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冰河入梦来——回顾父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艰苦历程
2017-11-21 16:03:59  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作者：李四新  点击：  复制链接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抵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据统计，从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在此期间，中国军民总共伤亡约3500万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的父亲李行夫、母亲曾竹恒、大姨曾子平、大舅曾昭正、小舅曾幼诚、小姨曾竹冰、姨父张振铎等，在民族存亡危若累卵的抗战期间，都是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竭尽全力报效祖国，他们用歌喉、用画笔、用钢枪投入战斗。他们虽然只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同样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因为他们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有“箪食瓢饮”的豁达之心;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有“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有“朝闻夕死”的执著之心;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更有“以身许国”的赤子之心!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我相信，即使作者系湖北省宣恩县财政局退休职工，曾任宣恩县作协副主席，宣恩凌云诗文学会秘书长。是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去追忆父辈及其校友、亲友和战友们在腥风血雨中艰难跋涉的历程，读者也一定能透过他们的坚实足迹看到一个个闪光点;“有麝自然香，无须大风扬”，即使我们后人不去彰美，前辈们也是善者自善，美者自美。

武汉惊现珍藏稿 杭州惠寄新版书

　　“这是星海的字。”2005年8月14日上午，武汉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莎莱拿着几张照片仔细端详，手指微微颤抖。这几张照片拍的是“冼星海手稿”，原稿珍藏于汉口我弟弟曾伏虎家中。作为“老通城”的后人，我们家与冼星海有一段特殊交往。在冼星海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同时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殊时刻，弟弟告知《武汉晚报》记者，67年来家中始终珍藏着3份冼星海手稿。2005年8月14日，晚报记

　　者将手稿拍成照片请莎莱过目，从十几岁起就师从冼星海的莎莱说：“老师的笔迹我很熟悉。”看到照片后，莎莱说：“这是他的签名，很有特点的，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亲切。”于是《武汉晚报》于2005年8月15日在头版头条登出通栏导读标题：《“老通城”后人精心收藏67年武汉再现三份冼星海手稿》，并在第3版以整版的篇幅作了题为《“老通城”后人珍藏冼星海手稿》的详细报道。

　　这3份被珍藏了67年的手稿，其一，是冼星海从延安托人带给我父亲的《到敌人后方去》油印谱和指挥说明，冼星海在上面手写了两句话：“指挥讲座因不全，未付上，鲁艺出版部将寄上其他歌曲给您。”其二，是冼星海创作的《战时催眠曲》草稿。其三，在《战时催眠曲》草稿的反面，冼星海还写了一首《做棉衣》的曲子。

　　在冼星海的众多作品中，他本人对《战时催眠曲》和《做棉衣》是颇为肯定的。在《冼星海全集》中，可以查到他1939年入党后给党组织写的一份《履历》，其中写道：“《战时催眠曲》在社会上一般的青年及群众都喜欢。”在他写的一篇《创作杂记》中，他把《做棉衣》列为自己创作的“有历史意义的歌”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做棉衣》还曾被选入《抗战名曲100首》。

　　由于年深日久，手稿的纸张都已发黄，弟弟小心翼翼地把手稿放回到文件袋里。他对记者说：“我父亲一直把手稿很小心地收藏着，我从小就听母亲说家里有冼星海的手稿，直到父亲去世，我清理他的遗物时，才第一次见到这个文件袋，上面有父亲亲笔工整写的‘星海手稿’四个字。”

　　“您打算怎样处理这些手稿?”记者问。

　　“我想，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愿意将它公诸于世，让人们更好地纪念冼星海，记住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记住那个时代的人。”弟弟的话充分表达了我们全家的心声。

　　2009年10月，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从杭州回信给我弟弟，信中说：“寄来的《做棉衣》等手稿均已收到，我又根据《冼星海全集》中的歌曲，重新写清楚了一份，并复印了一份五线谱的歌曲，请参考。再次谢谢你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我父亲的手稿，太珍贵了。今寄上我主编的《黄河大合唱》一书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在她赠送的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的《黄河大合唱》一书的扉页上，冼妮娜亲笔题字：“让我们共同珍惜父辈在抗战中的友谊。”她刚劲而秀美的字迹把我的思绪带回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全民族抗战时期。那时，抗日浪潮铺天盖地，救亡运动方兴未艾。

燕京掀起抗日浪 江城组建救国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侵占了中国东北，又逐渐将侵略势力扩展到华北，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组织爱国学生数千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2万余人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原定这一天成立的亲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天津、南京、武昌、杭州、广西的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据我父亲回忆：“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武汉青年学生也在12月30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市性示威游行。那时，群情激愤，人多势众，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打回老家(东北)去》(安娥词，任光曲)。当时大家最爱唱的歌曲之一是《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

　　当然，还有《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等等。“12·30”那天，我们武大的同学列队由珞珈山直奔汉阳门，沿途邀约各校参加，像高山滚雪团一样，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了。当时的省政府阻止武昌的学生过江，汉口的同学也不让他们过来。大家就在江边坚持了一夜。附近居民感动得很，纷纷送茶送水，老字号的副食品店‘曹祥泰’还送来了不少糕点。有些年老居民来慰问说：‘你们辛苦了!这又像五四运动反段祺瑞一样了，全武汉都罢了市……’”

　　据我父亲当年的武大校友李锐回忆：北平学联为推动全国学生运动，特派清华学生刘毓珩和燕京学生朱南华来到武汉。他们到武大后，由我负责接待，请他们作了关于北平学生两次示威情况和此次学生运动意义的报告。我还陪他到省高、省一中、汉口市一女中等五六个学校作报告，对武汉学生是一个极大鼓舞。

　　全国学联是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华中大学的代表陈述元到上海代表武汉学联正式参加了全国学联。武汉学联改选后，武大由李汝俊、华大李锐，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毛主席的秘书。由陈述元作代表，何功伟、姚树森、万国瑞等担任常务干事。同年4月初，利用春假，武汉学联还曾组织一次葛店(离武昌90里)宣传，有成百的学生参加。在葛店召开镇民大会，演出抗日救亡文艺节目。4月8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和省教育厅召集武汉各校校长和学联代表开会，指责学联‘有共产党操纵，反对本党主义’，宣布解散学联，6月间，姚树森一度被捕，何功伟被迫离校。”

