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2017-12-06 15:54:04 来源：腾讯网 作者：郑建邦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读]毛泽东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泽东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毛泽东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大一样，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蒋介石夫妇出席开罗会议后，在印度蓝姆珈与蒙巴顿将军郑洞国等合影,
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郑洞国 (1903-1991年)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
抗战中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鄂西战役。
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
参与东北内战，1948年底，在长春兵败解甲。
1954年起，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出身黄埔一期，曾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在抗战中声名显赫，却在内战中成为败军之将。1948年10月，正值盛年的郑洞国在东北名城长春被迫放下武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国大业”也很快土崩瓦解。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他自己也不清楚。
郑洞国如何度过自己的下半生?一个春秋鼎盛的将军脱下军装又能做些什么呢?本刊记者专访了郑洞国的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先生。
长春：最黑暗的岁月
1948年的东北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在之后的半年里，长春没有经历致命的战火，却遭受了比战火更痛苦的煎熬——饥饿。
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一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一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自己讲：“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长春的东北师大读书时，吉林省的领导几次通过民革告知我，希望我能动员祖父回吉林看看，他不去。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场景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那样一个让他对长春人民满怀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对呢?
祖父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算得上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解放战争中，像洛阳、济南这些名城都是他打下来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在长春能够临阵起义，对国民党阵营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辽沈战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几位常委曾经讨论过：“最好是动员郑洞国起义。”会上朱德说：“郑洞国这个人政治上不坏。”周恩来也讲：“这个人我还了解，属于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毛泽东最后决定“想办法争取他起义”，还叫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祖父写了封信。
可惜当时长春城内已是一片混乱，周恩来以老师身份写的那封信，祖父并没有看到。但是我想，即便他看到了，以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忠心，大概也不会投降的。而且叫新七军起义也很难做到，新七军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出身，受蒋介石影响很深。仗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打了，部属们就只好瞒着他与解放军接洽放下武器，祖父由此勉强算投诚了。
祖父曾回忆，当他放下武器，很沮丧地随着部队出城时，迎面开过来一辆美式吉普车，车上坐着的是与他对阵数月的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肖华看到祖父走来，立即命令停车，下车走过来跟我祖父握手，问候了一番，然后再坐车离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他这个败军之将并没有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个细节使沮丧到极点的祖父心情略好了一丝。
晚上，在长春郊区四家子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和肖华请祖父吃饭，也是客客气气的，好像与他认识很久了，其实以前他们并不认识。席间，心情极坏的祖父只顾低头喝酒，不肯讲话。酒过数巡才抬起头说：“我在国民党那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置;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当时，心如死灰的祖父只想当一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提出：“不广播、不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随后，他离开长春这座伤心之城，到哈尔滨思考人生去了。
思想转弯儿，接受共产党领导
在哈尔滨，祖父每天都通过报纸关注全国局势的变化。开始，一拿起报纸他就心烦，他当时的思想还有意无意地站在国民党那边儿，看到自己的阵营一败再败，心情可想而知。可是后来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祖父开始有时间认真读书，读毛泽东的书，也读马列的书，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这些书至今还在家里保存着，翻开这些已经发黄的书籍，可以看到祖父当年用红色铅笔所画下的重点。
他们这一批黄埔出身的国民党人，别看位高权重，手握重兵，但内心却是非常痛苦、凄凉。一个人奋斗了半生，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他心里能高兴吗?但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
他投身革命，初衷是因为爱国，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复兴，而他的痛苦也是从这儿来的，觉得国民党搞来搞去，不但没有救国，反而穷途末路。
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一道坎儿，祖父一直过不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1950年8月，祖父因身体不适到上海就医，途经北京时，肖劲光、肖华两位将军请他吃饭，希望他参与到解放台湾的工作中。祖父沉吟再三，最后还是谢绝了。两岸统一是他愿意看到的，可让他自己去拿着武器跟从前的长官、袍泽厮杀，按照他的一贯道德和操守，又不愿这么做。
不过，在面对美国人的时候，祖父便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在北京期间，周恩来邀请祖父吃饭，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由于祖父在抗战时曾与美军联合作战，对美军的作战特点比较了解，周恩来就问他对美军的看法。祖父很明确地说：“美国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装备，打不了硬仗。”还举了几个实战的例子说明。他讲到美军依赖空中补给，与美国人共同作战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是衣服，到达目的地时就只剩一条短裤，活像一只大毛猴，逗得周恩来大笑。
到了上海之后，他慢慢观察，发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1945年，抗争刚刚胜利时，祖父是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负责接收南京和上海。他亲眼看到上海物价飞涨，流氓阿飞横行，社会乌烟瘴气。50年代初，进入上海才一两年，共产党就把上海治理得非常好，这对祖父的思想冲击很大。一方面他对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在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符合他年轻时候的理想。
1952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从上海迁居北京。迁居可不止是简单的搬家，那就表示接受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毛泽东亲自给郑洞国点烟
来到北京，祖父被安排到水利部当参事，那时候一月挣八十块钱。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前，毛泽东提议祖父担任国防军事委员会委员，按级别是九级干部，工资是二百七十多元，还配有专车。困难时期，很多民主人士都提出不要专车了，工资要求减几等，后来减到二百四十五。一直到他晚年，一直都是二百四十五块，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应当是很高的生活待遇了。
