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镇中档案和他的三枚纪念章(勋章) ——倾其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了两件事情
2023-09-04 15:45:28  来源：方镇中长女方西峰  点击：  复制链接

　　方镇中祖籍南阳市唐河县井楼镇方家寨,1902年9月12日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

　　民国八年(1919年)，据《古唐方氏重修族谱》中记载：镇中的祖父“鸿宽字允恭清候补县丞一子登瀛”，父亲“登瀛字俊三清守备室李氏姚氏”，镇中为登瀛的四子是填房姚氏夫人所生，派名宝焕字安亚;

　　清同治年间前后,方氏家族“耕读传家”蔚然成风，家谱中出现了多位太学生、痒生。到了方镇中一辈,已经是第十八世孙了。方镇中5岁失牯，6岁师从家塾先生秀才吕子瞻，从三字经、百家姓一直读到四书五经,1916年毕业于唐河……方镇中成了唐河县早期学有所成，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的“杰出”学子。

　　一、早期启蒙·理论熏陶·学养蔚成

　　(一)聆受李大钊教诲，产生反帝反封建新思想

　　▲“表兄郭厚菴(又名郭须静)(1)当时在北京大学工作，约我去北京就学，我於1919年暑期去北京，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的附属中学。”

　　“我到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表兄郭厚菴和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前辈友好，因而他一再带我晋见李大钊前辈，在李先生的启迪之下和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激励下，开始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方镇中自传》(2)1956年12月31日，现存民革河南省委组织部。以下简称：《自传—1956》)

　　(二)参加 “少年学会”，参加“五四运动”，在革命实践中成长

　　▲ “1919年7月到北京，8月考入北京师大附中。这时正是“五四”后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学生中反帝反封的思想影响下我也产生了一般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想。表兄郭须静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烈的同学，同时他也是马克思学会的成员，他对我的思想也有着不小的影响。他曾引我到李大钊先生家访问李先生，李先生对我慰勉有加。之后我成了北大出刊的“新生活”周刊在师大附中的义务推销员。这时我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主义ABC”，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进化论”等。“五四”后师大附中高年级学生中以先烈赵世炎为首创立一个“少年学会”，出刊“少年半月刊”，以反帝反封为该刊物的目的。1920年我被吸收为少年学会会员，参加了“少年半月刊”编辑工作。现任北京民族学院付院长的夏康农和最近回国参加科学院工作的核子物理学家汪德昭都是“少年半月刊”的编辑成员。同时以少年学会名义创办北京厂甸平民学校，招收贫民子女百余人，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班(小学程度)，我担任高级班义务级任工作两年。这时我也参加了师大附中的学生自治会工作，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五四”后一连几年北京学生不断发生罢课游行，我无役不与，曾和反动派军警发生过几次流血斗争，一次和几千学生一起被禁闭在天安门上一日夜之久。(《方镇中自传》1957年9月4日，现存河南大学档案馆。以下简称：《自传—1957》)

　　(三)李大钊相助·经苏联赴法留学

　　1919—1923年方镇中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学制四年)，1923—1926年肄业于国立北平法政大学政治系(学制四年)。

　　▲ “1926年‘三一八’后，我即和当时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的王思华商议去法国留学。是年暑期我曾和王思华(笔者注:师大附中同班同学)一起去苏联大使馆找李大钊先生，要他转请苏联大使签字、允许我两人取道苏联去法国留学。八月经北京动身赴法。”(《自传—1957》)

　　▲ “1926年3月底，大钊同志和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他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前来求教。”(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

　　(四)参加进步团体，获评巴黎政治学院“优秀华人学子”

　　方镇中留法6年。据有关记述：1926—1928年在“巴黎法语学校”学习法语，1928年考入“巴黎国际问题研究院”，1929年因转入“巴黎政治学院”而肄业于“巴黎国际问题研究院”，1932年暑期我和四川人万锡九一起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外交系。

