年青，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我不能一个人去吧？于是我就把营部什么文书啊、看护兵啊、号兵啊、理发员啊，大约有二十二个人吧，把一连剩下的人也拉回去。一连从阵地上刚下来，胆都吓破了，一听回去，各个哭着不愿意回去。这时营长把手枪一掏：“不回去，就把你们枪毙在这！”这一说，一连也吓得不敢吭了。

　　我把营部这二十来人编成三组，让三个组长带着。一连的十来个人，我说你们就在这不要动，能动的抬着副排长走。准备完毕正要走，通讯员把我拉住说，人家步兵都撑不住，你带这几个人去到那还能回来吗？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跟他说，万一我要牺牲了，你写信到我家告诉家里人一声，说我为国牺牲了，效命在疆场，就行了。他还拉着不放，呜呜呜哭开，我一脚一蹬把他蹬开。

　　当天晚上，我带着他们悄悄摸到西禅寺外。然后我说，大家把帽子都翻过来，月亮模模糊糊的，帽檐在前影响视线。我让副排长带一组人在外面等着，还有一组预备队在后。然后我悄悄地带两个兵爬墙进去，准备先把那两个日本哨兵干掉。哨兵一看有东西爬过来，立即开了一枪。里面一个小队长正在看地图，点上个烟，他一听枪响，把烟吐出去，趁这个节骨眼，我上来就把他抱住了，他蹦起来噢噢乱叫。

　　外面的人一听见枪响，都翻进墙里，大声喊“杀。我一扭头，一个日本兵端起枪正向我刺来，一个军械兵张闯来不及开枪，把枪倒过来把日本兵的枪砸了。日本兵一口把张闯的左胳膊咬住，张闯疼得不行，他身体磨来磨去，掏出手榴弹把他脑袋砸开花了。这个日本人虽然被砸死了，但是这嘴咬在张闯胳膊上还没松开呢，后来把他的牙掰开才松开。张闯解决完那个日本兵，又帮我把那个小队长解决了。

　　这时一连的副排长带着的人冲出来拼刺刀，嘴里直叫杀。好多拼刺刀都倒了，这个副排长厉害，三个日本兵围着他，他刺伤一个，倒在一边不能动，刺死了一个，另外一个吓跑了。回来以后我说某某人在战场上表现怎么怎么的，给他请功。

　　阵地恢复后，这时月光也比较明亮了，我一个人坐在西禅寺外的一棵大树下，我当时就想，哎呀，我都二十三四了，爹娘养我这么大，一分钱都没给寄，我就牺牲在衡阳了。想起来也伤心，刚一出来，雄心壮志，结果现在弄的，里三层外三层围的，咱非牺牲不可。想着想着，自己就流泪了，完了，完了，非死在衡阳不可。

　　战斗结束后，报纸把我的名字刊登地很大，搁现在说也是战斗英雄啊。后来我给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长打电话，请求支援，我们要反攻阵地。他说行，俺把哪个哪个地方攻下来，俺派兵支援你。我心说，你攻那个地方，力量都不够了，你还能支援啊？我说我们还是自力更生吧，靠外边都不行。

　　收复了以后，我就告诉一连，把炮赶紧送后方去。第三天，预十师二十九团守不住阵地，日本兵进衡阳了，我就剩最后四个兵，其它路上受伤的，跟不上队的，牺牲的，散乱的，找不着了。我让他们把最后一门炮拆了掩埋起来，然后去营部，但是找不着，找第十军军部，也没有人了。我赶紧带着四个人，在一个被炮炸得零落的地方藏起来，我就动员他们了，我说咱得想办法得走，不能当俘虏啊，咱是中国人啊，更不能当汉奸给日本人带路啊。大家思想统一以后，他们说咱怎么走，我说咱们钻着空隙逃吧。

　　逃出衡阳

　　日本人进城，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日本兵，跟铁桶一样，陆地走不了，我们就往江里走。到夜里，趁着夜色，找来两三根很粗壮的屋梁木头，慢慢拖到江边，用空军给我们空投东西时的降落伞绳子，每个人一根绳子，一头绑在木头上，一头绑在腰上，我把关防、符号、官阶（音，这些都是什么鬼？）都装在水壶里，盖子一盖，往身上一挎，准备上木筏子走。

