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2018-01-04 14:54:07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 作者：卢晓光  点击：  复制链接

　　卢广伟

　　—记我的爷爷、一位抗战黄埔军人的家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9月胜利大阅兵前夕，我收到了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70周年纪念章。

　　纪念章是给我的爷爷卢广伟将军的。

　　爷爷1903年出生于辽宁凤城，先后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第5期炮科及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历任东北军炮兵团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骑兵队上校队副、军委会北平分会副总司令行营骑兵卫队上校队长。1933年转任陆军独立第105师(张学良卫队师)骑兵团上校团长。西安事变后，任该师上校副旅长、少将旅长。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津浦路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多次对日重大战役，曾两度负伤。1941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骑兵第8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驻防安徽蒙城。1944年5月5日，在中原会战阜阳保卫战中壮烈殉国，时年41岁。国民政府明令予以褒扬。199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颁发抗日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9月，入选民政部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国恨家仇

　　2015年，河北电视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铁血丹心——卢广伟将军抗战足迹》的过程中，意外地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我爷爷写的《自传》，《自传》写于1942年，那时候的他正担任国民革命军骑兵第8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从《自传》中，我知道了我家的抗战历史，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从我太爷爷卢崇梅和我大爷爷卢广铎就已经开始了。那是一曲家国情怀的慷慨悲歌。

　　爷爷的《自传》中记述道：

　　“父崇梅公……毕生唯致力于实业，所营煤铁矿颇有成就。惜沈变忽起，悉为倭寇攫取。先父愤而率家兄广铎集矿工数百人，号召乡民起而抗敌，坚苦奋斗，先后尝克复城镇五处，然卒以械弹未足、寡难敌众……民国二十二年春，先兄广铎随父率军抗日，战死于草河口。”

　　很多专家说，中国的抗战历史实际是从凤城开始的，当时日俄战争之后，临近朝鲜的丹东、凤城等早已被日本占领，而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反抗奴役的战斗。“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的太爷卢崇梅和大爷爷卢广铎就自发组织民众，率先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我大爷爷卢广铎在1933年牺牲的时候，爷爷卢广伟正在参加长城抗战;我太爷爷积郁成疾在1939年去世的时候，爷爷正在参加南昌会战。当他得知太爷“含愤而逝”的消息后写道：

　　“时余方率军抗敌于匡庐，未克稍尽人子之道，生失奉养，死未知其期，终我此生，将永为悲痛之恨事耳。”是啊，作为一个儿子，父亲生前不曾尽到做儿女的孝心，由于战争，竟连自己生父去世的具体日期都不知道，怎能不成为爷爷终身的恨事呢?尤为让我动容的是他在记述曾想将太奶奶接到关内居住这段话：

　　“继母韩氏，性亦贤淑，视余兄弟为己出，抚育教养，辛苦备至。沈变后，余服务关内，每思亲往迎，皆遭拒绝，曰谓‘倭寇不灭，勿忘我见’，其教子之严，报国之切，于此可见”。

　　每读此处，都令我震撼，不禁潸然泪下。

　　这是一个家族里，镌刻进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退，这是深深扎在东北军人心头的一根尖刺，为了洗刷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耻辱，爷爷一直等待时机打回东北，收复失地。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3日，山海关失守。2月，张学良任华北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同时对东北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编为4个军(每军辖4个师)。并将他的行营卫队(即原来的陆军暂编第61团)扩编为独立第105师。张学良自任师长，刘多荃为副师长。该师为甲种师，下辖3个旅，每旅辖3个团，另建有骑兵团。

　　爷爷被任命为该师骑兵团上校团长。东北军将士原以为和日本侵略者血战雪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然而，轰轰烈烈的“热河保卫战”却因为旧军阀将领汤玉麟贪生怕死的汉奸行为而功亏一篑。张学良被迫下野而出国考察。

　　9月初，爷爷奉命赴庐山军官训练团第3期受训。也就在他聆听蒋总统“攘外必先安内”的训诫时，接到了来自老家的消息：家中矿产被日本人攫取，老父亲愤然带领哥哥卢广铎及数百名矿工和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哥哥战死。面对着国破家亡，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不能驰骋疆场，驱逐外寇，为国雪恨，为家报仇，情何以堪?而眼前的这些中国军人，却在接受着绞杀自己同胞的命令。1934年9月27日，爷爷带着满腔的悲愤和遗憾离开了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5年8月，爷爷再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骑兵训练班学习深造。他在默默地积蓄着杀敌的本领和力量。