　　经过何功伟、姚树森、万国瑞、余梅青等人的努力，很快使学联转为秘密状态，成立了“武汉学生救国团”，后来这个秘密团体仍沿称“武汉秘密学联”。

　　暑假期间，李锐与魏泽同、彭秉朴等参加了长沙的救亡活动。回到学校之后，他们便积极联合进步同学成立统一的秘密组织。这时万国瑞、朱九思、姚树森、陈尚文、李行夫、王采铭、鲍光宗等一大批进步同学都已考入武大。他们得到化学系一位进步助教的帮助，一个星期天，在化学系二楼的大实验室秘密召开成立会。参加的有三四十人。组织取名为“武大青年救国团”，通过章程。这个秘密团体没有叫“武大学生救国团”，而称“青年”，是由于当时有两位理工学院的助教参加。开成立会的实验室就是由那位化学系姓胡的助教安排的。这40个左右成员中的大多数，抗战爆发后即参加了共产党和革命工作。

　　李锐回忆说：“武大青年救国团坚持得比较好的群众活动是歌咏队，每星期五晚上练唱，理学院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总有六七十人(内有十多个女同志)参加。当时全校学生不过六百人左右。机械系同班同学曾昭正和李行夫两人爱好音乐，一个会教唱，一个有理论知识，唱的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抗战初期在武汉出版销行极广的歌曲集《大家唱》，就是由他们两人主编的。曾昭正没有被吸收参加秘密团体，但他积极参加了青年救国团的活动。汉口有名的饮食店‘老通城’，是他家开的，他父亲还经营大智旅馆。我们进城活动，如有什么秘密接头，也利用过旅馆中他父亲的‘经理室’，这是最保险的不会受到查问的可靠之处。”

　　从一二·九运动之后，何功伟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1936年6月间，省高校内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为免于被捕，他出走上海，找到同乡革命前辈钱亦石。何功伟被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后不久便入了党。1939年他从鄂南到南方局接党的关系，随即被党派到鄂西工作。1941年由于叛徒告密，在恩施被捕，同年11月英勇就义，时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鄂西特委书记。

　　抗战初期中共湖北省工委已经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挂牌，董必武来到了武汉，上海许多文化界人士和大批平津流亡学生也来到武汉。1937年下半年，武汉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国民党当局仍然害怕进步的学生运动，以致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不得不选择在武昌华中大学大操场举行，会前也不能声张。当天下午，各校学生化整为零进入会场，旗帜也都是在将要开会时打开。尽管如此，与会学生非常踊跃，气氛也非常热烈。开会过程中，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关闭了校门，散会时不让出去，怕学生们游行。当时大家向军警反复宣传，僵持了个把小时，才算解决。本来没有打算游行，由于气愤，汉口各校的学生集体渡江以后，却自动游行起来。队伍到三民路孙中山铜像附近，时已黄昏，国民党特务从阴暗处开了一枪，当场打死汉光中学的一名学生。但历史的车轮终究不可阻挡，12月下旬，周恩来来到了武汉，1938年春，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

“宣传周”三厅策划 “歌咏日”四海翻腾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武汉也同全国各地一样，早就响起了人民大众的救亡歌声。

　　1936年冬天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到1937年上半年，不但东北早成立了伪“满州国”，华北也岌岌可危了。北京住满了日本兵，国内投降派还说什么“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类的鬼话。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比投降派的梦呓响亮得多。这时，爱国学生又唱起《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

　　这首歌，正好给投降派一个嘴巴!词铿锵有力，曲威武雄壮，大家非常爱唱。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这时抗日怒火燃烧，红遍了半边天!就武汉说，特别是冼星海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来以后，救亡歌咏运动已如星火燎原。

　　当时的歌咏队如雨后春笋一样，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如武昌的“武大

　　歌咏队”“群声歌咏队”、汉口的“海星歌咏队”“三八女子歌咏队”“业余歌咏队”等等。歌咏队员们一天到晚唱呀唱的，自己学会了又去教别人，一传十，十传百，抗日救亡的道理也就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了。

　　最令人兴奋的是，冼星海常常亲自教大家唱他自己谱写的歌曲。如《救国军歌》(塞克词)：

　　歌曲中的“枪口对外”“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唱出了人民大众的呼声。后来，连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也都学会了。大人唱，小孩儿也唱。大人学会了指挥，小孩儿也会两只手左右挥动。有一次星海就让一个两岁多的“小指挥”站在凳子上“发号施令”，而他自己却站在旁边兴高采烈地唱了起来。

　　民众也很喜欢唱《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大刀队曾1938年4月“海星歌咏队”队员合影于武昌珞珈山经在长城喜峰口抗击用飞机大炮武装的日本侵略者，在此砍杀日寇千余人，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以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为核心的抗日同盟军还曾用大刀步枪收复过多伦等地，更使人心振奋。这首歌就是献给他们的

　　当喊到“冲啊”“杀”的时候，的确像是置身枪林弹雨之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37年11月7日，武汉的一些歌咏队在汉口“大光明戏院”——后来的“中南剧场”联合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群众性音乐会。当时星海

　　指挥全场上千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他不是面对台上的歌咏队，而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身，朝着台下的听众，于是听众变成了演员，演员倒成了听众。星海威武得像一支大军的统帅，猛地把指挥棒向上一提，场内马上就像山洪暴发，枪炮轰鸣，再也分辨不出哪是自己的声音、哪是别人的声音了——全都熔汇成了一股铁流，一阵雷鸣。在抗战期间，多少战士唱着它向日本法西斯发起冲锋!

　　1937年12月25日，全国歌咏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冼星海、李行夫、曾昭正等14人为筹委会委员。