　　▲ “……和共产党的朋友接触最多，当时的共产党员现任西南财经学院副院长的曾庶凡(3)同志即是我的好友之一。虽然当时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但是救国的热情很高，认为不联合一些有志之士，救国就无从谈起……现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同志曾介绍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是1930年成仿吾在巴黎领导的组织)，曾庶凡同志曾介绍我参加了‘五四’之后北京一部分同学组织的‘青年励志学会’，和‘惜阴学会’、‘国立法政大学旅法同学会’，和现在中央任对外贸易局长程希孟，高教部长杨秀峰同志等组织的‘北京师范大学及附属中学旅欧同学会’……(《自传—1956》)

　　▲ “北京师范大学及其附中旅欧同学会”，当时我是巴黎的主要负责人，程希孟(现任北京对外贸易局副局长)是伦敦的主要负责人，杨秀峰、卢郁文(北京民革中委)、李蒸(北京民革中委)都是同学会的成员。“(《自传—1957》)

　　笔者作为方镇中长女，2010年曾访问父亲的母校——巴黎政治学院。校方将现存贵校的《方镇中档案》共53页法文复印件，赠予笔者，接待笔者的历史中心负责人对方镇中的评价有三：一、法文程度较好，二、各科成绩优秀，三、两任导师都是该校顶级学者(遗憾的是53页档案资料的翻译没有最最定稿)。巴黎政治学院在百度百科等网页的简介，其中公布的“华人优秀学子：陈季同、马建忠、方镇中(4)、陈寅恪、王景岐、曲星”共6位。　

　　二、倾其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抗日战争时期，方镇中投笔从戎、精忠报国

　　(一)任职《工商日报》·高擎“抗日反蒋旗帜”

　　▲ “由于我是自费留学，家中不能及时的汇寄学费，生活感到困难，同学何世礼(笔者注:巴黎法语学习的同学)介绍我担任香港工商日报的特约驻欧通讯员，定期给该报写稿，每月得稿费二百元，我在巴黎的后三年中基本上靠这批稿费维持生活的。1932年夏在巴黎政治学院毕业，香港工商日报聘我为该报的总编辑。”(《自传—1956》)

　　▲ “……我在工商日报写了‘我们的意见’一篇社论，说明我接办该报后不为任何党派说话，愿作爱国人民的口舌，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共同起而抗日，谁要阻挠抗日将为人民所共弃。社论发表之后受到香港反蒋人士的欢迎，从此和但懋辛，李济琛等反蒋的国民党人有些来往。由于工商日报专刊反蒋、抗日的文字受到群众的支持，上海抗日名将蔡廷锴并为该报题词，报纸销路大增，除日报外又增出早报“天光报”和“工商晚报”，由日销9千份增至二三万份。由于抗日反蒋的旗帜鲜明，遭到广东伪主席陈济棠的仇视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的压迫，陈济棠多次下令禁止工商日报在广东省出卖，英殖民政府也多次勒令停刊并处以罚金……这时我曾给军阀刘镇华一通秘电，要他追宋哲元之后直接抗日，海外华侨愿给他经济上的支援。刘镇华覆信责我冒失，从此我和刘镇华断绝来往，不曾再见过他一面，到1933年夏季我感到香港的环境对我不利。如不彻底作买办的走狗，就有遭到不测的可能。因此我即在1933年夏季辞职去南京。”(《自传—1957》)

　　▲“1934年初，方镇中到安徽大学任教授。1935年暑期，安徽大学法学院停办。……当时我的老同学王思华、侯外庐二人出狱后(1933年他二人被国民党逮捕)在北京合译《资本论》。他两人出狱后在北京受国民党的监视，不敢出面介绍我教书;同时他两人在翻译时感到学习日语的重要，因此我在王思华夫妇(王的爱人留学日本)鼓励下，是年十月东渡日本。……我在东京‘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半年。(摘自：《自传—1957》)

　　(二)回归祖国：任职“官校”·“战干四团”，竭诚培育抗日士官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公开发表，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 “1936年初春，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这时他已感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权在握，侵华战争如箭在弦，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情系祖国的方镇中按捺不住那颗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当年他便急不可待地返回战云密布的中国。在南京，他曾两次给在西安的老同学何世礼(何东之子，时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写信要求到西安随张学良将军抗日，均未成行。”(摘自：河南大学档案学编研丛书编委会 主编 邓明灿《名人名家与河南大学》，“方镇中：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篇。以下简称：(“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方镇中”篇)