一天，祖父收到毛泽东请他到家中吃饭的请柬。去毛主席家做客，那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当然很高兴，但也很紧张。祖父这个人一生并不趋炎附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提拔他当侍从室侍卫长，负责保卫领袖安全，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天大的美差，可是祖父却坚辞不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受不了校长的咆哮。这次到毛泽东家吃饭，祖父也有些战战兢兢。
毛泽东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用湖南话讲：“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
坐下来以后，毛泽东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泽东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毛泽东又从沙发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泽东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祖父曾在家里学过毛选，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他没什么基础，学起来有难度。他想求教，就问毛泽东：“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毛泽东告诉他：“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毛泽东在宴席上的这些话，影响了祖父，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赋闲生活会朋友养花养鸡
五十年代，祖父不过五十几岁，从前他是那么叱咤风云，而今忽然闲散下来，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他很平静，而且他给自己调适得非常好。虽然不必按点上班，但平常事情也不少，他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包括民革的、政协的，还有些对台工作，只是不坐班而已。祖父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直到晚年，鞋子都跟他在军队时一样，绝对不会东一只、西一只。几点起床，几点就寝，都像是上了闹钟。我妈就开玩笑说：“爸，你的生活就跟钟摆一样。”
他从来没有觉得寂寞，五六十年代跟朋友们打打桥牌。他的朋友挺多，比如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还有她的先生周嘉彬是我们家里的常客，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我记得周嘉彬每次来都骑着摩托车，那个时候北京摩托没有几台，一听胡同口“突突突”响，就知道他们两口子来了。杜聿明也老到我家来打牌。杜聿明老两口打牌还耍赖。祖父说：“他是自己的老长官，老朋友，所以不好意思纠正”，可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就在一边说：“爸，你不能耍赖。” 后来年纪大了也打不动了。
他喜欢养花，60年代我家住花园村，就在西郊那边，挨着华侨公寓。我们家里的蟹爪莲养得好，全楼的人都请祖父教他们怎么养。他养文竹，剪接得非常漂亮。在花园村之前，我们家住在东四礼士胡同，祖父给我小姑姑买了四只小鸡，小鸡是很难养活的，他四只都养活了，一公三母。公鸡长得特别大，小姑姑一出来，它就追着咬。祖父喜欢鉴赏字画，他一生收集了很多，名贵的都捐给国家了。后来他自己买了一些，那时齐白石的画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以他的工资，还能买得起。
“反右”“文革”中基本风平浪静
1957年，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民革的陈铭枢和龙云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无恙。“大鸣大放”时，中央统战部来了两位处长，希望祖父给共产党提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非要说，我也只能说共产党好。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见，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至于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问题，他并没有看到。他跟我讲过，原来一天两本《大内参》觉得看不过来，就退了。每天只看《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所以不大了解社会上的问题。其次，他这个人一生都是非常谨慎，自己没有考虑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去讲，有点儿街谈巷议，他觉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讲，因此“反右”对于祖父来说“风平浪静”。
1957年，他和张治中、邵力子等，一同前往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管理所，看望曾经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旧友。祖父看到杜聿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与杜聿明一别十年，真是恍如隔世。十年前指挥数十万大军的杜聿明，躬腰跛腿、满面病容。如今却是神清气爽，精神焕发。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只要觉得谁家有事就抄家，没人敢管，他们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帅，公务繁忙，怎好打扰?可在“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贺老总，他坚决不干。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当时是海军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谈，让我祖父揭发张学思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大叛徒，大内奸”。祖父想这从何来?有什么根据呢?造反派就“启发”他，说“当时国共在东北内战，三人调停小组时，张学思曾密谋向国民党投诚?”其实就是叫祖父指出，共产党方面派到东北军调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思是“内奸”。祖父想了想说不大可能。那边就继续“启发”，说“我们现在有确凿的事实，而且张学思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事。你的年纪大了，而且隔了几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说再想想。之后这些人不断来，来了好多次。祖父后来跟他们讲，这个事如果有的话我应当知道。当时，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是副司令长官，而且是管作战的，杜聿明生病，他两度代替指挥，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祖父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一直还算客气的造反派这下急了，就拍桌子说：“你不老实，你没有冤枉好人，难道是我们冤枉好人了吗?”祖父一看这些人翻脸了，出于自尊他冷冷地说：“你们冤枉没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对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当时这样的举动，就准备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后来也没事。
为老兵们尽一点力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八十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老兵特别多，当时我妈管家，每个礼拜都有几个来求助的老兵。这些老兵没吃没喝，来了以后就住家里，走时还得拿点儿衣服、拿点儿钱。更多的老兵上访写信，祖父得开一个证明，说明他的历史情况。那时我们家每个月光买邮票的钱就是六七十块。后来，民革中央机关说这个钱是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老人家的一贯想法，觉得给国家减轻点儿负担，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很痛苦，“这些人原来跟着我，抗战也抗战了，内战也打了，最后也跟着我投诚了，还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现在有困难，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帮这些人做点儿事，聊表寸心。
祖父这个人是那代人的缩影。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待，我觉得很多事就看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的是救国救民，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里干了二十多年，不能说不努力，可还是惨败。最后，当年的对手把自己的理想给实现了，觉得挺好。他曾经很庆幸地跟我说：“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这与他当年的政治志向基本一致，精神上有了归宿。1991年1月27日凌晨，祖父走完了八十八年的漫漫人生道路。临终前他说：“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将来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7-12-06 15: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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