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之先天下之忧而忧
2016-12-19 11:07:33  来源：《红色平阳》  点击：  复制链接

　　到前方去，奔赴抗战第一线，这是我们地下党员的向往。1941年夏，组织上终于批准我(时任中共平阳县委直属文化支部书记)和杨力航(同支部党员)离开家乡，到苏北参加新四军。

　　一路上辗转颠沛，困难重重，费尽周折。直到10月下旬一个晚上，我们才跟上海交通同志一起，上了去南通的江轮。

　　江轮在长江上行驶。江水滔滔，江轮隆隆。我们心里紧张着，想的是如何上岸、过敌伪封锁线？力航和我，各人紧握一把平阳纸伞。随身带的东西，什么都可丢，就这两把雨伞不能丢。因为伞柄里装有两张一样的秘密组织介绍信。

　　下码头，经过伪军的检查，我们顺利通过了。交通同志领着我们一出新港镇，就向后边的田野奔跑，田间的庄稼掩护着我们，快速前进。跑了近十里路后，停下休息。交通同志宣布，快到抗日根据地了。我们高兴极了!我们把多年来地下工作者闷在肚子里的恶气，都吐出来，大口吸进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鲜空气。我们又走了近八十里的路，这一路虽很长，却很开心、很轻松，一边唱歌，一边大声说话，毫无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还一路遇到新鲜事：路边上常有几个小同志，拿着红缨枪，向我们查路条。我们的交通，拿出纸路条，连说：“没问题，自己人!”小同志查看后，向我们敬礼。笑嘻嘻地说：“同志!辛苦了!”“同志”二字，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珍贵!走出浙江大山，来到苏北平原，这是多么宽阔的新天地!

　　傍晚，抵达新四军一师的兵站。兵站领导同志听上海交通的情况介绍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住下后，填登记表。第二天，我同力航又走了四十多里路，到东台三仓，这里是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苏中大队的驻地。我们被编入三队当学员。当时，一队是军事干部队，二队是政治干部队，只有三队是学生队。这里有许多与我们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学子，有上海来的，有内地来的，也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侨。大家高兴地交谈，相互介绍各自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部特派员来看望我们。他负责审查来自各地的同学。这位特派员很能讲，一口上海浦东话，抗日道理一套又一套，对共产党的新军队性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得生动有力。看他年龄不大，可能还比我小。后来，他成为我们队的政治指导员，叫梁皓群。同学们非常敬佩他!

　　这天是10月28日，我们忘不了的日子。离开浙江平阳老家时还是9月初，天气炎热，穿短衫。现在进了苏北抗大学生队，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当即发给我们灰蓝色的棉军服。我们穿上自己部队的棉服，多暖和呀!“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纵横驰骋，江淮之滨……深入敌后，……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我们参加了铁的新四军!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我们被编入三队后，力航在一班，我在九班。不久，我俩就担任副班长(学习班长)。我们除学习军事课外，还学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大家学得很认真，很有兴趣。

　　我们的课堂是老百姓的打麦场，书桌椅就是我们的背包，武器一刻不离身。不久，遭日寇突袭，我们背起屁股下的背包，拿起套筒枪，就跟着队长向枪声的反方向跑。所好的，校部领导早有准备。虽然“三八”枪声已到我们脚跟，但一、二队(军事、政治的连排干部队)同学把敌人火力引过去了，他们有少量伤亡，我们三队无伤亡。打退敌人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继续上课学习。后来我们南下参加丰利战斗，从苏中三分区转移到苏中四分区，进驻海复镇的海复中学(学校放寒假)。