图:黄埔军校第十四期政治教官的照片(现存浙江档案馆)。

　　▲ “1938年1月接到老同学万锡九自武汉写的信，说他随中央军官学校到了武汉，并说中央军校扩大招生，增添教官，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到武汉作中央军校的政治教官。我当时认为能直接参加抗日工作和我多年来的抗日志愿相符合，同时看到国共合作，也不再考虑政治路线问题，因此我即自原籍到武汉。2月通过万锡九和军校教务科长沈靖尘二人的介绍，该校即派我为中校政治教官。数日后即随同一部分政治教官去宜昌，进入四川。” (《自传1957》)

　　▲ “5月中央军校在重庆附近铜梁县开学，我被派为第十四期第一总队学生的政治教官。学生驻地是铜梁县的安居镇……这一学生总队的负责人是总队长范汉杰(他以军校教育处长兼第十四期学生总队长)，副总队长是程戌刚(不明下落)，总队政治主任教官是戴鸿献(已逝世)，代理戴鸿献职务的是胡庚年(立法委员赴台湾)。和我同时在安居镇任伪政治教官的有唐圭璋、张又新(解放后任四川绵阳县人民代表)，张以礼(不明下落)，丁宣孝(不明下落)，叶法吾1(不明下落)，张进德(不明下落)等约十二三人。这时不少新去的政治教官都是无党派的大中学教员。”(《自传1957》)

　　1939年10月前后第十四结业，方镇中又一次要求随国民革命军第27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十四期教育长范汉杰上前线抗日不果。

　　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要在各部队建立政工机构。1938年，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一、二、三、四团建立(据“国防部有关规定，战干一期毕业员生为黄埔第十五期)。方镇中作为政治学科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的留学生，被领导他的第一总队队长，这位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的范汉杰以独到的眼光，将他强令调入战干四团;

　　▲ “1938年9月范汉杰被派为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兵驻郑州。我这时有意返河南参加直接抗战工作，经主任教官胡赓年的介绍，范汉杰即调胡赓年和我同另一个苏州籍教官周安国(此人解放后仍在苏州)到二十七军工作。我1938年10月离四川北上……” (《自传1957》)

　　▲ “范汉杰给我一电，要我在南阳参加以周保黎为首的中央军校第七军分校的招生工作。我在唐河、泌阳二县给该校招收了五六十名初中毕业学生……又招收了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约四五百名交给了周保黎。这时范汉杰不得我同意，已介绍至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任上校政治教官。”(《自传1957》)

　　▲ “……1939年3月，方镇中调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后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中央战干团’，蒋介石为团长、胡宗南为副团长)，历任上校政治教官、政治部少将副总教官等职，负责全团政治教学，主讲国际政治、国际法以及各国政府、各国宪法、三民主义等课程，曾编写约80万字的教材(大多散佚)。除上课外，他还负责百余名教官的考核，兼作教务工作和主持新生考试等。方镇中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秉承‘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黄埔精神。养成精忠爱国的情操和勇于担当的品质，受到战干团学员的尊重和敬仰，从1938年到1945年，战干四团前后为国家培养抗日官兵4万余人(即黄埔15期至21期，战干团毕业生授予黄埔军校证书)。”(摘自：“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方镇中”篇)

　　方镇中从军校14期中校政治教官，到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上校政治教官并兼任训育科长、少将政治副总教官兼教务科长、少将政治总教官、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等职。他忠于职守，从不懈怠。以启发式教育与缜密、多样的训育方式，在军政文化训育领域开创、实施“管教训合一”的训育办法。抗战八年，戎装八载，参与主持培育约4万名黄埔政治科员生(黄埔14—21期)，1946年成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代表人物之一，1946年，方镇中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这是他身先士卒、投笔从戎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方镇中的抗战勋劳，以及在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中，积极救助灾民的行动，载入“赈灾功德碑”(5)被南阳、唐河家乡父老引以为荣，被誉为军政文化教育家——“方教育长安亚”(方镇中号安亚)”。　

　　(三)从方镇中编著的“总理遗教”看法政学者的政治思想

　　据有关黄埔军校文献记载，战干四团政治课主要教材即《总理遗教》(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方镇中编《总理遗教》(约4万字)，继承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体现出他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同时他以坚定不移的民族自信，给青年员生传递：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树立必胜的信心!