　　1938年1月2日，洗星海、张曙、王人艺、曾昭正、李行夫、盛家伦、安娥等21人被聘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8年1月17日，全国歌咏会成立大会在汉口兰陵路光明大戏院举行，全市音乐界知名人士、社会名流及各歌咏团代表约300人参加。光明大戏院是当时武汉市最大的戏院，可容纳1000余人。当晚歌咏大会开始时，戏院内已座无虚席，连走道也站满了热情的观众。参加这次演出的有海星、业余、群声、三八女子、武昌工人及孩子剧团等20多个歌咏队，由“学院派”人员组成的武汉合唱团也参加了这次演唱。其中孩子剧团是由流亡各地的一批十一二岁的小朋友组成，他们那清脆、整齐的歌声，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叹和热烈掌声。这种歌咏大会在当时武汉是空前的，它对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父亲曾深情回忆说：那时候，好歌也真多，总也唱不完似的。“红日照遍了东方……”一唱就像看见了无数抗日健儿在保卫着那威武而又秀丽的太行山;“我们都是神枪手……”从那轻捷欢快的旋律里，恍若听到了游击队员的脚步声;而“多作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星海《做棉衣》)在为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募捐时更是起了直接的鼓动作用……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政治部主任是陈诚，副主任是周恩来和黄琪翔，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该厅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其下第一科科长是洪深，冼星海任第一科科员，与张曙分管音乐。第三厅成立后，即组织武汉各界举行扩大宣传周。七天的宣传每天有一个主要活动形式，如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等。4月7日上午在汉口市总商会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下午闻悉我军台儿庄大捷，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军于六日夜开始总攻，内外夹击，敌尚据险顽抗，肉搏相持，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迄今晨三时，敌弹尽援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二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关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战车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虏无数。敌坂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那时抗战已经9个月了，除了初期八路军在平型关一战取得辉煌胜利之外，国民党军队老是节节败退，当时还有两句相当巧妙的辞令：“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而为大胜。”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对于饥渴着胜利的老百姓，即使小胜已经就是大好消息了，何况还是“大捷”，更何况还是“空前未有之大捷”!而所歼灭的又是日军精锐部队、侵华的急先锋“敌坂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于是武汉三镇顿时沸腾了，各抗敌救亡团体立即组成车队、军乐队、歌咏队等进行全市庆祝活动。4月8日为歌咏日，上午10时在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举行广场歌咏，到场的军政官员、各界来宾及歌咏团体共计3000余人，首先由郭沫若致开幕词，他满怀激情地说：“歌咏是最感动人的。歌咏的声音能把人们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为行动。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汉高祖的谋臣张良曾经利用过歌咏的力量涣散了楚霸王的兵士。楚霸王尽管有拔山盖世之勇，终于敌不过歌咏的声音。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最近鲁南方面的连战连捷，尤其台儿庄空前的胜利是值得我们歌咏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更加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复，把全部的倭寇驱除。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扩展到全武汉，扩展到全中国，扩展到全世界……”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他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中再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战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他们的功绩永不会磨灭的。歌咏的声音，无疑是扩展到了全世界，扩展到了全中国，至少就在当天的的确确扩展到了全武汉。”

　　歌咏日那天，首先郭沫若致开幕词，接着由冼星海和张曙指挥全体高唱抗日歌曲，高呼口号，然后开始游行。歌咏队伍自中山公园出发，沿中山大道、三民路、江边至市总商会，然后化整为零，分赴轮渡码头、十字街头、公共场所及工矿市郊进行歌咏宣传，气氛十分热烈。10日下午7时，武汉歌咏团体近千人聚集武昌黄鹤楼前，分乘10多艘大木驳船，由一只小火轮拖带着，浩浩荡荡顺江而下，船上每人手执火把，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硕长的“火龙”在江面上游动，两岸也聚集了手执火把的大批民众，船上、岸上嘹亮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汇成巨大的涛声、吼声，响彻夜空。近3小时的水上火炬游行结束时，队员嗓子哑了，但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革命歌曲的巨大作用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昭正编歌《大家唱》 星海谱曲“老通城”

　　“10月4日，下午迁到瑞祥路住，3时赴茶话欢迎会，会后有警报，就在戏院二楼躲避!晚上与昭正到青年会指导民众歌咏。”这是冼星海1937年10月到武汉后写下的第一篇日记，这里提到的“昭正”，就是我的大舅曾昭正，当时是武大学生。

　　据大舅回忆：“冼星海到武汉第二天，一位歌咏队年轻队员跑来告诉我：‘星海来了，就住在横街!’我很兴奋，当时就随他赶过武昌见到了星海。当时星海已是十分著名的音乐家，我原以为他一定很大派头，岂知他见到我很高兴，非常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他首先关注地问我汉口的歌咏运动怎么样?我说想唱救亡歌曲的人多得很，武昌、汉口成立了许多歌咏队，只是能够教唱歌的人不多。星海似乎已料到，他说，要办音训班，让学唱歌的人再去教别人唱，这样才能快速推广歌咏运动，并说他路过河南开封时见到马可，‘这个青年很不错!那里也是差教歌的人。’说完，他从衣袋取出马可的《游击战歌》送给我。”

　　星海每作完一首歌曲，总要拿出给在身边的同行或歌咏队员一起试唱听取意见，仔细推敲，作出修改，然后定稿。一天下午，大舅和上影的王云阶正走上楼梯，星海兴奋地在楼梯口迎着他们说：“我刚刚谱了一首歌，你们来看看。”说完拿出《在太行山上》的原稿要他们分唱二部，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首歌歌词的作者是桂涛声，当时是20多岁的青年，在山西太行山打过游击，他以亲身经历和体验写下了这首歌词。《在太行山上》的原稿是用五线谱写的，用铅笔写在一张像是道林纸的厚纸上。从星海急于试唱以及当时的愉快情绪，可见这首歌曲是他很花些了功夫并且很得意的。唱到不顺口的地方，星海就用铅笔作出修改。当时长调的歌曲唱得较多，一旦有这么好听的短调曲子一唱，令人顿觉耳目一新。几天以后学这首歌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在太行山上》这首歌很快响彻了祖国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至今仍为人们传唱着。

　　大舅家住在汉口大智路口老通城后面的公新里6号，冼星海在汉期间经常来这里，说不清他有多少歌曲是在这里二楼中间房里创作出来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首著名歌曲是《游击军歌》。

