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突然爆发,我那外表儒雅、生性温和、热爱文学艺术和教育的父亲肯定一辈子也绝对不会与“军人职业”搭上任何的关系,当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抗战故事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25岁的教师父亲作为县城里的教育工作者,和各界同胞一起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动员工作中,组织反日游行集会、张贴宣传标语、主办抗战宣传栏、编演抗日活报剧,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首都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军政部辖下的驾驶兵教育第一团团部临时驻扎在县城附近的小学堂内。团长钱立上校是一位留美因抗战而归国效力、曾任中国第一个战车营少校连长的辎重兵军官,在县城抗日宣传活动中与我的父亲邂逅相识,并迅速成了志趣相投的忘年交。
驾驶兵教育团部队向西部撤退转移出发前,如同兄长一样的钱团长嘱咐我的父亲,如果他希望报效国家或者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去找他的部队,并非常信任地把该部队的下一驻扎地址留给了父亲。
当日本侵略军的炮声已在县城不远处猖狂响起时,成婚未满两年的父亲偕他同为教师的兄长(我的三伯父)一起痛别他们的父母、二长兄夫妇、妻子和娇儿,踏上了艰辛的抗战流亡路。兄弟俩一路辗转终于在湖南长沙附近赶上了钱团长的部队并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父亲与三伯分别被委以中尉文书和少尉书记官。父亲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多年心仪的笔挺西服、领带领结和铮亮皮鞋,穿上了千篇一律的棉布军服,从此过起了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活;留在家乡的祖父母则因不甘做日本占领军的顺民则放弃了县城里的三进大宅,偕二长兄、各房儿媳妇及孙儿躲避到偏远贫瘠的水乡农村过着清贫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
武汉沦陷后,俩兄弟随驾驶兵教育一团辗转行军经湖南宁乡再转贵州黄平县重安江地区驻扎;1940年随部转移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之后父亲调职于后方勤务部川陕公路线区司令部任上尉科员、少校股长;不久又被调入军政部交通司并奉派至川北的广元,1942年再返重庆军政部交通司物料管理部门;1944年又奉调泸州,次年再调甘肃省天水及兰州等地,担任中校车站司令,专司军队运输车辆的调配及军用物资运输工作;三伯父抵重庆后则退役转职于国民政府财政部下属的花纱布管理局驻川分支机构工作。
1942年,我的母亲——出生书香门第、毕业于南京教会中学高中、身材矮小却生性坚毅的小学教师——带着5岁的长子(我大哥),跟随父亲上海朋友的父母、岳父母及妻弟夫妇一家老少幼十余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及四川五省,借助汽车、牛车、独轮车及火车等各种交通工具,迂回穿行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几十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历经漫漫48昼夜的辛苦颠簸磨难,分住长江头尾的父母终于在父亲部队的驻地——四川省广元县——幸福团聚了。
第二年,父母在重庆又喜添了我的二哥。抗战期间政府军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十分清苦,但能有爱妻和爱子陪伴在侧,奔波劳顿了五年的父亲却十分的心满意足了。父亲在重庆泸州等地的斗室从此有了缕缕炊烟和孩童的欢声笑语;父亲租住的蜗居竟然还成了流亡西南后方亲朋好友的临时“接待站”,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政府公务员甚至后来位居国民政府副部长在内的很多亲友时常会来此品尝家乡小菜再尽情漫话沧桑,有客人还会“以地铺为床”而欣然进入梦乡。父亲在我们懂事后还会不无自豪地经常谈起他当年“处罚夹带私货违纪驾驶兵、开除敲诈小商贩的无良副官”之类的往事。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在虚荣心、私心和廉洁奉公自律方面,显然是无法与越“斗私批修”越唯利是图的后人一比高下的。
因军务所缚,父亲直到1947年初才结束了十年的动荡军旅生活,携妻儿及由青年军退役后在车站司令部任少尉副官的大侄儿(二伯长子,我的大堂兄)告别天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东归沿途所目睹的满目疮痍,曾为县城居民羡慕的祖宅被日寇尽毁,慈父见背之时竟不能尽最后一孝,父亲长跪在已病逝九年的祖父墓前,想到这些永难言尽的国难家仇,竟忍不住地失声痛哭了。此时,劫后余生的父亲万万不会想到的是,国家的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而他个人更艰辛更漫长的“抗战”却会在十年后的某一天又兀然打响了。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但命运多舛的国家却仍难重返平静,更惨烈的国内战争随后又开始猖狂涂炭早已伤痕累累的华夏河山。短暂修养身心后,父亲又辞别祖母和兄长奉命去了首都南京,供职于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的父亲,又开始天天尽心尽职于公务,日日辗转奔波于联勤司令部、军事运输指挥部、军需物资仓库、大校场飞机场和寓所之间。我大哥回忆,他还跟着父亲乘吉普车去过飞机场。当时联勤总部正在为徐埠前线加急运送军需物资,一身戎装的父亲在忙碌指挥监督物资点验、移交和装舱,十岁的大哥则由驾驶兵照看等候。在两位哥哥的眼中,父亲是威武的军人,是真正的英雄。