　　1936年2月，爷爷从骑兵训练班结业后赶赴西安。此时张学良已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爷爷回到部队后，被东北军人要求抗战、打回老家去的氛围感染，上书力谏国民政府团结抗日。旋即被解除军职，改任西北“剿匪”总部军械组上校主任。

　　1931年到1936年，是爷爷作为一名军人最为痛苦、愤懑而又彷徨的时期。

　　铁血抗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爷爷被恢复军职，任命为49军(由张学良卫队师独立105师扩编而成，下辖105和109两个师)105师315旅上校副旅长，并于1937年夏再度奉调庐山受训。就在他受训期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华北岌岌可危。8月中下旬，日军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天津失守，静海失守，马厂失守，青县失守，庐山上每天战报不断。8月25日早晨，杀敌心切的爷爷终于等到训练团团长陈诚点到卢广伟的名字。命其即刻返回部队，率部从南阳移师河北沧州姚官屯一线，保卫津浦铁路与运河沿线。

　　此时，离爷爷上一次参加长城抗战已经过去了四年，他终于等来了洗雪国辱家仇的时刻。从此开始了他抗战八年的悲壮历程。

　　1937年8月，爷爷率部在河北姚官屯阻击从北平、天津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激战数日。东北军将士在强敌面前毫无惧色，以死相拼，105师伤亡惨重。但他们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当时，从被击毙的日军指挥官小林大尉身上缴获了一本日记，其中有“圣战以来首遇劲敌”的记述。

　　1937年10月，爷爷率部赶往上海，在淞沪会战的末期11月2日参战，据守南翔以南的徐家桥界碑桥一线阵地。为延长阻击时间，105师主动出击，利用敌军转换调整兵力之际，向日军发起攻击，展开巷战，逐屋争夺，几度肉搏。经过一天一夜拼死厮杀，将正面之敌击退，把阵地“推进至桃宝、范家庄、江桥一线”，顽强据守至11月13日。爷爷率领将士冲锋在前，身负重伤，其手下626团团长顾惠全壮烈牺牲，该团1营几尽拼光。东北军抗战报国、一雪前耻的激情是难以想象的。

　　1938年6月，爷爷率部参加武汉会战，作为江防部队扼守香口、香山一线阵地，予敌重创。此役他再次负伤。因功嘉奖，由315旅上校副旅长擢升为该旅少将旅长。

　　1939年，爷爷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奉命与友军在修水南岸阻击日军101、106师团进攻南昌。

　　据摄制组采访搜集的史料记载，1939年3月，日军为渡过修水南下攻占南昌，于20日下午4时30分，日军第6炮兵旅团集结230多门轻重火炮向修水南岸猛烈轰击，中国守军前沿阵地多被摧毁。19时20分，日军向国军第105师、第76师、第142师阵地突施近万枚红一号毒气筒和5000发毒气弹，3000个烟幕弹。我前沿3个营守军将士无一幸存。随后，日军依靠毒气战一路推进，同时日本航空兵投入战斗，坦克部队搭浮桥渡河，向西强攻第105师315旅防区五谷岭。五谷岭属于修水南岸唯一的一个制高点，是105师的防务中枢。而此时315旅据守五谷岭的630团1营官兵由于缺乏防毒设备，自少校营长刘纯仁以下几乎全部殉国，前沿阵地被日军攻占。当爷爷接到630团团附赵本初打来的电话，告知五谷岭阵地失守的消息后，深感责任重大，对630团丧失阵地倍感耻辱。21日凌晨两点，他主动向师长王铁汉请命，亲率629团兵发五谷岭，趁日军立足未稳，击退敌人，“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从事”。经过请示战区司令部，决定派爷爷带领629团和友军76师一个团前去夺回五谷岭阵地。然而等到部队出击的时间，76师参加任务的那个团已经不知去向了。爷爷无奈，只好带领他手下唯一的629团孤军出发了。夜色漆黑，阴雨绵绵，爷爷和629团团长于泽霖率领全团将士趁着暗夜摸上五谷岭，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日军短兵相接，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击退日军。

　　据105师辎重营营长杨佐周在《修水抗战纪要》中回忆：“卢广伟、于泽霖奋勇督战，趁暗夜敌机不能活动，越接近敌人，敌炮越失作用的机会，居然攻上了五谷岭，其第一线阵地已经接近原阵地的边缘。”

　　夺回阵地后，爷爷立即指挥将士抢筑防御工事，联系左右两翼的友军，但皆无音讯。爷爷对于泽霖团长说：“看来，我们只能孤军作战了。”