　　譬如《总理遗教》第二节民族主义的“世界大战与民族问题”一章：

　　(1)彻底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狂徒的侵略本性(摘要)：

　　“欧洲各民族都染了帝国主义之毒，是以常常发动战争，几乎十年一小战，百年一大战，其最大的战争，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五千万人，经过四年余之久，参加国家二十余，其构成原因(一)……互争海上霸权。(二)各国争夺土耳其的领土。

　　在这次战争打了三年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民族自决]口号下参加战争打击德国，待德国败后，举行和议，其所定条约却极不公平，弱小民族，对其分制所受的压迫，比前更甚，英法等国想永远维持他垄断世界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一个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

　　(2)方镇中又在文中对“俄国革命”提出赞扬(摘要)：

　　“第一次大战中，发生了俄国的革命，先推翻了本国的帝国主义，来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打不平……这确是世界民族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现象……”。

　　(3)方镇中对民族自信，讲解的淋漓尽致(摘录)：

　　“中国爱好和平，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中国文明比欧洲进步了二千余年，我们希望欧洲人生前跟上我们，不可退后让欧洲人拖下去，因为我们在二千年以前，已经丢去了帝国主义，主张和平。欧洲人现在还是脱不了讲打的野蛮习惯，专讲强权，不讲公理，只有革命后的俄国，主张和平，算是跟上了我们的文明。

　　(4)方镇中勾画出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景，凸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摘要)：

　　“目前欧洲驾于我们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科学，我们要学欧洲的，应是中国没有的科学，希望中国四万万人先恢复我们的民族思想，然后进而促进世界大同，正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也。”

　　方镇中在军政文化训育领域，从《总理遗教》教材的一隅，可看出他17岁受李大钊先烈的启蒙，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一位继承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愧是学长赵世炎先烈“少年学会”的成员;同时,与他在母校——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共产主义政治”，研究《资本论》学习了一系列丰富的国际政治科目无不有关，是继承了母校巴黎政治学院“行胜于言”及启发式教育传统的优秀学子。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战干团停办解散。方镇中带领该团最后一期(黄埔第二十一期)未结业的学员，到陕西省训练团改学会计、俄语，1946年5月结业。方镇中又开启了人生第二个重要征程。

　　第二件事情：解放战争时期，方镇中为豫省高等教育“鞠躬尽瘁，死而无憾”　　

▲ 上表：1946年8月，方镇中入职国立河大·“人事登记表”(现存河南大学档案馆)

　　学历：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政治系(1923—1926年)未毕业

　　巴黎政治大学，外交系(1929年—1932年 同硕士

　　经历：

　　安徽省立大学 教授 三百元(1933年—1935年)

　　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政治总教官,少将待遇(1939年3月至1945年9月),

　　著作或译编：

　　在安徽大学及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教期内编有国际公法、欧美政党及总理遗教教材

　　(一)河南大学有关方镇中生平的档案资料

　　▲《河南大学统战八十年·方镇中篇》全文：

　　“方镇中(1902—1968)，别号安亚，河南唐河人，教授，民革成员。

　　1918年毕业于唐河县立高等小学后考入开封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进北京师范大学附中。1923—1926年，就读于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政治系。1926—1932年在巴黎自费留学。回国后出任《工商日报》总编辑。1934年初应邀安徽大学任教，1935年暑假在日本东京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不到半年，情系祖国的方镇中便发回家乡。1938年1月，出任中央军官学校中校政治教官，后任少将副总教官。抗战胜利后，方镇中参与营救民盟西安市宣传部长王任的行动。到河南大学任教后，拒绝登记，坚决和国民党、三青团脱离干系，也不再加入任何党派、团体，专心教学。他讲授济济学、国际法等课程，不仅生动，而且内容丰富，常常举一反三，旁征博引。其间积极营救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被捕学生。1947年暑假代理政治系主任。继任法学院院长。河南大学迁往苏州其间，被推选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维持学校秩序，保证教学的开展。

