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大义,企图同日本鬼子暗中配合,在苏南地区围杀我新四军一师抗大九分校和六师十八旅,这是要搞第二次“四·一二”大屠杀,发动第二个“皖南事变”!粟裕师长立即命令我们九分校突围,跳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圈,过铁路、渡长江,打回苏北。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壮烈,牺牲了不少营连干部和更多的班排干部。我们三大队九连的干部和学员奉命参加铜山战斗,面对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我们在铜山阵地挖出道道壕沟,准备决一死战。当时我们连装备的是套筒枪,每人只有三、五发子弹,身上背的子弹袋,里面装的都是芦杆做的假子弹,手榴弹也是木头做的。到了中午时分,校部杜屏教育长下命令,把九连撤出阵地,调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来接防。我们九连撤下后,大约下午四时太阳西斜的时候,铜山阵地上枪响了。起初,我们有的同志起来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暴露了目标,中弹牺牲。后来,大多数同志在子弹、手榴弹打完后,跳出战壕和敌人拼刺刀,血洒战场。这个英勇的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学员,全体牺牲。我们悲痛极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杜屏教育长下决心将我们九连撤下来,是为了保存部队的政工力量。因为,我们这个九连是由前线调回来打算培养为连政治指导员的干部,还有原在各队的政工干部和文化教员组成。如果不是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去,那么全体牺牲的一定是我们九连。
粟师长决定突围,我们突围后不恋战,边打边走,白天隐蔽,夜里走。国民党自南向北,鬼子自东向西,追赶我们,北边是宁沪铁路和长江。我们靠的是自己两条腿,说也巧,最后一晚要跑一百三十里,我正好担任班里“值日”,全副武装,背米袋外,还要加两个洗脸盆、一个满满的油瓶,我感到很自豪。夜间行军,最怕的是狗叫,地方工作的同志就动员老百姓杀狗。有百姓舍不得杀,发明了一种竹子编的笼口套在狗嘴上。所以刚开始还听见过几声狗叫,后来真就静悄悄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先是离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很近,在龙潭过铁路。越过后,龙潭伪军躲在后面碉堡放了好多枪,大家都说我们的敌工工作做得很出色,这枪声是“欢送我们的”。我们跑步到达长江边,只见早已升起帆蓬的大船有好多条,趁日舰江上巡逻的空隙,我们九分校全体人员上船过大江。天未完全亮之前,我们就在六合仪征(江面最窄处)靠边上岸,部队分散到老百姓家休息。老百姓热情接待我们,烧水洗脚。想想,“身上背那么多东西,一夜跑一百卅里”,了不起吧?更了不起的是,我们的大部队能够跳出日顽联合的包围圈,一夜之间,越过铁路和长江两条封锁线,胜利回到苏北,这全靠“老百姓的军队有老百姓支持”!
1945年5月,我与同在苏中公学工作、相识相爱的张颖告别,调往军工部工作。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基础是原师供给部的一个30多人的修械所。起初,为应对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乡”,军工部不断转移,只能修理枪支,坚持小量生产手榴弹,但在扩充人员、巩固队伍、收集军工器材、维修机床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粟师长派出以张渭清同志为组长的上海地下采办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斗智斗勇,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上海运回苏中根据地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达130余木船,其中有各种机床20余台,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450多米,迫击炮闷头400余只,还有各种五金化工材料。他们还在上海机械厂、船厂的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先后分批动员120多名有经验的技工到苏中根据地来,壮大了军工队伍。1944年6月,师军工部奉命全部转移到宝应县四面环水的林上庄。组织生产52毫米和73毫米两种迫击炮,9月试制成功,正式投入生产。10月,胜利完成340多门迫击炮制造任务,并试制了八二迫击炮弹。到12月生产出万余发炮弹,供粟裕司令率部南下浙西开辟新区。1945年1月,继续突击生产八二迫击炮弹6000发。当要运出林上庄水道时,工人同志们个个抱着八二弹,跳着秧歌舞,装上船只,快乐得无法形容。?
其实,完成任务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就是我所去的工务科,同志们在拆废炮弹时,发生了爆炸,牺牲一人,重伤三人,都是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工务科科长张云白,炸飞了一条手臂;从抗大九分校刚调来的戴眼镜的女同志王贻珠,炸飞了双乳。王贻珠是我的战友、学友,我们都是九分校的文化教员。她爱人吴光中原是九分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到部队后当了团政委。受伤后,王贻珠要求离婚,吴光中坚决不同意,相爱如初,成为同志们的美谈。他俩相伴终生,离休后家住福州。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军工厂的政治指导员李桂英,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妈妈,罗湘涛政委的夫人。她深知劳动者的痛苦和感情,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她带领下,大家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上午爆炸,中午打扫现场,下午就恢复了正常生产,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前线战场上的将士一样英勇。也是听说这次伤亡事故,所以,我和张颖告别时,她一再关照,要注意安全。
我先在工务科当科员。这里有九分校先期调来的老战友、文化教员刘辛人(上海交大学生),还有苏中公学同期刚调来的青年学生。我们思想上有个共同点,想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晚间或饭后业余时间,我们都到工棚里串门,与工人同志聊天,交朋友。6月间,苏中区党委要召开苏中职工代表大会,军工厂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代表,我竟被正式投票选上。苏中职工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区党委组织部长章蕴同志做报告,题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我作了详细笔记。回厂时,正值“七一”纪念党的生日,我在工厂大会上传达章蕴同志的报告,并结合自己与工人同志接触中碰到的认识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工人同志们反响强烈,很受欢迎。厂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讨论,当月就发展了10多位党员。不多时日,工厂成立工会,技工王志寿高票当选为工会主席,我这个工务科科员也高票当选为工会委员。指导员李桂英同志没有参加选举,因为罗政委随粟司令南下,她也要南下,找我谈话,要我接她的班。我说自己干不了她那么好,她说:“一定比我好!因为你有知识,有文化。”
我担任政治指导员后,注意调查了解工厂和来自各方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历史,还去熟悉各车间的生产过程。我参加劳动,上车床难度太大,就到钳工车间去干做弹尾的冲床活。尽管技术比较简单,但安全条件很差。一次,冲床打连环车,我的手来不及抽回来,右手大拇指的前一节就给切掉了。开始伤口发白,不淌血,我还不当回事,要继续劳动。而身边的工人师傅有经验,大叫“不行!快走!”立即护我去工厂医务所包扎、打针、止血。我右手给包扎起来,吃饭要人喂,洗脸要人帮,生活不能自理。有位工人同志自告奋勇地来做护理工作,我很感谢他,可惜后来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军工部领导十分关心,先后都来看望。我记得程望部长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责怪我:“你要学习,也不能上机床呀!”他把医务所长找来,查问打过破伤风针没有?手指还会长出来吗?还说:“十指连心,很痛的,特别是夜间。”他要那位自愿护理我的工人同志,不用上班了,和我吃睡在一起。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工人宿舍,下班后,工人同志们排着队来看望,让我感到很温暖。这就是阶级感情啊!时隔不久,这次事故又传到苏中公学。张颖连续来了四封信,给我鼓励、打气,要我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文字的秀美,辞句的优雅,抽动我的心,但我无力回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军工部军工厂沸腾了!工人们拥向大饭堂,我一手挂着伤,一手拿着《号外》,站上饭桌,高声朗读,“抗战八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掌声、鞭炮声,跳呀!叫呀!兴奋极了!这场景,我永远忘不了。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弘扬抗战精神,我们的民族将无往而不胜。?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19 11: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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