　　天色刚明，日军集中了1个联队和战车20辆，对五谷岭阵地发起了疯狂的反扑。根据日军记载，投入这场战斗的战车，是森田部队的松本九四式轻战车中队，这种战车体型矮小，日军称为袖珍坦克。国军的捷克式7.7毫米机枪，也无法击穿其甲板。面对日军战车的冲击，爷爷亲临前沿指挥，组织敢死队员，用成束的手榴弹炸毁一辆已经突破我军堑壕的日军战车的履带。用刺刀撬开坦克舱盖，向里面投入手榴弹，将车长和驾驶员击毙。战报记载爷爷率领629团将士与敌鏖战三个小时，毙敌数十人，击毁战车一辆。

　　关于爷爷率领629团血战五谷岭的这场战斗，一位民间军事收藏家给摄制组提供了一张30年前日本历史图书的插页，题名叫做《袖珍战车的拼死之斗》。画面所描绘的内容，正是1939年3月21日修水河畔五谷岭战斗的真实场面。画面上，硝烟弥漫，被炸毁履带的日军战车枪炮齐发，困兽犹斗，手中只有手榴弹和汉阳造步枪的中国士兵迎着血红的弹雨前赴后继，以死相拼。画面上共有十四名中国军人，其中两人已经战死，四人正在遭到日军射击或死或伤，而其余战士虽装备简陋，但却无人退却，面向炮火，朝敌人的坦克猛扑。

　　倒在地上已经战死的那名战士的步枪，枪托带着汉阳造的典型特征。

　　画面右下方，是一名中国战士正准备向坦克投掷手榴弹。而仰面倒下的那名烈士后背背着的是一柄红绸砍刀。

　　日本画家所创作的这幅油画就是为了纪念在五谷岭战斗中被爷爷指挥战士炸毁并被击毙的车长川村、驾驶员中村的“英勇行为”和表现日军战车的“神勇无畏”而作。然而在不自觉中，却留下了爷爷与所率领的629团官兵用血肉筑长城，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杨佐周《修水抗战纪要》中回忆说，夺取五谷岭战斗中，“卢广伟原以第630团失去阵地，关系重大，引以为耻……所以他督战反攻，曾抱有不顾一切、誓死夺回的决心。今功败垂成，两团俱垮，顿足捶胸，不下战场，还是左右把他拉下来的”。

　　在我爷爷的《自传》中，也这样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间，余任旅长时，率军抗敌于江西修水之南岸，右翼友军为敌击破，皆已后撤，余乃率部坚守阵地，与敌搏斗，艰苦支持达廿一日，余旅官兵三千余人，最后余存者不过十之一。其间所经战斗十八次，昼夜未曾休息者四次，两昼夜未进饮食者一次，一昼夜未进饮食者三次，一昼夜仅进食一餐者盖属常事。余之所以如此者，一以未奉后撤命令，不愿放弃守土以求自全;一则亦不忍以寸土资敌，致丧我革命军人之荣誉，而贻国家民族之羞。”

　　“不愿放弃守土以求自全”、“不忍以寸土资敌，致丧我革命军人之荣誉”，从这些话语中透露出一位黄埔军人精忠报国，誓与倭寇血战到底的血性和不屈的民族精神。

　　爱民如父

　　南昌会战修河一役，爷爷率领的315旅损失惨重，仅存三百有余，失去建制。他只得离开老部队，担任第19集团军少将参议，参与谋划长沙会战;后转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游击政训班少将副主任。

　　1941年9月27日，提任陆军骑兵第8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骑八师原是青海省政府1937年8月奉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命而组建的一支抗日骑兵师。该师以回、东乡、撒拉、保安、藏等族人员组成，共8000多人。其中回、东乡、撒拉、保安民族的人员占部队总人数的70%。同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给这支骑兵部队予暂编骑兵第1师的番号，下辖3个骑兵旅。同年10月，该师在马彪师长的统领下挥师东征，转战陕、豫、皖诸省。

　　1940年7月，调至豫皖边界的临泉、沈丘两县，并在此期间进行了整训。番号改为骑兵第8师，取消旅营建制，改为师、团、大连编制，马彪仍任师长。

　　爷爷到骑八师任职后，即深入部下及老百姓中间，调查了解部队军风纪的情况。1941年，当骑兵第8师初到展沟的时候，由于生活习俗不同，语言又不通，加之部队常年背井离乡在外作战，疏于管理，官兵作风粗野，军风军纪很差。经常发生强占民房，借老百姓的东西不还，士兵偷捉百姓家的鸡鸭，踩踏庄稼，有的官兵，甚至嫖娼赌博，强奸妇女。因此和当地百姓的关系非常紧张。