　　解放后他在历史系外史教研室任教。发表了《拿破仑评传》、《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及其失败的必然性》、《俄国农奴‘解放’后到十月革命前的土地问题》等论文，主持编写和翻译了《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等教学参考资料，对当时历史系的教学工作起了良好的辅助作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后被开除公职。1962年回到历史系做资料工作，翻译、整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迫害，1968年秋与世长辞。1979年6月，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河南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统战八十年》主编赵秀凤，2006年出版)

　　(二)无党派人士方镇中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中坚

图：方镇中慑于1947年开封

　　▲“1945年1月我和武剑西等二三十人(西安不满国民党的人)在西安城内佛教会内组织秘密的星期座谈会，一直到日本投降后还在继续进行。”(《自传1957》)

　　▲ 1946年，“方镇中参与营救民盟西安市宣传部长王任的行动。”

　　▲《河南大学百年人物志(上卷)·方镇中篇》191页“(摘要)：

　　“1947年5月28日，因极少数河大学生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勾结……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以此借口……抓走学生七十余人。6月1日南京政府下令镇压，方镇中奋不顾身四处奔走，保出了七八名学生。”

　　(三)方镇中在国立河南大学的学术地位

 

图：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办学阶段，1949年5月接受解放军苏州军管会全面接管后，法学院工资表第一页(现存苏州市档案馆)

　　方镇中教授任职：

　　“兼任法学院院长暨政治系主任;

　　工资：

　　六二0(注：据查是一级或二级教授)

　　粮食：

　　七五斤(注：系军管会发放的口粮)“

　　据方镇中告知后人：苏州解放时，在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解放军却立即给河大3200余师生员工发放口粮，这个恩情国立河大人不要忘记!

　　(四)1947年在国立河大法学院，方镇中开创了宣讲、研究“《资本论》的先河

　　▲《河南大学校友通讯(2004年总第31辑)》·朱锜(6)：“在苏州河南大学的日子里”》(摘要)：

　　“在课堂教学以外，河南大学法学院与其他学院类似，民主风气、政治氛围、读书兴趣显得更加浓厚。”“至于读书会、学习小组，则是在地下党、进步同学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例如，经济系同学就学习沈志远先生的《新经济学大纲》，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等。”

　　▲ “由于我讲授经济学时引用了一些《资本论》和考茨基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河南大学特务李宏斋(7)、高吉亭(已逮捕，希望领导上要他交代对我的监视情况)对我长期监视，并作出露骨的威协。”(《自传1957》)　

　　(五)受命危难——出任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

　　1948年6月——1949年7月，国立河南大学奉南京教育部之令,3200余师生员工南迁苏州复课。由于1947年“五二0”学运，70位进步学生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三位中共青年共产党被杀害,中共国立河大地下党支部遭破坏。1948年10月在沪宁中共地下党引导下，国立河大恢复重建了中共国立河大地下党支部(17位地下党员)，带领国立河大融入了沪宁苏地区的民主运动。

　　▲ “这时国民党教育部己逃到广州，自顾不暇。在苏州的河大群龙无首，面临着河大存废的重大抉择，也关乎着广大师生的命运问题。

　　……当时地下党指示：河南大学不能在苏州解散，更不能葬送在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过长江的胜利时刻。选出最可靠的人，维持河大。这是沪宁地下党组织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保护文教事业、保护河南高等学府的一项重大决策。

　　由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推选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广大师生都很积极，大家一致表示要推荐出最可靠的人选组成领导班子，既要作风正派有较高威信，又要业务上有权威;不仅社会工作能力强，而且愿意为广大师生服务的人来担任。这样排的结果，大家认为法学院院长方镇中，工学院院长郭暄是最佳人选，而方镇中、郭暄二位院长政治身份都是无党派人士，请他二人担任正副主任也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其他各学院都推举一人参加，就这样诞生了河南大学建校以来第一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摘自：河南大学档案馆、河南大学校史编纂研究室编《河南大学史料长编(1948——1952)》河南大学出版社 杨泽海(8)：“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阶段的历史事件回忆(1948—1949)”)

