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辈的抗战历程
2017-11-27 15:17:46  来源：《西安晚报》 数字报刊 2015年9月13日　作者：王长安  点击：  复制链接

　　□王长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些天常常想起小时候奶奶经常对我们弟兄说的话：“八年全面抗战，我的三个儿子都是扛枪打日本的!”所以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对父辈的纪念。

　　我们的老家在陕西最北端的府谷县，祖上从山西来到陕西。

　　在父亲的几个弟兄里，大爹王富仁在1936年被榆林的22军抓了壮丁，抗战期间驻守在黄河西岸，抵御日寇侵犯陕西。

　　我父亲王富义排行老二，出生于农历丁巳年(1917年)。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才八岁。记得父亲时常对我们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苦，受过的艰难，你们做梦也想不来!从九岁到十七岁，我在煤窑里背过炭，在梁记铁匠炉当学徒拉大风箱、打铁，给苏家当过长工，看菜园子、放牛担水，跟上舅舅学扳船，在黄河里当过艄公，干的时间最长的是担水、卖水，从小南门下到黄河岸去担水，再爬一百多道石塄把水担上来，送到城里大户人家;十七岁上进县衙门当了勤杂工，还是担水、扫院、看大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年7月，二十岁的父亲被府谷县保安队征了壮丁，8月被送往榆林，编入“榆林专区壮丁大队”。“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壮丁大队的新兵经西安乘火车被送往上海前线，父亲被补入张治中将军率领的国民军87师特务连三排当兵。87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外围，在吴淞口、宝山、杨树浦与日军激战。11月初，中国守军后方受到日军威胁，被迫全线撤退。至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工厂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淞沪会战后期，父亲所在的87师被编入孙元良任军长的72军，师长王敬久带领这支德械装备的部队退却到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争相夺路，损失惨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12月13日，南京沦陷。

　　多年之后，每当父亲回忆起这段惨痛的经历时，总是悲愤不已。他说：“我们这批从榆林到上海抗战的新兵，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日本很勇敢，不怕死!作战两个多月，榆林来的弟兄阵亡了一百多个。上海没守住，退到南京更惨!大官员们都逃跑了，他们逃过长江，把轮船、木船、连打鱼的小舟都烧了，把二十多万军队和几十万同胞百姓撂在长江南岸，呼天抢地，惨不忍睹!南京失守后，我和七十多个散兵在下关转了半个多月，无法过江。有两个河南兵不会水，望着波浪滚滚的长江直哭鼻子。我就对他俩说，你们不要哭，我自小在黄河岸长大，水性好，你们去找块木板，咱们游过长江去!可是找来找去，一块木板也找不到，早被人们抢光了，他俩急得直跺脚。我说，不要怕，咱们到铁路上卸一根枕木。把枕木拆了抬到江边。我让他俩只管抱紧枕木，我来蹬水。就这样，我们三个游过了长江，死里逃生!差一点就做了日本鬼子大屠杀的刀下鬼!”

　　1937年12月，父亲和他的战友游过长江，一路向北到徐州，找到了原来的部队72军87师，随即投入了“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了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次年三、四月间，李宗仁将军指挥的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攻防结合，灵活机动，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但是在会战后期陷于被动。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国军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徐州失守后，父亲随部队撤退到开封，在漌口车站等火车时，被国军第80军的拉兵站抓了“散兵”，编入新兵队。80军一路向西到西安后，驻扎在北郊杨善乡杨卷村休整，然后又往甘肃兰州开拔，父亲被编入特务连当二等兵。1939年12月调80军补充团三营十一连任下士班长，驻扎甘肃平凉。1941年4月调至80军工兵营三连任上士班长，随80军开赴河南、山西，参加了“中条山战役”。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这一阶段的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军17万大军防守的中条山在20天内全线失守，7万官兵罹难;但是由于西北军三年浴血苦战，牢牢地钳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陕西和整个大西北才得以确保。

　　我父亲在中条山战役中腿部负伤，1941年9月被送到洛阳80军驻洛办事处养伤，以后又调入80军驻陕办事处，任准尉附员，安排在西安北郊红庙坡看守军需仓库。1944年4月，80军被整编为第一军，后来又整编为91军，父亲一直在红庙坡仓库任准尉库员。从1937年8月到1941年9月，父亲出生入死，经历五年戎马生涯，到红庙坡看守仓库之后，才算稳定下来。

　　我三爹王富礼六岁夭折，四爹生下来取名“补四子”，官名叫王富智。父亲当兵以后，十三岁的四爹受当时府谷城里“平民夜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和鼓动，背着我奶奶到神木盘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以后，这支队伍渡河到了山西河曲，被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收编，1939年随贺龙部驻守延安。四爹到延安后，给大爹王富仁写了一封信，说延安办了“抗大”，欢迎“知识分子”，你念过书，到延安来上“抗大”吧!谁知这封信落到了22军一个连长的手里，他说这是王富仁“私通共党八路”的证据，不容分说，把我大爹捆绑到神木高家堡，活活地打死了!

　　国共合作时期，我父亲尚能和四爹通信，知道他已驻防延安，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任传达班班长，但后来没了音信。父亲曾对我说：“解放后，我打听了几年，民政部门也去过，但没有任何你四爹的信息。只知道抗战后期，你四爹编入边区独八团，在定边县驻守，给延安送炭、送盐，1945年我们还有通信。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马鸿逵的骑兵进攻边区，包围了独八团，八路军损失惨重，你四爹恐怕就在这次战役牺牲了，连姓名也没留下!”

　　父亲在西安红庙坡时，叫我奶奶带着我妈和我堂兄从陕北来到西安。红庙坡在西安北关外龙首原西段，距北门也就三四里路，有一百多户人家。村东头有一座道观，明朝时建的，叫昊天官庙。庙门高大，红墙灰瓦，飞檐斗拱，老远就能看到，老百姓叫它红庙。抗战时期，这里被80军征用，做了军需仓库，父亲带着几个护兵看守仓库。父母的家，就安顿在庙院的“三清殿”旧址。父母成婚后，在红庙坡生了我们弟兄三个。

　　因为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免不了接受审查，遇到了很多波折。1978年，父亲去世。

　　父辈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出生入死，抵御外辱，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27 15: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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