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抗日救亡——记父亲刘宝亮的永城抗战
2018-03-23 15:19:34 来源：今日永城传媒网 作者：刘岩 点击： 复制链接
【人物简介】
刘宝亮(1920.10-2007.11)，河南省永城县陈集乡刘楼村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6月底参加抗日学生队，任小队长，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第3团3营8连指导员、涡北自卫团1大队教导员、新四军4师骑兵团3大队指导员、宿东游击支队指导员、淮北军区四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三分区县大队副政委、供给处政委，河南军区商丘分区组织科长。解放后，任河南军区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干部处处长，总参情报部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防化兵学院副政委等职。1960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先后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等。2001年3月出版了诗集《夕窗吟草》。2007年11月2日在北京病逝。
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陈集乡刘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爱诗词歌赋，曾幻想当一名诗人。但从十几岁起，他受到哥哥刘宝瑞(早期中共党员)的影响，开始接触共产党，接触革命。经常听哥哥和他的朋友张宗孔(1931年任中共永城县委书记)、王卓然(早期中共党员)等人讲革命道理，为在他家里密谈的共产党员们站岗放哨，也曾利用年龄小不容易被怀疑的优势为他们送信。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刚刚初中毕业，得知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到处烧杀抢掠，肆意残害我黎民百姓，他心潮澎湃、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冲到抗日前线，痛击日本侵略者。但因当时永城县远离抗日主战场，县政权又被国民党县党部以及腐朽的旧保长、乡绅把持，父亲请缨无门，只得先去小学教书，等待时机。
刚入腊月的一天，父亲正在给学生上课，忽然一个学生跑进来说：“先生，有人找你。”原来是要好的同学蒯德润。蒯德润气喘吁吁地说：“我刚才从宿县回来，太原失守，上海危急，红军改编后已经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一仗打得漂亮极了，咱们怎么办，得赶快商量。”虽然蒯德润说得有些语无伦次，但父亲早已兴奋不已：“好极了，好极了!这几天看不到报纸，什么消息都没有，快急死我了。晚上到你那儿去，咱们聊个通宵。”
这一夜，两个年轻人谈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他们一致认为作为时代青年，就应该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要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为解救民族危难尽一份力、发一点光。当前的任务就是抗日救亡，决不能让四万万同胞遭倭寇铁蹄践踏。最后，两人商定去投奔延安或去华北参加八路军。父亲先去打听北上的路线，再去教育局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作为路费。
第二天，父亲刚到县城，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以前和家兄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王自力。父亲向王自力说明了自己想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决心和请缨无门的苦恼。王自力说：“抗日不一定非要去延安，在咱本地也可以。”王自力告诉父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个抗日派，他推荐的永城县新任县长鲁雨亭，思想进步，很支持我们开展抗日工作。第五战区组织了抗日救亡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总动委会)，咱们县也成立了分会，正缺人手，你要是想参加抗日工作就赶紧过来吧!”父亲当机立断，辞去教师工作，参加了动委会的工作。从此，父亲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接管区乡政权