　　▲ “我自1946年12月到河南大学一直到解放前夕，经常和地下党员武剑西有密切的联系，到苏州不久又和地下新青团员罗永乾取得联系(改名罗渝，现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9)，在我参加学校维持会前，罗即告我尽力维持学校为人民立功。因此在苏州解放后我立即接受军管会文教部长徐步同志(10)的领导，随时向徐部长请示。”(摘自：《自传1957》)　　

　　(六)以方镇中为首的校委会代表国立河大，接受苏州军管会的全面接管

　　▲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军管会主任韦国清接见了方镇中、郭暄、杨震华等。对学校的各项工作給予嘉许。军管会认可校委会工作，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和校委会合署办公(笔者注：合署办公63天，即4月29日—7月2日)……校委会接受苏州军管会的和平接管，主持造册登记、领取生活费用、清理校产等各项工作。1949年5月，校委会主持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开明大戏院举行毕业典礼，给约600名毕业生颁发证书。……截止6月底，学校先后为1700余名学生办理了离校从军、参干手续，给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以方镇中为首的国立河大校委会执掌校务3个多月，在政局变换、人心动荡之际，为稳定学校大局，实现大学平稳过渡做出了重要贡献，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和平接管高等院校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国立河南大学热爱河南、忠诚教育的光辉篇章。”(摘自：《方镇中：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篇》

　　国立河大全体师生员工欢天喜地在军管会领导下造册登记，从1949年5月19日开始领取粮食和俸薪，享受苏州解放区供给制待遇(档案现存苏州市档案馆)

　　军民关系十分亲密融洽。1949年5、6月前后国立河大给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输送了1700余青年学子;

　　▲ “在苏州就地参加工作的约500人，随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参军的有300余人，随当时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来福建作战的有400余人，随第二野战军到西南服务团的有400余人，还有一些分散零星投入革命队伍者或参加工作的”(摘自：1992年7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署名里明(即1948年10月恢复重建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以中共地下党泽海为首的多人回忆)所撰“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一文记载)

　　2009年4月，在苏州市庆祝解放六十周年之际，《苏州日报》再版了1949年7月1日《新苏州报》的创刊号，“欢送河大同学返汴 学联会举行茶话会”的实况报道(摘录)：

　　▲ “本市学联会为欢送河南大学同学返回开封，特于上月二十八日，在青年俱乐部，举行茶话会。到军管会代表陈主任、河大方镇中教授、学联、青工队、各校代表及河大代表五十余人……后由河大同学代表献给军管会、学联“人民之光”及“学生灯塔”的锦旗两面和花篮。最后在余兴节目的歌声中结束。”

　　(七)国立河南大学坚决拥护共产党“整建制”留在大陆回归河南

　　当年，国立河南大学作为河南省第一高等学府，是中原文化的载体。国立河大“整建制”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积极接受共产党全面接管，宣告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争夺国立河南大学的彻底失败!

　　▲ “……1949年4月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南大学师生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入城……在刘伯承、陈毅、韦国清等军政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苏州、南京、徐州当地革命政府调配车辆、渡船，组织人力物力保障供给，河南大学一千二百多名师生员工返回了开封。六月十九日(笔者注：据查应是七月十九日)，河南大学与中原大学共同举行联欢晚会，中原大学欢迎河南大学胜利返回开封，河南大学则欢送中原大学南迁武汉。”(摘自:《中原大学校史》20--21页)

　　▲ “……除留江南参加工作学习者外(笔者注：参军、参干1700余)，六院十五系教职员四百余人，学生八百余人，工友近二百人，连同眷属综计二千余人，均已到达……所有图书仪器，一千五百余箱(内图书八一一六四册，杂志六一八四册)连同行李约四千件，全部完整运回。”(摘自：1949年7月18日《河南日报》)