　　这四个人中有一个湖北兵，他不会水，他怕大家把他丢了，所以他要趴上木筏，一脚没踏好，掉江里去了。就在那个节骨眼，又不敢大声，江里江水又急，你说怎么捞？也不敢捞，刚要走就牺牲了一个。剩下的连我四个人，开始往江里走，江里水急，河边水晃的厉害，这个木筏不向当江中靠。这样游了四五里，把俺都急得一身汗，好容易把它推到江中心，中心水流很急，没法控制，俺还得推着它走。

　　到下游大约五里路的一个渡口，碰上日本人过河，他们调兵都是夜晚调，渡口两边都是马灯。俺一看麻烦了，没办法，没到渡口之前，我们都是把着木头走。快到渡口的时候，俺们就钻到水底，日本人一看，是几节破木头，就让我们过去了。

　　过了渡口，俺赶紧拽紧绳子浮上来，俺还不小心喝了几口水。再往前走没有十里路，碰上日本人夜晚开着带着机关枪探照灯的江防艇巡防，那探照灯照在江面上雪亮。俺们趴着木排，露着头喘气，一看，呀，还挺吓人这个，他日本人一看江面上有东西漂着动，他就用机关枪嗒嗒嗒，进行火力搜索。俺没等他们打枪，一见日本人探照灯，俺们人就都钻到水里。日本人发觉木排了，探照灯一看，啥也没有，就是几个烧焦的木头，他就过去了。他一过去，俺们赶紧拽着绳子出来，在里头憋的要死，又喝了几口水，肚子都撑得鼓鼓的，上岸以后趟地上都不能动了，光剩喘气了。

　　等到大出气喘完了，我一看，怎么只有两个兵了？我叫袁兴，袁兴，叫不不到人了。我就拽拽绳子，一看，绳子两米多的地方被刚才日本人的机关枪子弹打断了，我说这就又丢掉一个，只剩下两兵了。剩两兵也得往前走，结果又碰了一回，一夜里连碰了三回，俺们都这样躲过了。

　　快到天明了，前边是祥宁寺（音），灯火通明，俺说不能再前进了，再前进日本人就看着了。这时候把木筏子丢掉，游泳上岸，到了岸边赤脚朝岸上跑，也不管它荆棘石子往前跑。跑到一个树林子空旷地带，太阳也很高了，往那一坐一看人，呀，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害怕了，没有人样了，手指头、腿、头发、眼窝都一塌糊涂了。不管怎么样，先在太阳底下睡吧，一觉就睡到下午四点来钟才醒。

　　俺第五军在广西全县有留守处，俺准备回到广西留守处。我们从衡阳的西北边过去，沿途上又碰见好多好多事情。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把老乡的门叫开，老乡说你们哪里的？俺说俺衡阳突围的，一说衡阳突围的，他们很高兴，赶紧给开门，一开门看俺三个的样子，吓了一跳，赶紧把门关起来说道：你衡阳突围的国军是这个样子啊？三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你看你那个样子哪像国军？你赶紧离开俺家，你再不走俺报告保长，拿你们当汉奸办。俺再三的哀求他，好容易他才开了门。开了门，我水壶带了有官银啊，票子，拿出来俺就大爷长大爷短，赶紧买点米，买点鸭，煮了给俺们吃。

　　在衡阳连来带去两个多月，才慢慢回到广西全县，到全县以后，报社记者和县政府都派人来慰问，我就把报告写到云南师部，云南有个报纸叫“扫荡报”，直接把我们登在报纸上。

　　后记

　　四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也可以造就很多事情。可以让一个人变成熟，也可以让一个人变衰老，关于杨老，只有深深的遗憾了。

　　1949年，大势所趋，杨老所在部队起义，他被编入解放军汽车四团，准备入藏，行至四川雅安，负责运输。

　　1950年被派到38军112师炮团工作，11月随军援朝。关于朝鲜战争，这次杨老也聊了一些，绝大多数都属于敏感内容，请恕我不能发出，以免给老人和家属带来麻烦。

　　1956年转业到北京首都汽车公司工作，后定居河北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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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艳阳 最后更新：2016-03-07 15: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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