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时任第十七师师长
爱国进步,坚持中条山抗日
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达720华里,号称“八百里秦川”。孙蔚如就出生在关中平原中部长安县豁口村一个半耕半读家庭,他自幼跟随父辈接受启蒙教育,广涉经史子集,先后就读咸(阳)长(安)初等实业学校、长安高等小学、省立第三中学、西北大学预科。武昌起义爆发那年,孙蔚如自发协助西安革命军,“抱薪火攻据楼顽抗之敌”。
1913年冬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期间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毕业后分发至测量局地形科,测绘关中地区各县地图。孙中山广州“护法”,陕西革命党人组织“靖国军”起义响应,孙蔚如毅然投笔从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队当连长,曾率部重创听命于北洋军阀的甘肃军队。“靖国军”后来星散,他改投坚持革命的杨虎城,从此结为生死之交。
关中平原示意图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杨虎城部队改编为国民军,杨任师长,孙任参谋长,从陕北一路转战南下,所向披靡。陕西督军吴新田、豫西军阀刘镇华等纠集重兵围攻西安,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城池,大小战斗,日辄数起。有一次,敌人筑起土垒,集中炮火猛轰东北城角,陕军某连伤亡殆尽,孙蔚如组织敢死队反击,自早晨激战至午后,始将敌击退,身边勤务兵十四人,伤亡十一人,城楼只剩一堆瓦砾。
杨虎城为了军饷给养伤透脑筋,时而迎合蒋介石,时而附和冯玉祥,部队番号一改再改。1930年5月,蒋、阎、冯大战中原,杨虎城率部进攻洛阳、潼关,从西北军手中重新夺回关中,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孙蔚如因功升任第三十八军军长。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孙蔚如全盘接手陕西军队,同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经过许多年患难与共,杨虎城认为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
杨虎城将军
抗战军兴,第三十八军主力次第开赴华北前线,孙蔚如勉励出征将士说:“杨虎城先生领导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抗日总算开始了。杨先生此刻仍然远在国外,不能直接领导我们部队。这次你们到前方去,一定要牢记他的嘱咐,英勇杀敌,为国立功。我不久也可能到前线去,和你们一起作战。”
全面抗战第二年,孙蔚如辞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专任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奔赴中条山抗日战场。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绵恒二百公里,不仅是黄河北岸的天然屏障,还是西出关中和南下豫西的依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年秋,第三十一军团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八、九十六军,孙蔚如任集团军总司令,在防守中条山两年多的时间里,陕军官兵先后十一次粉碎日军攻势,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总结晋南抗日经验,孙蔚如认为首先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他并举例说:“敌与我对战三年,两指挥部相距不及百里,而敌不知我指挥部之所在。这全由军民一体,共保秘密,敌探不得进入之效。”
孙蔚如与李定荫结婚(1934年)
真情实意,团结共产党人
1940年11月,第四集团军调驻黄河南岸。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国共之间摩擦纠纷不断加深,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大了“限共”“反共”力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风云变幻,日转星移。陕西军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联系,1927年在皖北,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军部政治处长,南汉宸任干部学校校长,孙蔚如经常邀请他们为教导队学生讲话。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杨虎城没有实行暴力“清党”,由孙蔚如出面礼送出境,“我既反对右倾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暴动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第十七路军归主陕政,南汉宸等人又纷纷回到军中开展工作。陕南“剿共”,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沟通,协商建立秘密停战关系,他致信红军将领:“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西安事变之前约半年,孙蔚如托人捎话延安:“我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回信表示赞同:“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孙蔚如,时任甘肃宣慰使(1931年)
1937年底,浴血奋战的陕军得以休整补充,中共中央委托南汉宸率团慰问,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接受建议,颁布三大禁令(禁吸大烟、禁赌、禁嫖),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成立教导队,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负责主持,培训干部,改造部队。不久,赵寿山升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并于1941年底秘密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听闻风声,要求第四集团军彻查“赤化”分子,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孙蔚如百般袒护,甚至拍胸脯说:“如果赵寿山是共产党,就杀我的头!”蒋介石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施加压力,先令赵寿山到重庆受训,然后调至胡宗南控制下的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看似加官进爵,实际架空。国共矛盾持续激化,孙蔚如忧心忡忡:“日寇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进犯。只要国人团结一致,一定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有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我看不是事实。现在看来又有内讧的危险。”
赵寿山将军
1945年6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裁撤第九十六军,调升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只允许带走一个警卫团赴湖北恩施上任。第六战区实权掌握在陈诚亲信、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之手,孙蔚如当然知道蒋介石明升暗降的伎俩,“调任升迁,亦是解除兵柄的阴谋,徒以国难当前,虎城在羁,不得不隐忍从事,姑予同仇”。
抗战胜利后,第六战区挺近武汉、沙市、宜昌,接受日军二十一万人投降,孙蔚如不禁感慨万千:“胜利既得来非易,我们自应小心翼翼地去保持,胜利有若一朵自由之花,我们今天唯一的责任,就是悉心地卫护、灌溉,使它结成建国成功的幸福之果。”事与愿违,蒋介石集团坚持反共,百废待兴的国家又迅速滑向内战边缘,陕军第十七、五十五师相继举旗起义,与解放区军民打成一片。孙蔚如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对身边的进步干部从不避讳,往往把机密内容提前透露给秘书姚警尘(地下党员),有时还要主动问起:“姚秘书看过文件没有?”
晚年孙蔚如(右一)
1946年春,第六、九战区合并为武汉行营(后改称行辕),程潜任主任,孙蔚如任副主任,每天除去办公室转一趟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看报,练习书法。解放战争后期,武汉行辕撤销,程潜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孙蔚如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完全成为有职无权的“摆设”,他交代警卫团官兵绝对服从程潜指挥(后来参加长沙起义),带着扈从人员移居杭州西子湖畔。1949年初,蒋介石威逼利诱孙蔚如举家赴台,中共地下党派人转达周恩来关心指示:“请孙将军无论如何设法留下来!”
1949年后,孙蔚如历任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民革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在西安与世长辞。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6-30 1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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