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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抗战历险:最艰难时的沂蒙反“扫荡”
2017-10-17 14:26:31  来源:参考消息网2015年 作者:罗东进  点击:  复制链接

罗荣桓(左一)在查看梁山战斗中缴获的日军炮队镜(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报道(作者为罗东进)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

  2000八路军悄无声息突出重围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4日,日军从沂蒙山区西部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余人仍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5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11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形势十分严峻。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父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一面看地图一面讨论。概括地说,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因此,人们在考虑突围方向时,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父亲的主张却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控制中。如果我们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顽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而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军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大本营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安全一些。父亲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按照父亲提出的方案,这2000多将士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行动中没有开一枪,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不久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儿子幸运脱险,女儿生病夭折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了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小杨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后来我们住的山洞暴露后,那个小羊倌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山洞。这个洞很小,只能容两三个人。几天后,干粮袋里连馒头渣也没有了,刘湘阿姨便从洞外的枯草丛中找来一种叫柳夹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带我到已经收获过的花生地里拣没有收尽的花生。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碰到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几天后,父亲带着部队又打回沂蒙山区,我又回到部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刘湘阿姨转移到滨海地区。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那位刚刚出生还未满月、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妹妹由于躲“扫荡”,交给老乡抚养,因为病了又缺医少药,已经夭折了。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来到河边,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趟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父亲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兴地去执行命令了。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如果没有了桥,倒反而会逼着他们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1941年底,父亲他们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决定朱瑞留在山东纵队,父亲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同师部会合。山东纵队派了一个营护送。

  在父亲快要到达沭河边时,突然发现自西向东、到滨海进行“扫荡”的大批日军,沭河两岸都有。然而,负责护送他们的那个营却同他们失去了联络。这样,在父亲身边就只剩下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警卫排,总共不过35人。沭河硬冲是过不去的。父亲吩咐大家在一个小山村隐蔽宿营。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村外有日军。天一亮,如果这30多人被日军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命令立即向西转移。西面不是敌占区吗?李参谋稍一犹豫,父亲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轻轻补充了一句:“这样做反而比较安全。”李参谋联想到留田突围,思想豁然开朗,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

  果然,当父亲这支小队伍从两股敌人之间的缝隙插入敌占区后,倒反而平静了。当时,警卫排的战士们都骑着日军的大洋马,戴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帽,穿着日本军大衣。沿途据点里的伪军以为是“皇军”,都摇着旗同他们打招呼。父亲也叫李参谋向他们招手示意。这一天正逢赶集。当他们从集旁经过时,一些伪职人员还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招呼:“太君下马歇歇!”

  他们在敌占区始而向西,继而向南,又折而向东,转了个马蹄形,到天色黄昏,终于渡过沭河,安全抵达滨海根据地。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之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具体条件决定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人物小传】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今属衡东县)人。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在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军到井冈山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与代师长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挺进山东,参与领导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领导山东军民挫败日伪军5万余人在沂蒙地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1943年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参与指挥了东北1947年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和辽沈、平津等重要战役。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作者简介】

  罗东进,生于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东进山东前夕。1959年参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中将军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

罗东进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7 14: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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