　　爷爷了解这些情况后，即与师长马彪商议，着手研究制定整饬军风纪的措施。1942年夏，由马步康接任师长。他非常支持爷爷的工作。爷爷首先在政治部办起了学习班，抽调连排级军官，轮流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对官兵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军风军纪军法教育。要求官兵严守军风纪，并制定“官兵约法四章”，即：1.不许殴打和欺压平民百姓;2.不许动群众一草一木，损害群众利益;3.不许奸淫调戏妇女;4.不得与土匪为伍，杀人、奸污及偷盗者死罪。

　　为了对部队官兵加强教育，搞好军民关系，爷爷在师政治部还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据我四叔卢盛辉讲，爷爷把骑八师在皖南事变中俘虏的30多位新四军小战士都保护了下来，并把他们安置到宣传队，还给每个孩子起了单字的姓名，每天教他们学习识字，教唱如《拿起红樱枪》《保卫黄河》《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学习跳舞。还将一个流浪的民间剧团收编进来，起名为“昆仑剧团”。唱四平调、唱泗州戏，唱豫剧，唱梆子剧等，颇受群众喜爱。老百姓每天去看戏的多了，听师首长宣传教育的机会也多了。军民间的思想日渐沟通，老百姓渐渐地和骑八师的军队接近了，部队的军风纪逐渐变好，军民关系也日渐好转。据摄制组寻访到的河南商丘四平调剧团原团长，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国家一级演员邹爱琴老人回忆，当年她13岁时，在阜阳演出《花木兰》，受到在场官兵与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她也因此名声大震。她还说，当时的剧团里，有许多演员都是共产党员。

　　据利辛县文史资料记载，当时师部里有一个叫李冰杰的校级军官，与军务处赵处长是姑表亲。此人一身恶习，不顾军风纪，与当地一些赌棍烟鬼混在一起，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强奸民女，影响极为恶劣。爷爷接到告发后，当即命政治部纠服队将其逮捕，交军法处判处死刑。其表哥赵处长跑到爷爷处痛哭流涕，给爷爷磕头求情，也毫无作用。正法那天，观斩者万人空巷，群众无不怕手称快。

　　1942年，展沟遭受水灾，位于展沟集北首太山庙内的展沟中心小学被大水冲击，房屋倒塌，顿成一片废墟。被洪水冲刷一空的展沟地区，民穷财尽，无力复校。校长王西渠只得向骑八师提出了援助请求。爷爷和马步康师长商量后，立即动员官兵，积极捐款，支持建校。爷爷亲自组织人力物力，调动一切力量，帮助学校重建。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学校建起教室九幢，添置桌凳120张，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展沟人民提起此事，至今仍念念不忘。

　　当时，洪水不但冲毁了房屋校舍，也使原有的几名外地教师跑回了原籍。教师缺乏，教学困难。为了解决教师不足问题，爷爷便将刚刚高等学校毕业的大儿子，我大伯卢大修(卢盛焕)，送往学校当义务教员。并且还从部队里抽出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知识的指导员到学校去讲课。我爷爷有时也抽出时间为全体师生做报告。他对教员要求讲课要授之以新法，就是讲课要和课堂实践相结合。如讲自然科学知识，教师要用电池装电灯，做实验给学生看;上体育课要教学生劈刀打拳;上音乐课要教学生唱抗战爱国歌曲，使当时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机。

　　据当地百姓回忆，爷爷到骑八师后，很重视军民关系。每当夏秋大忙季节，他们即派部队官兵下去，帮助当地老百姓收种打场。师长马步康就曾亲自为村民张景祥及其他老百姓家打过场，收过庄稼。爷爷也时常到场里检查官兵干活的情况，要求割净，寸草不丢。