　　当时，武汉大学爱国学生在党的秘密组织下，在珞珈山后山举行了游击战演习。大舅的同窗好友、中共地下党员潘乃斌以“先珂”为笔名，创作了一首叫做《游击军》的歌词，并交给了星海谱曲。一天，在大舅家楼上，潘乃斌问起星海这首词谱好曲没有。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父亲。星海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已有些揉皱了的歌词，坐在桌边，用手指点着节奏，开始谱曲，仅仅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一气呵成。在场的人一边称赞，一边就唱了起来。歌曲由弱转强，最后势不可挡，激起人们满腔爱国热情。在场的人即刻回到各歌咏队教唱，这首歌很快就流行开来。为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大舅和我父亲合编出版了《大家唱》歌曲集。《大家唱》收集了大量爱国歌曲，它在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大家唱》这个名字是我母亲曾竹恒提出的，她解释说：“这个名字既通俗易懂，又简明扼要;既响亮顺口，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在场的人都觉得她言之有理，如此灵光闪现的命名简直是“神来之笔”!于是这个动议立即被采纳。“大家唱”三个字是潘乃斌在大舅家用小木棍沾着墨水仿木刻式笔划写的。过后不久，《大家唱》第一集便由汉口武汉印书馆印，汉口交通路教育书店发行，开本尺寸为16.9cm×12.2cm。在这一集《大家唱》中，所收的曲目共分6类。第一类为“一般歌曲”，第二类为“工农歌曲”，第三类为“军人歌曲”，第四类为“妇女歌曲”，第五类为“儿童歌曲”，第六类为“纪念歌曲”。这本歌曲集既注重了所收曲目的全面性，又考虑了各类歌曲的特性和各种人群的具体需要，表明歌曲集出版的水平有了提高并且更加规范化。

　　1937年11月，大舅送星海一本他和我父亲合编的《大家唱》第一集歌本，星海很高兴地接受了。看了一下目录后，他说：“选了我这么多歌。”大舅回答：“都是目前较流行的歌曲，可能你的歌多一些。”同时，大舅又将已编好排好即将付印的第二集样本给他看，并说：“第一集我请光未然②写了一篇序，这第二集希望你在百忙中代写一篇，只是时间有点紧，版早已排好了。”第二集的第一首歌曲便是星海作的《青年进行曲》，他看了看笑着说：“这首歌联华制片厂给了我两百元，这就是我这些时的生活费。”过后不到两天，星海就做好一篇序，在序中称赞编印《大家唱》“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并号召“把抗日救亡音乐变成锐利的武器”。

　　据“和讯网”《大武汉 大舞台 音乐舞蹈创作》一文介绍：“1938年冼星海、光未然、张曙等齐聚武汉，抗日歌咏活动形成高潮，歌曲创作大兴。由曾昭正、李行夫主编的《大家唱》第一至第四集中就载有武汉作者创作的抗战歌曲30首。”

　　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仍珍藏有数十种抗日战争期间出版发行的歌曲集，如《抗战歌声》《大家唱》《战地歌声》《大众歌曲集》《叱咤风云集》等，它们尘封库中数十年，大多破旧不堪，然而它们是历史的遗存。这些珍贵的文物，留给我们的是原汁原味的抗战歌曲，是解放后出版的抗战歌曲集的主要源泉和基础。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 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合编了一本《爱我中华——抗战歌曲60首》的书，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编者在前言中介绍说：“这里收集的60首歌曲，大都产生于抗战年代，特征鲜明，激情饱满，昂扬向上，催人奋进。这些歌曲，可以说每一首都是精品，每一首都是历史见证，都是由血和泪谱写成的。”这本歌曲集中，冼星海谱曲的歌最多，共10首。另外，第50首《家乡进行曲》，则是风摩作词，李行夫谱曲。《爱我中华抗战歌曲六十首》的编者在《前言》中说：“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歌曲内涵，我们为每首歌曲附上了它产生、流传及影响的文字介绍。”对第50首歌曲的简介为：“《家乡进行曲》发表于1940年《新音乐月刊》第二期。歌词亲切、自然，洋溢着泥土风味;旋律明快，活泼之中蕴含刚劲。歌曲充满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与胜利信心。当时曾广为流传。”

　　1940年，冼星海去苏联，为在延安拍摄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在莫斯科，他曾给在延安的妻子写信：“鲁艺有什么新的消息或新歌就给他们。”新中国成立后，我父母时常谈起冼星海，谈起他的为人，谈起他对抗日救亡所作的贡献。有一次，我听父母讲：星海本姓“冼”(Xiǎn)，但当时很多人误读误写为“洗”(xǐ)。对此，他也予以默认，并笑称这也算是将自己的姓氏“大众化”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自贡蜀光赞日晷 重庆清华育英才

　　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7日，武汉会战爆发。会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中国军队共毙伤敌军近4万人。以武

　　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武汉沦陷前夕，大舅带领海星歌咏队抵达宜昌。由于他英语学得好，尤其是口语会话流利，因此，不久后又担任美国飞行员自愿援华抗日的航空队②的翻译。父 亲背井离乡、逃难入川后，相继应聘在自贡蜀光中学、重庆南开中学以及重庆清华中学，担任国文和音乐教员以及学生导师。

　　重庆南开中学是由“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著名爱国教育家、首倡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张伯苓于1936年创办的，该校因抗战而生，因爱国而名，建于重庆著名文化区沙坪坝。作为南开校友的周恩来经常莅校看望师友，并多次在学校午晴堂演讲，传播革命真理。自贡蜀光中学，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姊妹学校，亦为张伯苓创办。

　　抗战前夕，张伯苓入川时曾赋诗述怀：

大江东去我西来，

北地愁云何日开?

盼到蜀中寻乐土，

为酬素志育英才。

　　作为“百年南开”系列学校之一的自贡蜀光中学的教员主要来自当时的名校，如北大、清华、武大、浙大、辅仁等，由于时值抗战期间，全国不少知识分子漂泊西南，故人才济济。据父亲当时的同事谢韬回忆：“让我十分惊喜的是，不仅北大的李慎之来到了蜀光，还有燕大的李肇通、金大的张薇之、武大的李行夫、西南联大的曹贞固、东北大学的高跃墀等，也先后来到了蜀光。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开会，评论国是。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们成立了‘燎原’壁报社、学联等社团。”

　　1941年7月毕业的学生为母校留念建了一座寓意深刻的古代日影观测仪——日晷。每当同学从日晷前走过时，便会想起古人爱惜光阴的故事。父亲作为该校的国文教员，曾为此处人文景观谱写了一首校园歌曲，歌词为：

釜溪啊静静流

光阴啊悄悄走

珍惜啊你

我的少年时候

对花莫伤春

对月莫悲秋

时代的重任就在

我们的肩头……

　　蜀光校友范国骏曾在《老师留给我的一首歌》一文中对此事有过记述。以下是父亲在重庆清华中学执教时的学生周智佑最近写的回忆：

　　前两天杨启明给我来电话，说起李行夫老师在武汉曾给她题词，对她多有勉励。她说老师虽未教过他，但是曾在詠沂堂的导师室里拜访过他。最近会晤新疆农大彭应金同学，我们又回忆起李行夫老师来，记得他是从重庆市女中转来清华中学，继刘中一老师之后做过十一甲、十二甲高一的导师。他的文艺修养很高，我记得那是在一次开学典礼上，傅校长讲话后，请他上台给大家讲话，他即席朗诵了何其芳(1938年夏在延安鲁艺任教)的一首新诗《我为少男少女歌唱》：