1949年3月间,因内战局势巨变,父亲又携妻儿一家五人随联勤总部机关转移到了上海江湾。父亲人生中的最艰难选择终于降临了。是年四月中旬,联勤总司令部又要迁去广州,是继续随军南下,还是离职归乡侍奉老母,让颠沛流离了十多年的父亲彻夜难眠了。很快,二伯与三伯携妻儿也赶到了上海,全家(包括流亡在沪、曾任省议员的堂伯夫妇一家和已在“陆军总司令部智识青年征招处驻沪办事处”工作的大堂兄)在四川北路附近的临时寓所中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艰难讨论数日后,“家庭不能再颠沛流离,亲人不能再山水相隔”的观点及“红色军队”的正面传闻最终占了上风,最后的决定终于做出:二伯夫妇与三伯夫妇及其次子返乡侍奉母亲,父亲(携全家)去南京参与代管并执教于我母亲去台国大代表表兄所创办的私立中学;曾担任过省参议员的六堂伯已决定携伯母及两少年子女去台湾(其妹妹和长女则暂留大陆);1946年从青年军退役的大堂兄及刚加入智识青年入伍生总队的二堂兄与三堂兄(三伯父之长子)等三人随其同行;两岸诸兄弟随时保持联络,待局势稳定后再重做计议。
关于决定全家去留问题的原因,我的大哥后来对我们回顾了他当时旁听到的一段重要谈话。父亲携12岁的大哥去智识青年征招处驻沪办事处,拜会担任处长的表亲。处长略作寒暄后即开门见山地说:“乾弟,赶紧拿定主意吧,你任过军职,我以为你留下肯定会有麻烦,二兄和三兄(父亲的二哥三哥)担任过政府的区长与教育局长,可能也会有麻烦”。
父亲:“抗战我们在外漂荡了十年,老父归天我也不能送终尽孝,这一去还不知归期何日,若再遇山河隔绝的情况,老母靠谁侍奉”?
处长:“老夫人的事不是问题,你们若拿定主意,我随后就派两个弟兄陪你们回去接她老人家来沪”。
父亲沉思良久后说:“庭兄如此厚情,小弟感激万分。至于去留,我们兄弟昨日已做出了最后决定。我想他们总不至于比日本鬼子还歹毒吧?我是一名抗战军人,作为军需军官也从来没有和他们直接打过仗,到时候我可以对他们说清楚的”。
几天后,处长亲戚终于发来了最后的开船通知。兄弟四家老少17人不得不集聚在黄浦江码头上挥泪依依惜别了。此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整整二十年后,我的“摘帽右派”父亲又亲率全家老幼,在哭声震天的南京草场门外内河小码头上挥泪送年迈多病的“未摘帽右派”教师三伯父一家去苏北“上山下乡”,又一次演绎了真正的生离死别(二伯父因去外地的水产公司任职,逃过了“镇反运动”之祸,却被病魔夺命于1955年(二伯母坚持在家乡的偏远农村担任乡村教师,直至“文革”前一年病故);三伯父于1975年以“阶级敌人”身份病逝于苏北农村,因正值新春初二加之交通不便,再因二十天之前才刚刚送走了他的三姐(我们的三姑妈),年迈体衰的父亲未能亲自赶往苏北送别自己的兄长)。
六堂伯去台后执教于台中某中学并始终对三个侄儿代行父母之责;1970年代末随其子女移居美国,1980年代中期病逝之前数年间曾与我父亲常有书信往来并代转台湾三位侄儿的信件;大堂兄在台供职于陆军总司令部运输署(另两位堂兄也在军中服役),1970年以中校军衔退役后任职于私立专科学校,自1990年代初,曾多次回大陆祭奠其父母兼省亲,2006年不幸因病逝于台中。
因为没有返回家乡小县城而侥幸逃脱了“镇反”运动的父亲,自1950年代初又开始了个人含辛茹苦的“三十年抗战”。1957年不慎沦为“右派分子”并从此丧失了教书资格,直到1979年被“改正”(令人不可思议至极的是,抗战期间曾经做过父亲少尉副官的老乡赵先生却在小县城的“镇反运动”中被凑了人数,父亲每谈及此事都会情不自禁地黯然失色)。
日本丧心病狂的侵略战争让一个富庶温馨的中国大家庭瞬间就跌入到了苦难深渊之中,诸多亲人生离死别、家庭财产散为灰烬,而迁徙流亡和拮据贫困则像可怕的幽灵一样如影随形,从此长期折磨着这个曾经乐融融的大家庭。文质彬彬的教师父亲没有被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垮,却成了一名雄赳赳的国家职业军人,为了不做亡国奴而在华中、西南和西北多地的军旅中颠沛流离了近十年之久。
父亲生前从来就没有发表过什么震天价响的豪言壮语(在他辞世前的三十多年中因为自己“反动军官”的可怕身份甚至都不敢用任何形式公开提起自己所经历过的抗日战争),但在几十载朝朝夕夕的共同生活中,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发现父亲对国家和家庭所持的那种不离不弃的真爱之情,因此,父亲的抗战故事让我们既感敬佩,更深以为荣;他老人家和千百万当年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中国父亲一样,永远是我们后人心中最崇高的英雄与楷模。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6-25 16: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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