　　年逾九旬的刘士安，家住利辛县城，他当年和我的小姑姑卢剑青是小学同学，他亲眼看到爷爷带领战士在秋季大忙时节，帮老百姓割豆子，收高粱，并把收割的庄稼晾晒干净。

　　同时，骑八师规定部队全体官兵在给老百姓家干活时，渴了只允许喝些白开水和凉水，绝不允许吃老百姓家的食物。

　　后来，骑八师奉命离开展沟换防到西马店驻扎。消息传出，当地百姓们纷纷聚集在展沟村东五孔大石桥桥西送别骑八师。还在桥头左右给爷爷和马步康师长竖起了两块功德石碑。

　　村中王中林老人至今还能记得，其中由展沟中心小学校长王西籧写给爷爷的碑文。

　　《颂卢氏广伟主任功德碑》写道：

　　吾乡之有校盖有年兮功之卢公民众颂之，行之歌曰：皖山峨峨、淝水泱泱，卢公之德、山高水长

　　民国(闰四月)岁次甲申三十三年秋立

　　尽忠报国

　　1944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线进军西南，从郑州沿平汉线向南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豫湘桂战役打响。日军4个师团另5个旅团共14.8万之众，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我豫中进攻，豫中诸县相继沦陷。4月24日，蚌埠田家庵的日军第65师团为配合豫中攻势，出动空军、步兵、骑兵、炮兵共计5000余人，沿颍河进犯阜阳，首陷杨湖镇，继陷正阳关、徐克、颍上，形势十分危急。4月27日，骑八师接到阻击敌人命令后，我爷爷即率两个骑兵团驰往颍上御敌。在颍上境内的十八里铺附近与日军骑兵前哨部队遭遇。按照日本骑兵下马作战的惯例，爷爷当即决定趁敌人下马尚未集结之机发起冲击。骑八师的战士，平时在爷爷监督指导下训练有素，马术精湛，人配一骑、一枪、一刀，官兵作战勇猛无比。爷爷一声令下，战士们手挥马刀，旋风般冲向敌阵，居高临下，马踏刀砍，日军骑兵来不及还击就成了刀下之鬼。敌200多人，死里逃生者仅20余骑。而骑八师几乎无一伤亡。5月2日，日军为报复骑八师，组织步骑兵1500余人，飞机1架，大举进攻骑八师阵地，激战两个多小时，骑八师被迫放弃阵地后撤。5月4日，千余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两路强攻骑八师阵地。在爷爷的指挥下，骑八师沉着应战，一天内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给敌人以重创，使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5月5日，疯狂的日军集结了2500余人，兵分多路推进，双方激战数小时，均伤亡惨重。日军派出3架飞机，在骑八师阵地上空低空盘旋扫射、投弹，当日10时许，骑八师指挥部被日军空投炸弹击中，爷爷与其他6名官兵以身殉国。

　　国民政府档案在后来记述我爷爷的《遇难经过》中这样记载：

　　“5月5日上午八时许，先生于战地指挥司令部电话频传、指挥布置之际，突遭敌机临空投弹，伤及先生头部、脸部及腿部……”

　　“适抬赴阜医治途中，卒以时值溽暑流血过多而与世长辞……盖先生生性耿直，毕生誓志报国，抗战数年，均以未能死身报国为憾，及此马革裹尸似如愿以偿，故其遗容犹作笑貌。呜呼壮哉!”

　　爷爷是含笑而去的，年仅41岁。

　　“遗言犹勉励部属努力杀敌，及照拂遗族为念”，牺牲前，他念念不忘的，是杀敌。

　　战后，马步康师长将我爷爷和100多名抗日战士的遗体，全部运回驻地，安葬在骑八师西马店烈士陵园;墓碑上刻有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将军亲笔书写的挽联：“青山埋忠骨，碧血化长虹”。

　　如今他的墓地，依然矗立在皖北的大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档案记述我爷爷《殉难经过》里还这样写到：“生前不事积蓄，身后极为萧条，仅遗一竹箧书而已。”

　　每念至此，感慨良多。

　　在爷爷的自传中还提到了自己的儿女：“……男五女二，今长者四男皆肄业于中学，女及幼子亦皆受教于小学，来日有成，或亦可望尽忠于国家。”在爷爷牺牲后不久，我的奶奶就毅然将我的大伯和刚满16岁的二伯送上了参军抗日的道路，延续丈夫为国尽忠的遗愿。

　　沿着爷爷的足迹，我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他为抗战一路向南，驰骋沙场，辗转北京、西安、庐山、沧州、上海、武汉、南昌、长沙、阜阳等大半个中国，他用一腔热血，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心”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的一幅对联，相信很多人都熟悉。我时常想，这其实也是一个反问句，这句话或许应该这样写：“苟利国家生死以赴，岂因祸福避趋之乎?”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再次面对外侮的时候，我们当代人是能和先辈们一样“生死以赴”，还是会犹豫地考虑“避趋之乎”?

　　算是留给我们今人的一个思考吧!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不仅仅是从形式上缅怀先烈，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是否有对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们的敬仰，和对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黄埔精神的向往，或者是对那些黄埔英雄们家国情怀的薪传和守望。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1-06 1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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