我为/少男少女/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

我的歌啊/你飞吧

飞到/年轻人的/心中

去找/你停留的/地方……

不管/它像/一阵微风

或者/一片阳光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

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

充满了/渴望……

　　他用标准“国语”的朗诵，音容笑貌我迄今仍不能忘怀。他身着长衫，带着眼镜，在台上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听说这是作者抗战中在延河旁边，看见一些来抗日的青少年热情澎湃，有感而发写出的著名诗篇，由于意境深远，用词优美，很适合我们当时青年的口味与爱好，所以其中的一些段落迄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们在“草原风合唱团”排练时，赵宗信老师与他同来，赵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他。他给我们亲自教唱了捷克德沃夏克的一首知名乐曲改编的合唱——《谐虐曲》，其中有一些少见的音型——如半拍+休止1/4拍+1/4拍，感到有点新奇，从此始终记得。我当时便感到这位老师真不简单，对诗与歌均这样精通。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抗战中我们大家常看见的歌本——《大家唱》的编者。在母校教过我们的有不少名师，这是傅校长很重视的一条办学经验——聘请名师，我想傅校长一定花了很大力气，才把他这样才气横溢的老师请来。

　　彭应金同学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参加十二级同学在胡星池家中的聚会，碰见了甘源明、王摸善、汪士鸾、张银方、郑诗峘等人，大家都爱唱歌，座间几度响起当年熟悉的苏联歌曲《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列宁山》……忽然，应金用雄浑的男中音唱起《十二级班歌》(李行夫词曲)

30个姐妹/40个兄弟

我们家里/真有趣

有的一天唱到晚

有的总在/操场里

阿尔发/贝塔 A/B/C/D

有的当作糖果/吃下去

喂/喂/莫要咳成/肺病壳壳

莫要变成/背书机器

新的时代/在召唤我们

要用心/要用力

充实生活/追求真理

学习/学习/再学习

　　李老师充满挚爱，怕同学们伤了身体，用风趣的歌曲鼓励我们，言传身教使我们永远铭记。接着，大家又兴致勃勃地唱起李行夫老师谱曲的《重庆清华中学十一甲班歌》：

我们这一群

活泼快乐又年轻

充满了力量

象征着新生

让我们从书本里走出来

从小圈子里走出来

从个人狭小天地里走出来

为大众而献身

80颗心

在欢乐与紧张中

连在一起

在最后的灾难中

共同斗争

……

　　回忆当年峥嵘岁月，不免使人心情激动。尽管岁月在我们面庞上留下了不少沧桑的印迹，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我们思索过、奋斗过、耕耘过，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李行夫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充实生活，追求真理，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将永远牢记，继续为新时代、新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既严厉又慈祥，既文弱又刚强，既正直又热情，既博学又幽默。他很崇敬鲁迅先生，也很欣赏闻一多、朱自清等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民主人士。为纪念抗战期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仆，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因反内战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以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教育家陶行知，在战时陪都重庆，父亲给我大哥更名为“李闻陶”，这在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的“国统区”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重庆说起来是“大后方”，却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持续5小时的轰炸，市民纷纷涌入市中心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洞内几近饱和。因空袭时间长，防空司令部竟锁闭大门，不准市民出入。天气炎热，隧道内缺乏通风设备，酿成12000余人在隧道里窒息而死的惨案。该惨案与1938年的花园口黄河决堤、长沙大火并称抗战期间全国三大惨案。重庆惨案发生时，我父母及哥哥也躲在较场口隧道内，由于靠近洞口，才幸免于难。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过这话并未在我父母身上应验。由于父亲的清高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父亲常常失业和居无定所，几乎年年搬家。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好在家里也没什么家具，就像孔夫子搬家一样——尽是书。父亲收拾起行李干净利索，捆铺盖和书籍又快又结实，我母亲总说他“像捆强盗似的”，然后一肩一个扛起来就走。看到他忙得满头大汗四处奔波，母亲忍不住打趣他：“你真是个称职的‘行李夫’!”

　　直到解放后，终生从教的父母才有了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父亲相继在武汉市一女中、汉口铁中、武汉师专、武汉师院、湖北大学等院校任教。回首解放前那段艰苦岁月，母亲曾写过一首题为《勉张君“秋”》的打油诗：

任重途艰行李夫，岁寒傲雪竹增恒。

相濡以沫同甘苦，雨夜依偎盼天明。

　　“张秋”系父亲著书立说时用的笔名，而“张君秋”则是继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之后的著名京剧艺术大师，作为京剧迷的母亲当然知晓，诗题中的“君”显然是夫妻间的敬称。父亲看后会心笑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似看山不喜平，君不愧为语文教员之妻。”

　　我父亲原名煜章，母亲原名素英，考入武大后，两人都不满意长辈起的缺乏个性的名字，父亲认为坐而论道何如起而疾行，故改为行夫;母亲崇尚竹之长青，持之以恒，故更名竹恒。两人都爱好文学，通晓音律，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他们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母亲对同事说起父亲时，总爱说“我行夫”怎么怎么，言谈话语中不经意流露出自豪感。有一次在学校办公室，一位女同事语带双关地笑着调侃她道：“你口口声声说‘我行夫’‘我行夫’，你给我说清楚，他到底是‘你(李)行夫’(当地方言‘你’‘李’同音)，还是‘我行夫’?”这句话引得同事们哄堂大笑。我母亲当好反唇相讥，口若悬河妙语如珠：“我行夫就是我行夫，我行夫不是你行夫，李行夫就是我行夫，我行夫就像行李夫。我说清楚了没有?”没等她这段绕口令说完，同事们早已东倒西歪前俯后仰笑倒了一片，有的笑岔了气，有的笑出了泪，有的拍胸揉腹直喊“哎哟”“妈呀”“肚子疼”……