　　1949年国立河大在职在校的3200余师生员工(99、8%)留在苏州，迎接解放。赴台人数，据实名调查(2012年方西峰赴台北与国立河南大学台湾校友会晤面核对)共三位：校长姚从吾、校长秘书吴相湘、前训导长杜新吾;

　　(八)方镇中继承黄埔“爱国、革命精神”为河南省高等教育鞠躬尽瘁

　　1948—1949年.方镇中拒绝香港《工商日报》胡铁五先生请他再次担任该报总编辑的邀请，婉拒原安徽大学同事，1949年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周予同、许杰教授邀他到复旦大学任教的约请，坚守国立河大校委会主任的岗位;

　　▲ “1949年7月初，在华东党政军各方领导的重视与安排下，这所当时河南省唯一的高等学府——国立河南大学六院十六个学系的教学班子，约1200余师生员工在校委会方镇中、郭暄、杨震华教授以及学生自治会派员方德英同学的率领下，乘华东军政部门配备的专列胜利集体返汴。(摘自：《河南大学史料长编(1948——1952)》“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阶段的历史事件回忆(1948—1949)”)

　　这是河南省高等教育近代史上，1948、1949年河南第一高等学府——国立河南大学“南迁北返”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可以说方镇中与国立河南大学生死相随，为其“整建制”坚留苏州回归河南，鞠躬尽瘁了!

　　附：方镇中与他获得的三枚纪念章、勋章

　　一、2015年方镇中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5年，河南省委统战部，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同时上报中央统战部有关方镇中抗战历史的档案材料;

　　在黄埔少将政治教官方镇中在逝世四十七年后，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海内外爱国人士、抗战将领中的代表人士，由中央统战部牵头，会同中央台办、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负责发放”的规定，其遗属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纪念章编号：2015001004，慰问金8000元(其中，北京市委3000元)

　　其长女作为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亲属联谊会的成员，在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领取。

　　手捧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方镇中逝世四十七年后，颁发给他遗属的最高荣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作为方镇中的后人，我百感交集，思绪起伏。

　　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感谢祖国、感谢共产党!”

　　2015年的9月3日，习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二、2015年方镇中获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颁抗战胜利纪念章

　　2015年7月7日，为表彰黄埔教官方镇中对抗日战争胜利的“牺牲奉献”，其遗属获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颁发的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纪念章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一帧。(纪念章编号：抗胜字第1040400906)

　　这枚纪念章、纪念章证明书，是由方镇中的在台学生(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黄埔军校七分校在台联谊会)，曾担任原中华民国总统府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职的孔令晟中将、曾担任台湾陆军化学兵学校校长的孟兴华少将等在台北办理。

　　三、1946年方镇中获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授抗战胜利勋章

图：抗战胜利勋章图样，图片下附“中央战时工作训练团”

　　1945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颁给胜利勋章案》，10月10日，公布了《颁给胜利勋章条例》，1946年1月8日修正为《颁给胜利勋奖章条例》，正式规定设置了该勋章。

　　其规定的抗战胜利勋章的授予对象是：

　　“凡中华民国官民对于抗战胜利著有勋劳者，得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授之。”

　　左下图是现存台北国史馆档案 “胜利勋奖章名册封面”(1407页);右下图(1434页)“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获颁胜利勋章名单：第四位：军简二级，政治教官方镇中。下一页注明：由中央秘书处保举的字样。

　　该档案现存台北国史馆：档号荣01-2、案号10二“拟请颁给胜利奖勋章名单”，该名单扉页：“卅五年、四、十七签呈 附件”。

方镇中长女方西峰整理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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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郭须静(1890～1933)，字厚庵，笔名天问，河南省唐河县城郊乡郭湾村人，自幼就学于村塾。1904年入唐县县立小学堂读书，约于1907年入河南省法政学堂。1909年考取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结为好友。1910年共同参加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的罢课运动，1911年又一齐参加河北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在校期间协助李大钊编辑北洋法政学会《言治》月刊。1913年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窃国，发动“二次革命”。郭须静投笔从戎，到江南参加参加黄兴讨袁军事行动。同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前写下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的诗作，以“连天烽火独思君”的诗句表达二人的深厚情谊。袁世凯称帝，他与李大钊一起积极参加反袁斗争，组织、推动反袁事宜，并烛其奸宄，屡屡于报端发表反袁文章，招来袁氏势力忌恨，险遭杀害。避难于河北昌黎，才得幸免于难。

