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遗腹子,父亲陈中柱将军,一九四一年阵亡在苏北抗日战场上,那时我尚在母亲王志芳的腹中七个月大。时年二十五岁的她,不顾生命危险勇闯泰州日军司令部,誓死要回了我父亲的人头,使我父亲的遗体得以全身安葬。
两个多月后,母亲生下了我,是个男孩,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无不仰天庆幸,大呼“忠良不绝后啊”!
我有两个姐姐,母亲艰难地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着。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她的娘家南京,国民政府为我父亲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于佑任、吴铁诚、陈果夫等人出席,会上追赠父亲陆军中将军衔,入祀忠烈祠。我们家被列为特级烈属。后来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五万大洋作安家费,我们就在三牌楼安了家。为了孩子们上学方便,政府从我们家旁边的资源委员会要了一块地,办了一所小学,那就是现在的三牌楼小学。
当时母亲的容貌、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都很好,所以常有各方面来的说客为她做媒,母亲就把我叫到身边说“这是陈中柱的儿子,我绝不能让他做拖油瓶”。(拖油瓶是指女子改嫁后带去的前夫的儿子)
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又是遗腹子,为了我,母亲终身未再嫁,我是她的精神支柱,生命希望,全部心血都放在了我的身上,所以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我父亲从黄埔六期毕业后,做过中央大学军训教官、地方警官、津浦铁路警官,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带兵抗日,参加过台儿荘战役和徐州会战。在他担任苏鲁皖游击四纵队少将司令时,总指挥李明扬的十四个纵队中,只有我父亲是黄埔毕业生,其他的来自地方武装、保安团队,甚至还有土匪、海匪、私盐枪队,抗战时期都打起了抗日旗号,一旦日军打来全都投降当了伪军,只有我父亲的四纵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持抗日,我父亲和陈毅的关系很好,互相支援,互通信息,新四军的联络团长朱克靖夫妇常化装住在我们家中。解放后,江苏省的领导人中有不少是来自新四军的,他们对我父母的英勇事迹都是了解的。
一九五零年我大姐参军走了。不久母亲被捕,判刑五年。在狱中极少有管教干部找她谈话,刑满后,李明扬、季方、施亚夫等人,还有一些省里的大领导都来看望过她,所以生活环境还是可以的。
一九六零年我去新疆投奔大姐,并参加工作,没多久母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非常惊奇,“妈,您怎么来了?”她说“儿子啊,你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跟着你,还能跟着谁呀?我连户口都迁来了”。于是去鸟鲁木齐公安局报户口,得到的答复是:刑满释放人员不许离开原藉,母亲只得又回南京,虽然二姐在家,但是已与一位归侨学生恋爱,很快结婚跟丈夫一起出国了。随后母亲独自一人生活了近二十年。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左右,我用探亲假回南京,二姐从澳洲回来,她要接母亲去澳洲。我陪二姐去了省公安厅,得到的回答是“刑满释放人员不许出国”。我们只得离开南京各自回家,后来二姐从澳洲通知我“母亲批准出国了”。一九八零年二姐又到南京把母亲接走了。母亲得以移民澳洲,是经过中澳双方有关部门批准移民的,绝不是某些小道消息编造的所谓远逃澳洲。
从上面的两件事看来,南京政府是了解我父母亲的过去,所以能做到区别对待,给予照顾。
一九八三年母亲加入澳洲国藉后,提出申请儿子一家移民,在我二姐帮助下,我们小家庭四个人也移民来到澳洲,时隔二十三年我们母子又团聚了。
一九八五年,母亲去中国,由我大姐陪着跑了许多政府部门,一九八七年中央民政部给我父亲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儿子守在身边,丈夫得以正名,从此母亲开始了愉快的晚年生活。
在澳洲,政府的、中国使领馆的和社会各界的各种有关活动,母亲都是贵宾。她曾应中国驻澳洲大使馆的邀请去悉尼参加“中国五洲同春慰问团”的演出,作为贵宾现场上台接受著名主持人何炅的采访。
珀斯总领馆每年两次的招待会和部份有关活动都请她参加。在中国,从中央到家乡的乡镇,都给她以高规格的接待,她曾受邀去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曾五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很高规格的小型座谈会,