1937年11月底，中共永城县工委成立，成员有刘屏江、盛瑞堂、王更生、陈觉民、王卓然等。在他们的帮助下，县里成立了抗日救亡动委会(隶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工委的同志大都参加了动委会，并成为领导骨干。
1938年初，抗日救亡青年训练班开学了，父亲和蒯德润等人考入第二期。因为这一期100余人多为学生，故又称“学生队”。训练班实行军事化管理，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求造就抗日骨干。父亲在训练班里学到了很多革命的知识和技能，为他以后的抗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形势急变，虽然第五战区在台儿庄一带打了胜仗，但日军在南北两线不断增兵，战况日趋紧张。动委会决定学生队提前结束训练，下乡发动群众。在鲁县长的支持下，组织了5个工作团，分赴5个区开展工作。父亲被分配在第4工作团，到第4区工作，他和李清(父亲的同学)等5个同志分在一个组，负责一个村的工作。起初，工作很不顺利，老百姓一听说抗日，以为又是国民党旧县委用来征收苛捐杂税的借口。经工作组耐心讲解，百姓们才如梦初醒。工作团下乡10余天，农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抗日景象，村头巷尾到处飘着抗日歌声，连小孩子都挥舞着树枝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国民党县党部却如临大敌，土豪劣绅更是如坐针毡。他们串联起来，向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报告，造谣说：“共产党搞赤化运动。”“共产党抗日是假，共产是真，很快就要分田分地、共产共妻……”霎时间风云骤变，黑云压城，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电令永城县鲁雨亭县长：“限你们剋日解散学生队，学生复课，教员复教。”学生们聚集起来，义愤填膺：“为什么不许我们抗日?为什么不许发动群众?蒋介石都联合共产党了，他们还敢反共!”“同学们，我们上徐州，找李宗仁请愿去!”。动委会的王更生说：“对，同学们，我们请愿去。”于是，大家纷纷捐钱做路费，鲁雨亭县长也捐出了他的薪金100元。
第二天一早，100余名青年学生高举“青年抗日请愿团”的大旗，浩浩荡荡地向徐州进发。李宗仁派总动委会的刘秘书长接见学生们，他说李司令长官支持学生们抗日，要求学生们继续做好抗日工作，不要去管河南省党部的解散命令，并答应给河南省党部写信(因当时河南省归第一战区，只有豫东属第五战区)。
有了李宗仁的支持，学生队工作起来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回县以后，根据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给鲁县长信中的指示“凡不抗日贪污腐化者一律撤职”，决定全部撤换成信任的区、乡长，由工作团团长代行区长职务，联保主任和书记从学生队中选派。父亲和李清分到一个乡，父亲任乡联保主任，李清任书记。他们动员了一些青年学生帮着宣传，抄写张贴抗日标语，按照县里发来的表格布置登记户口、枪支，组织联庄会，成立了乡抗日自卫队，巩固了学生队的领导地位。
正当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忽然接到区里的一份“十万火急”的通知，内容是：顷接县政府001号急电，蚌埠之敌西犯，已攻陷蒙城、涡阳，有犯我县之势，着你乡速率50-60人火速到李口堵御。接到通知后，他们立即决定分头到各保各村召集自己的队员，要保长负责动员富户家里的枪支子弹，连夜到乡公所集合。到了第二天上午，人是集合齐了，但枪太少，公、私、好、坏加在一起也就41支。就在父亲安排对枪支进行清点分配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日军已经到县城附近了，城里逃难的人已到北庄了。”父亲赶紧来到北庄，问了逃难的人，说日军已到县东十八里了。鲁雨亭县长让能跑的老百姓尽量快跑，他要“守土抗战”。这时，听到东北方向有炮声，定是日军在围攻县城。父亲立即决定自卫队集合，去县城支援县政府抗击日寇!父亲和李清带头，一口气跑了10余里路，但从逃难的人口中得知，县城已被鬼子攻破。
枪林弹雨中锻炼成长
1939年，新年伊始，彭雪枫司令员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永城，人民群众如大旱逢甘雨，学生队更似游子见亲人，个个欣喜若狂。父亲等人热情欢迎新四军，并采取送情报、当向导等多种办法，大力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在各地学生队的密切配合下，游击支队很快肃清了游杂武装和一些敌伪政权，为永城及周边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9年4月，为了统一学生队的组织领导和指挥，游击支队决定成立永城抗日救亡学生大队。大队下辖3个中队、一个特务中队和一个宣传队。父亲被派到特务中队(即警卫中队)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过了“八一”，学生大队编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第3团，父亲被任命为3营8连指导员(不久，8连编入1营，改为3连)。