　　1918年，经李大钊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李大钊和郭须静经常切磋学问，议论时政，交流思想。他密切注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他目睹国家现实，认为“政象紊乱，社会贫枯，皆由生产落后所致，遂萌研习实业之志”，决心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1920年7月，郭须静考取河南省公费留法学生资格。12月与何长工等一起赴法专攻农学……后进凡尔赛园艺学校，以勤工俭学，苦读精研，坚持到1923年毕业回国，应聘到开封中州大学任教，把从法国带回来的珍贵名产香蕉苹果、玫瑰香葡萄引种到河南开封，推广到大江南北。为中国引入西方近代园艺科学的奠基者之一。

　　1927年1月，郭须静任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院长。1929年改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园艺系主任，并任南京市公园管理处主任。1932年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林垦署技正。1933年夏，经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于右任聘请，实施“西农”筹建工作。他常常忍饥挨饿，不顾艰难困苦，日夜兼程，加紧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终因劳累过度，于9月27日突患脑溢血症，猝然病逝于武功县城。

　　(上文引自：王洁主编 北京李大钊故居研究室编著《李大钊北京十年(交往篇)》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年。 72页“郭须静篇”)

　　(2)方镇中共有三份《自传》，最详细的一份为1957年9月4日的政治运动交待资料，存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档案馆;第二份是1952年受民革河南省委邀请,直至1957年2月方镇中才被所在单位开封师范学院批准加入“民革”时，填表时所写的《自传》;第三份是1964年方镇中给长女方西峰最后留下一份的《简介》。

　　(3)曾庶凡(1897-1990)，汉族，别名宪林，四川南溪人，1925年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文学院选修政治经济学，参加勤工俭学、东方反帝大同盟，办过《救国晚报》……1942年加入民盟，解放后任川南行署文教厅长，1952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56年任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先后任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摘自：百度百科)

　　(4)百度百科：“巴黎政治学院杰出校友”华人部分简介：“方镇中，1926年在李大钊帮助下赴法国留学，1932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 曾任中央军官学校教官，以及国立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务。”

　　(5)2018年河南省唐河县发现一通民国32年(1943年)唐河县民众及灾民，为时任县长符明信立的赈灾功德碑，碑中记载“或慨解义囊，或募汇巨款，振恩助振，不遗余力”的“川陕及驻境各军政长官”之中，有时称“方教育长安亚”的方镇中

　　(6)朱锜(1924—)，河南尉氏人。1948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经济系，留校任王牧罕教授研究生、助教，1952年随经济系到中原大学，后调入中南财经大学，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教授(高教5级)，兼任河南大学武汉校友会会长(参考：河南大学百年人物志)

　　(7)《河南大学人才ABC》“李宏斋”条：“(李宏斋)曾任河大讲师、副教授、河南医学院教授，60年代定为高教5级。”(刘卫东、邱建章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8)杨泽海(1921—2011)：国立河南大学教育系四年级学生，1948年10月在苏州加入共产党，1949年2月出任学生自治会主任秘书(党小组长)，是苏州阶段国立河大学生运动中的知名领导人。

　　(9)和罗永乾失去联系。罗永乾与方镇中夫人罗永芬均系烈士罗世文的叔伯侄子、侄女。罗永乾在苏州赠给堂姐罗永芬与堂姐夫方镇中的照片，已交给内江市威远县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

　　(10)徐步：1949年4月26日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主任韦国清、文教部主任徐步。进驻国立河大的是文教部主任徐步和军代表姜培彬(苏州党史有记载)

　　（方西峰简介：祖籍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1942年生于西安。1948-1949年间，随家长跟随战时办学的国立河大到苏州复课。北京业余建筑学院肄业,1999年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处级干部退休，高级政工师，转业军人。退休前后曾兼任《中国妇女报》特约记者，发表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游记、评论、网文等近百篇；2014年版《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9-04 16: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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