两次参加国宴,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碰过杯,参加过中央统战部组织的以陈家庚之孙陈立人带队的十人访问团在河北以及山东等地访问十日。
还受邀参加过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和泰州市的多种活动。从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到老家的乡镇 . 我父亲共有七处纪念地。
我家能得到国家的如此殊荣,母亲心中十分感激,一九九九年她卖掉了她唯一的房产,拿出了三十万元人民币开始在父亲的家乡盐城市建湖县草堰口乡初级中学创办了陈中柱奖学金,到今年二零二一年将要发到第二十三届。
二零零六年为庆祝父亲的百年诞辰,这所学校将校名改为”中柱中学”,母亲又捐赠了三十万元人民币,
另外她曾用她的养老金在盐城市中学发过几届另一个奖学金。
在国外多年,她曾多次回中国,并到过国内许多城市,曾多次去过台湾和香港。在西澳洲她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常出去看朋友、打麻将、逛商场、下餐馆和看医生。所有的出行都是我陪同。
在家中她可以慢慢地走动,出门要坐轮椅,遇到一些没有电梯的小楼房,我要背她上下楼,遇到轮椅走不了的地方,我要背她走,比如在老家,去陈中柱将军纪念碑的最后两百米,是只有二十公分宽的泥巴田埂,两边都是水田,来回都是我背,有一年正好有盐城报的记者在场,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题写七十多岁的儿子背九十多岁的母亲去祭扫父亲陈中柱将军纪念碑,照片登报上电视,还在某一个摄影大赛上得到一等奖。因为这张照片,我们再次去老家时,发现这二百米田埂己改为两米宽的水泥路,并在纪念碑前面修了一个八十平方米的水泥小广场。
在家里母亲一会儿看不见我,她就着急了,大声喊我,我跑去问她有什么事,她看看我,笑一笑说“没事”。我如果出去办事,必须先告诉她,我什么时间回来,如果不能按时回来,她就坐在门口等我回来,见到了我,少不得要埋怨几句。
二零一五年我在西澳为她庆祝虚岁的百岁生日,席开十五桌,中国总领事、各社团侨领、亲朋好友都带了礼物到场祝贺,还收到从英国女皇、澳洲总理、总督、反对党领袖及从西澳州直到本区政府各级领导等寄来的许多生日贺卡,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寄来他题写的贺寿中堂。
二零一六年我随母亲去南京,在虹桥饭店为她庆祝足岁的百岁生日,除了亲朋好友,中央统战部,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泰州市,还有老家的各级政府都来人参加祝贺,并赠送了礼物。
二零一七年百岁的母亲住过三次医院,十一月十二日晚,因器官衰竭在医院病房里于睡梦中平静安详去世,享年一百另二岁。三天后追悼会在殡仪馆举行,然后去墓园下葬。数日来,诸多事务忙得我连痛哭的时间都没有,直到墓园里的宾客都走了,我才在母亲的坟前满脸流泪,大声痛哭一场。
由于这里是沙地,墓坑的沉降量很大,两年多后才开始建墓。直到今天二一年三月才完工。母亲的后事,完全由我个人全权安排,其他没有人插手。
我回忆母亲的一生,她幼年丧母,由姑母抚养长大,她不满意我外公为她安排的包办婚姻,自由恋爱嫁给陈中柱,做过县长夫人、司令太太、将军夫人、军官寡妇、巾帼英雄、烈士遗孀,一九四九年后做过狱中女囚、刑满人员、海外华人,再次列为烈士遗孀,直到国家贵宾。她的经历可谓迭宕起伏,惊世骇俗,从而造就了她沉着冷静,遇事不惊、不苟言笑、多思少语的坚强性格。平时她常教导我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日子总要过下去,遇福不燥,遇难不惊,勇敢坚强。
母亲给了我无限的爱,为了我无尽地付出。她从二十五岁守寡,守着我七十七年。我只能用力所能及的孝,回报于她。我值得庆幸的事,就是我能无怨无悔地待奉她多年,直到她一百零二岁。随后我为母亲守了三年的孝。
我现在才知道,她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她给了我生命,抚育我成长,教育我成人,看着我成家,领着我走过了大半个人生。她是我的良师,她是我的依靠,无论何时,那怕我成了七十多岁的老头,仍可以回家大喊一声“妈!”。我为我有这样一位英雄、慈爱的母亲而感到幸福,感到骄傲。如今她已永远地离我而去,我只能以这篇文章和数张照片,纪念我敬爱的母亲王志芳。
澳大利亚 陈志
二零二一年三月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1-08-22 1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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