　　这已是1942年的春天了。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改编为抗大九分校。粟裕师长亲自担任我们校长。学校成立参谋队，力航调参谋队学习。三队整编时，宣布我到一队(连排军事干部队)去当文化干事，给老红军和连排军事干部讲自然常识，传播科普知识。完成一队课程后，我又调二队(政治干部队)工作。这年夏天，日本鬼子发动清乡扫荡，还搞什么竹篱笆，要分隔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企图消灭我们在四分区。粟裕师长决定我们九分校借老百姓海船，北上斗龙港。这一路北上的海上生活，很艰难。我们不习惯海浪的颠簸，有的同志说自己的肝胆内脏都要吐出来了。到盐城斗龙港之后，又接粟师长要我们南下的命令。这时是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党中央发表“精兵简政”的新华社社论。部队精简，老弱病残、怀孕妇女都动员回家。苏德战场进入莫斯科保卫战时期。我们南下途中，带着苏德战场地图，天天在上面插红蓝旗。

　　1943年春节，年三十夜，大雪纷飞，我们在扬中过长江。部队到苏南地区，驻上芝山、下芝山一带。粟师长将一、二、三旅的教导队和六师十八旅的教导队，都合并到抗大九分校来，编成三个大队，九个连。我所在的二队编为三大队九连，学员都是前线调回来培训的连政治指导员和打算培养为连指导员的排连干部。校部又决定，将原在各队的政治干事、文化教员，都调到九连“下连当兵”锻炼。因此，杨力航、朱觉、曹维东等同志都来了。不久，我也从连部下到班里锻炼，在成立连队俱乐部时，又被同志们推选为连队俱乐部主任。

　　我们抗大九分校在上、下芝山一带，安安静静地学习了两个多月，没有行军打仗。主要任务是整风，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我从连部到九班之前，有两件事记忆犹新。我们连部，除连长、指导员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党支部书记朱后年，两位政治教员刘冰和沈玉明。刘冰是老红军、江西老表，我调到二队(政治队)当文化教员时，他已是那里的政治教员。我们相处一年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原是皖南教导队文化教员，金冶、许布洛都是他的学生。说到杨力航和我都是温州人，他对我俩，就特别亲。朱后年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睡一个床，无话不谈。他少时家庭很贫苦，要过饭，当过童工，从小就营养不良。这年苏北特别冷，单穿棉袄还不行，我从家里带来的毛线衣，一直惜不得(即“舍不得”，是我家乡方言)穿，怕天气还要更冷。朱后年看我不穿，他就要借。起初我不表态，这可是我二嫂织给我送别的毛线衣，是我从浙南背到苏北来的一份亲情。后来看到朱后年光淌鼻水，他体弱，我比他强，就把毛衣借给他了。他要把自己的毛毯借给我，我不要。北风吹，雪花飘，我感冒了，发烧还是坚持行军。朱后年又把毛衣还给我，自己身上捆着毛毯，还用手拽着毛毯两角，顽强地向前走……

　　沈玉明，来新四军之前，原是北京中华邮政总局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这位年长者，行军中与我们一样背背包，我们非常尊敬他。沈教员对我很好，有件难忘的事。在我要下九班去的时候，他问我：“《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此书我已读了多少遍，可不知道核心思想是什么，自感惭愧。他诚恳地说，这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做人的道理。他建议我把第六章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多看几遍，领会其核心思想。我到九班后，班里同志们很欢迎我，因为我可以给他们当小教员，讲什么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

　　我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想到少奇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讲中国问题，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通俗地讲共产党人的修养，要平等待人，“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要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提到中国宋朝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气节，革命坚定性。他更讲到做人要诚恳，无私心，提到儒家的“慎独”。他还说到革命先烈的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并非什么革命狂热、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了解和高度自觉。

　　刘少奇讲课的思想深度很高，“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是自觉的无条件的，否则，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劳动人民、全民族、全人类不可能取得解放，这里包括了我们个人。一旦，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所说的“党的利益”即“人民利益”，不能视为党派利益。少奇同志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阶级解放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必然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因此，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即服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社会发展的利益，也就是服从人民的利益。离开人民大众，也就没有共产党。这些道理，都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想想抗战中，我们的党和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等各阶层群众的拥护，不就是因为共产党真正“立党为公”，共产党人做了“克己奉公”的模范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打赢战争的伟力之源。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19 1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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