纾国难延安求索 挽狂澜浦江请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艺界人士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初期，我姨父张振铎正在浙江海门台州中学代课，后因日机空袭日甚一日，学校不能正常教学，被迫停课，疏散师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强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广大知识青年。年方而立的姨父张振铎决定投笔从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他瞒着家人，毅然与台州中学的同事包伯祥、台州中学附小的教员杨言(女)相约，离开故乡热土，于1938年2月的一天在浙赣线的义乌车站会合，挤上火车前往武汉。抵汉后，姨父先找到在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当编辑部主任的浦江同乡石西民。经同乡介绍，他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办好手续，搭火车到西安。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所在地——西安北门外七贤庄又办了一次手续。从西安去延安临行时还曾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亲切接见。

　　多年后，每当回忆起延安之行那段难忘的经历，姨父的眼神总是特别明亮，语调格外激昂：“延安真美，清澈的延河水中映衬着古老的塔影。山头上一排排窑洞，像一栋栋高楼，壮观极了。到处是明媚的阳光，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延安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和神奇。”在延安招待所写了自传后，他被分到陕北公学13大队17分队，改名张陶人(敬慕陶行知的为人)。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干部的学校，1937年9月成立于延安，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施以短期的革命教育。

　　在延安，他在“陕公”学习了3个月，学军事、马列主义哲学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经典著作。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姨父曾写过一首回忆诗《赴延安》：

延河澹澹源悠远，宝塔巍巍立峰端。

求索陕公纾国难，同仇敌忾挽狂澜。

　　学习期满结业后，他和包伯祥、杨言3人去见校长成仿吾，成仿吾写了一笺介绍信，介绍他们到武汉国民政府找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分配工作，并给每人发5块大洋作路费。他们3人告别延安，重返武汉，找到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受到郭沫若的热情接待。当时在场的还有郭的秘书傅抱石。郭沫若是四川人，对江浙话不大懂，有些话还得靠秘书傅抱石“翻译”。

　　郭沫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详细询问情况后，建议他们回浦江当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亲笔写了一封介绍函。他们马不停蹄赶回浦江，持函专程造访国民党浦江县县长金平欧，不料金居然连面也不见，只是派手下人通知他们3人等候分配。可是等了一周多却杳无音信。

　　这时姨父的内弟黄长波正和中共地下党员马丁等人在黄宅镇古城小学和黄氏宗祠内举办抗日救亡暑期青年训练班和民众夜校，姨父等人便也积极参与其中。包伯祥教抗日游击战术，姨父教大众哲学和大众美术，马丁教抗日救亡歌曲。姨父把他在陕北公学学到的哲学和革命道理，深入浅出地讲给学员听，并号召学员们以美术为武器，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共纾国难，唤起民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他和马丁讲的美术、音乐课最受学员欢迎。当时他只知马丁是个外地进步青年，事隔多年才知道马丁原来是中共浙江省金衢特委派来会同黄长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马丁从夜校和训练班的进步青年中逐步发展了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并于1938年5月在黄长波家中召开浦江“民先队”大队部成立会议，推选黄长波为大队长，马丁为组织部长。后来，浦江全县“民先”队员发展到400多人，成为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训练班结业的学员，有不少人经组织介绍去皖南新四军工作。“青训班”开办了几期之后，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国民党浦江县政府以这所学校“未经上峰批准备案”为由而勒令停办。后来又以“参加非法组织罪”将黄长波缉捕入狱。姨父也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颠沛流离。

　　1938年秋，日军大举入侵，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地大专院校纷纷向西南搬迁。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在湖南沅陵并校为国立艺专，并准备继续内迁云南昆明。这年冬季，姨父便和潘天寿一起，结伴前往昆明。他们从金华出发，乘火车到达江西奉贤站时，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车厢、铁轨均受破坏，旅客亦有伤亡。空袭时，潘天寿和我姨父相继向附近的田埂跑去，在炸弹的呼啸声中，潘天寿一把将我姨父推至田埂下低洼处，然后自己伏身扑在我姨父身上，足见他们友情之深。在多年之后，姨父曾回记说：“抗战期间，我多次遭遇空袭，最危险的就是在火车上被日机轰炸这一次。”

　　因铁路交通被日军阻断，他们被迫绕道广西凭祥出镇南关经越南河内再换乘火车，方于1938年底抵达云南昆明，姨父受聘任教。当时国立艺专临时校址租用翠湖北路的昆华小学和文林街的昆华师范，后因日机空袭频繁，搬至滇池安江村;师生约一百余人，人生地不熟，到处兵荒马乱，食宿都很困难，但还是坚持上课。姨父和潘天寿、吴茀之3人都住在节孝巷，轮流值日上街买菜，诸如此类琐事，大家从不互相推诿。教学更是认真，学生学习自觉性也很高，不少人日后成了大器。吴冠中便是其中佼佼者之一。40年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的吴冠中回忆道：“我于30年代开始学艺，潘天寿老师风格高古，意境独特;吴茀之老师重视笔墨，教学要求亦极严格;张振铎老师的作品水汪汪的，湿润可亲。当时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我们学校迁到偏僻的乡村上课，条件虽艰苦，能直接得到这几位名师的辛勤教导，真是莫大的幸运，令人终生难忘。”

　　在我小姨曾竹冰的毕业纪念册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几位执教老师的题词题画。潘天寿的题词文不加点，以庄重典雅的隶书一气呵成：“一艺术品必须能代表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自己方为合格”，并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枝傲雪怒放的红梅。姨父的题词则以刚劲流畅的行草大笔书就：“长风破浪会有时”;画面是一对色彩绚丽、暂栖竹枝、振翅俗欲飞的翠鸟。词意切切画意浓浓，激励学生振奋民族精神、树立远大志向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

携款从戎抵苏北 浴血突围战皖南

　　小舅曾幼诚，1939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教员、干事、政治指导员、参谋、股长等职，参加过皖江地区反顽反扫荡战斗。

　　小舅是外公家最小的孩子，外婆42岁生的他。外公经营的“老通城”起先只是个小餐馆，招的都是农村的亲戚，最多时有20来个员工，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解放前后竟成了武汉餐饮业的龙头老大。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以及金日成、西哈努克等外宾都曾在老通城进餐，这当然是后话，这时餐馆已捐赠给国家。外公经营时，没什么文化，深受其累，所以要求子女个个读书，并且成绩优异。我大姨曾子平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带着学士帽照相，真给老太爷长志气。

　　小舅回忆说：“1937年上半年，武汉的抗日救亡闹得很凶，二哥曾昭正做党的外围工作，他是积极出面的人物，后来学校把他开除了，我也莫名其妙地被反动学校校长毒打了一顿，在床上躺了4天都起不来。冼星海他们一天一首歌曲创作出来，我二哥就编《大家唱》，把这些抗日歌曲传唱到社会上，效果很好。我也随他们到电台录音，二哥说：‘小弟，你嗓子最好!’那时我们还游行、慰问伤兵、组织歌咏队。我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就是那时熏陶出来的。不过我真正走上革命道路，还是大姐的教育，否则不可能。”

　　大姨曾子平1933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接着到北京大学进修，1934年返回上海，在量才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学生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大姨和大姨父一起，在上海、南京、苏北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华中派遣军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军民有19万多人，零星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全市1/3的房屋被焚毁，几乎所有的商店被抢劫一空。血债要用血来偿，抗战胜利后，杀人魔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在这场大劫难中，大姨和大批手无寸铁的平民遭到日军机枪的扫射，人群一排排倒下，血流成河。据大姨事后讲，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躲过大难后，她担心自己再遇到不测，便和大姨父商定，准备将年仅2岁的儿子送人。我母亲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托大舅前去接回我表哥，一直抚养到全国解放，大姨和表哥才母子团聚。解放后，大姨历任中共武汉市委青年部长兼江岸区委副书记、中共西南局高教处处长、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等职。表哥曾秋明考入陈赓大将任院长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后在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任职。

　　大姨抗战初期参加地下党这件事外公根本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让自己的小儿子去投奔她。1938年武汉沦陷后，这么一大家人需要分散一下，于是外公就托朋友把小舅带到上海去找大姨。临走时外公给了小舅7000元大洋，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叮嘱小舅把这笔钱拿去做生意。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小少爷”竟从这笔钱中拿出3000元捐给了地下党组织，带上剩余的钱和他的“大小姐”(我大姨)一起参加了新四军!

　　这时，大姨父也参加了新四军，由于他是朝鲜人，精通日语，便被分到新四军敌工部，负责对日军俘虏进行反战教育。由于小舅文化程度高、家世清白，而且革命热情高、干劲大，加上作战机智勇敢，所以他1939年初入伍后，同年6月便入了党，还当上了新四军军部直属学兵队的文化教官。当时，由陈毅作词，集体改编，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才发表，小舅立即教学兵队战士演唱，那庄严雄壮的旋律激励了无数战士奋勇前进。这首军歌的首段歌词是：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千百次抗争

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

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面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到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部队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7个师8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7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和谈话，揭露亲日派的阴谋，并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整该军，坚持抗战到底。

　　“皖南事变”发生时，小舅原担任新四军军部直属学兵队文化教官，因战斗残酷激烈，部队伤亡较大，他被补入老三团机枪连。这个连有一挺大口径重机枪，威力很大，后坐力也很大。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事后得知，它原来是一挺飞机上使用的航空机枪。抗战中缺少重武器的八路军、新四军经常从坠毁的飞机中拆取这些还能使用的机枪用于陆战，因其射速快、弹道好，威力颇大。在“皖南事变”突围战斗中，这挺机枪更是大显神威，所向披靡，打得敌人鬼哭狼嚎，闻风丧胆。就这样，他带着3名战士，一路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最终在上级指定的地点成功归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除了饱经战火洗礼的满身硝烟，他竟然一点儿轻伤也没负!真是一员有如神助的福将。

　　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立即着手整编部队。原军部及直属部队突围归队人员，多数是分散回来的，一度和组织失去联系，因此需要重新审查。作为考验，一些指战员被分配去担任税收等地方工作，结果有些老兵却面对金钱落了马。小舅是老通城“少东家”出身，既然能携带数千元巨款从军，“曾经沧海难为水”，早已视金钱如粪土，果然一尘不染顺利过关，并升任政治指导员。

穿越日寇封锁线 营救美军飞行员

　　1941年，美国飞行员志愿援华抗日的航空队成立，指挥官陈纳德。因其队徽图案为带翼虎，俗称“飞虎队”。1942年7月，编入盟军第十航空队中国战区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特遣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队长。该航空队先后在彰德、汉口、岳阳、长沙、桂林、香港、台湾等地上空单独或协同中国空军作战，击落炸毁日机上千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4年冬天，在新四军七师担任侦察参谋的小舅，曾奉命营救一位战机被日寇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还用英语与其对话，令现场的战友们佩服不已。事后，被救的美军飞行员曾驾机在新四军驻地上空盘旋并作空中表演以示感谢。

　　就在这次救援途中，还发生过一段余音绕梁、令人拍案叫绝的插曲。当时，小舅指挥一个加强班，将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抬着，准备护送到安徽巢湖地区无为县一带的新四军七师师部。走到贵池与铜陵交界处时，美军飞行员看到了一幕令人吃惊的场面。

　　在铜陵这边，山坳里面有一个新四军的秘密兵站，一行人晚上到达那里就开始休息，早晨起来忽然看见营地对面二百米一个小高地上面，有头豹子在晒太阳，一会儿还舔着爪子洗脸，样子极为从容。

　　吓了一跳的美军飞行员连忙询问有无危险。

　　小舅用英语告诉他，这豹子反正也不会下来，我们人多，而且，豹子的嗅觉远远胜过人，它在那儿洗脸打扮，就说明周围没有日本兵，多好的天然警戒哨啊。

　　当时的皖南地区，山丘纵横，植被保存完好，纯属自然生态，可以时常看到野兽，偶尔冒出个把豹子根本不算什么。

　　这里甚至还有老虎。

　　在他们歇宿的兵站不远，就有一个日军据点，但新四军大摇大摆从这个日军据点前不远处行军而过，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一点儿也不担心日军出来找麻烦，这就和老虎有关系了。

　　那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由于新四军在这一带的活动日益频繁，日军派出一个小队，在铜陵、贵池交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新的据点。这里北可过长江，南可出黄山，东可沿江进袭芜湖、南京，西可叩关九江、武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军显然希望自己这个据点能够作为一个警戒点，切断新四军的重要交通线。

　　对“小鬼子”有利，反过来说就是对“四爷”不利了。

　　新四军设下埋伏，准备伏击这个据点按时出动的日军巡逻队，结果鬼子没来。

　　露寒霜重，白趴了半宿，新四军设伏的战士们都有些沮丧。没办法，派人从内线联络，问问日军巡逻队为何没有出来。良久，那位内线传出了消息，因为前一天晚上，鬼子站岗的哨兵让老虎咬死了。

　　老虎拖走了鬼子哨兵，这可是件新鲜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鬼子这个据点修了个炮楼，为了扩大防御范围，周围布置的是流动哨，要防范新四军来摸哨，日军哨兵自然是全副武装而且警惕性很高，谁知到了半夜，依然被老虎叼走了。据说日本国内最大的野兽就是狗熊，还是袖珍型的。华南虎体长通常在两米五左右，体重三百余斤，日本兵大概对遇到这样的大型猛兽毫无思想准备，地形也不如老虎熟悉，所以根本来不及进行救援。如此一来，日军不要说巡逻，连炮楼都不敢离开了，新四军也只好哭笑不得地打消了伏击的念头。

　　然而，这头叼走日军哨兵的老虎却引发了另一个话题：正常情况下，老虎并不以人为猎物，相对来说，正常的老虎更怕人，主动攻击人的案例极少，这头老虎怎么会去袭击日本兵呢?有人推测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日军进驻的时间正是老虎繁殖季节，可能日军这个炮楼的位置离老虎的巢穴太近了，带崽的老虎特别凶猛，所以破例主动发起了攻击。第二种，日军个子矮，头上顶着钢盔，与平常老虎见到的山民大不一样。偏偏在华南作战，日军还有一个特殊的装备，那就是大脚趾头与其他四趾分开的“牛蹄子式”水靴。看到这样一个脑袋圆圆的怪物，加上奇怪的脚印，号称猛兽中唯一捕食前会进行思考判断的老虎，把鬼子当成某种没见过的偶蹄兽类也未可知。这个迷恐怕是无处可解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没过几天，从铜陵忽然开来一百多鬼子，汽车好几辆，新四军得到情报颇为紧张——难道鬼子要扫荡?

　　内线传来消息：大家不要紧张，鬼子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是对付老虎的。华南虎是夜行性猛兽，在夜里日本兵看不清老虎，老虎却能凭敏锐的视觉嗅觉把日本哨兵抓去当点心吃。面对如此不对称的打法，据点里的鬼子晚上再也不敢出门了。然而，新四军的活动也多在夜间。于是，日军不顾兵力捉襟见肘，硬是从别处抽调了一百多人，在据点周围边搜索边合围，和老虎较上劲了。按照内线的说法，鬼子这次来了，带着军犬，根据一系列的蛛丝马迹，大概还包括对鬼子哨兵被吃后的残留物的检查，断定这头把“皇军”当点心吃了的老虎，就隐藏在附近的一片森林里。于是全副武装的一百多鬼子，就把这块地方包围起来，别说，还真把老虎给围住了!

　　日军慢慢地收紧包围圈。已经撤走了的新四军，留下了监视的哨兵。哨兵忽听那个方向枪声大作，知道肯定日军和老虎干上了。不一会儿，枪声停了，就看见鬼子兵抬着早已准备好来抬老虎的行军担架下山来了，看样子是凯旋而归。等靠近了仔细一看，不对啊，那担架上不是老虎，怎么好像是个人啊?怎么回事儿?留下监视的哨兵也糊涂了。

　　事后小舅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鬼子还真把老虎围住了，开始包围圈比较大，有一百多人嘛，后来越围越小，大概日本鬼子指挥官呼喊的声音让老虎听见了，它蹲在草里一动不动，等围得比较近了，鬼子准备开枪，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虎突然发威，一个起跳，冲着围住它的一个鬼子就扑了过去，那鬼子应声倒地，老虎就从那个缺口跳出去了……这完全符合老虎的习性。华南虎发动攻击素来是隐蔽接敌，与擅长追击的雄狮、猎豹不同，它是典型的突袭专家，行动起来堪称静如处子、动若闪电，一爪击出可以打碎野牛的头骨!铜陵当地的野草可以长到一人来高，要是老虎藏在这样的深草丛中突然对日军士兵进行袭击，完全可以让他当场丧失战斗力。突然袭击，打开缺口，然后跳出包围圈远走高飞，简直和白洋淀雁翎队利用芦苇荡和日军捉迷藏打麻雀战的战术神似。吃亏以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又组织了几次围捕，结果更糟糕，连个虎毛都见不着了。当时日军兵力不足，老把一百来号人放在这儿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抓来民工，在据点周围打起一圈桩子，上面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防止老虎跳进去。不过，这下子鬼子自己也不轻易出来了。新四军知道了这个情况，干脆在炮楼下方不远处建了个兵站，保障交通，同时监视鬼子，反正日军也出不来。此后新四军在这里畅通无阻，从来没受到过这个据点鬼子的威胁。这个日军据点，楞是让一头老虎给整瘫痪了。被抓去的劳工回来说，据点里的鬼子总是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监督他们把桩子打牢实一些，说是：“老虎的，不进来;皇军的，不出去!”看来，这鬼子是想通了，不就是一个糊弄上头嘛……

　　其实，小舅自己很可能真有一次直接面对华南虎的经历。据他讲述：皖南事变时，他率战士从敌军结合部缝隙中穿出，向江北突围，过了泾县北部的青戈江，深夜走在通往下坊的路上。正要下山，忽然狂风大作，接着听到刷刷的声音，看到前面的草都急速向两边倒，随即发现一对放着绿光的铜铃般的大眼，双方原地对视了一会儿，只见那草又排山倒海般地向两边倒去，野兽跑了。是虎是豹却没能分清。当时，小舅他们已经连续奔走了7天，没有一天能睡好觉，已经人困马乏到了极点，假如真的遭到猛虎袭击，实在凶多吉少。谢天谢地，有惊无险。或许，中国的老虎，也怜惜我忠勇的新四军吧。

　　小舅的一生身经百战，充满传奇色彩。解放战争时期，任团参谋长等职，参加过莱芜、胶东、衮州、孟良崮、渡江等战役。解放后，他历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副参谋长，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副参谋长兼指挥所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作战部副部长、部长，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参加过入闽作战和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在福州军区任职期间，先后指挥击落美制国民党军战机9架。还曾参加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还击战。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解放军报》2007年1月5日报道：“副兵团职离休干部、济南军区空军纪委原专职书记曾幼诚，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随着时光的流逝，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考验的父辈们相继离开了我们，然而这场战争留给我们民族深深的伤痕却永远不会被忽视、被淡忘。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一再受到日益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无耻挑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的炎黄子孙，更应牢记历史，居安思危，密切关注国际局势，时刻准备像父辈一样，为捍卫祖国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二辑)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21 16: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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