父亲到主力部队后，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一直在学习。1939年12月2日，3团从70里外奔袭济阳集驻扎的伪“和平救国军”的一个支队。夜行军，人不言、马不嘶，兵器、装具也不许有碰击声。接敌时，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展开。8连担任警戒任务，只见1营、2营的两支突击队隐蔽接敌，第一支有人带领着，从围墙薄弱处轻轻扒开一个缺口，匍匐进去，又从壕沟无水处越过，待敌人发觉，一阵手榴弹即把敌人击溃了，并占领了一段城墙。第二支突击队从另一处撕开围墙，城墙上的敌人见状逃跑，我方速搭人梯冲进圩子，并向纵深发展。很快，1营、2营部队也全部攻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街巷里顿时枪声如爆豆，火光冲天。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毙敌150余人，俘虏16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170余支。父亲通过这次战斗切实学到了主力部队良好的战斗作风。
1940年春节过后，8连在永城县北单独活动，打击敌伪。一天，队伍驻在洪路口，得到群众报告说日军和伪军又出来抢粮了，大约有200多人。其中有十几个日本兵，还是前几天来过的，叫什么“宣抚班”(当时日军有一种队叫讨伐队，美其名曰“宣抚班”)。这时，向南望去，敌人已成散兵线向这边进攻了，显然敌人也发现了我方。
来得正好，部队立即进入阵地(父亲等人已学会进驻到一个地方后立即抢修防御工事)。工事是借助一个干坑修起来的，连长陈体恕带两个排布置在正面，有两挺轻机枪。父亲带一个排在村东头警戒，待敌人进至百米内连长才命令开火，当即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一个日本兵。敌人慌忙卧倒射击，接着匍匐前进。伪军训练太差，动作不合要求，姿势太高，容易击中。日本兵好像嫌匍匐前进太慢，不耐烦了，想站起来进攻，结果又被打倒两个，也只好乖乖地卧下了。这时，父亲觉得东边没有情况，就果断带着战士投入战斗，从敌人的侧面插了进去。敌人猝不及防，以为我们又来了生力军、预备队，于是仓皇后撤。先是伪军向后猛跑，我们机步枪一齐开火，又打倒了几个，然后是日本兵有掩护地交替后撤。但在交叉火力的打击下，很快敌人就像放羊一样快速逃跑。好在有日本兵的掩护，伪军才把几个伤兵抢了回去。指战员们追了二、三里，因仅有的一点子弹快打光了(每人仅十余发子弹)，也就只能适可而止了。战后统计，这一仗共毙敌10余人，其中有3个日本兵，我方只轻伤一人。
这虽然是个小胜仗，但对8连来说却是初战告捷，对同志们鼓舞很大。因为虽然在这以前8连也打过几仗，但都是随大部队一起，这次却是担任主攻。
1940年春夏之交，国民党顽固派正积极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豫东的顽固派祁炎勋(国民党夏邑县县长)、蒋心亮(国民党商丘自卫团团长)等，在国民党骑二军何柱国部的支持下，疯狂地向我们挑衅进攻，大肆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我区、乡政府，残害民众。我军忍无可忍，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时，8连已经改编为3连，父亲仍为指导员，连长仍为陈体恕，周发言为支部书记。这天，部队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比较劳累了，晚饭后，3连的同志们就在打麦场边席地而卧。虽然很不舒服，大家却睡得十分香，很快便鼾声四起了。午夜12点左右，营部通知：连长去领任务，部队立即集合，准备战斗。父亲他们马上把大家叫起来，整装待命。不久连长回来把部队带到麦地里，小声传达道：“祁炎勋的部队大都集中在附近的唐双庙圩子里，我们连的任务是打开突破口，给后续部队开辟道路。”接着，部队就向东北方向行进，很快就看到了敌人圩墙炮楼里的灯光了。是夜，却月明如昼，敌人很快发现了我方的行动，便开始射击。部队马上进入距敌圩100多米远的一条路沟，作为冲锋出发地。副营长对连长交代了几句话，连长很快就带着突击班(4班)冲了上去，全连也跟着冲了上去。连长的动作是那么快，就连4班战士都跟不上他。这时敌人的轻重机枪、步枪从炮楼里和圩墙上同时喷出罪恶的火舌，交叉火网打得几十米的开阔地尘土飞扬。陈体恕连长冒着枪林弹雨迅速穿过空旷的打麦场，在接近外壕时不幸中弹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他的弟弟陈体礼就牺牲在他的身边，他的侄子也负了伤。敌人的手榴弹隔着圩沟打了过来，进攻的道路被完全封锁。我方在轻机枪的掩护下再次组织冲锋，但敌人有城墙工事遮挡，我方的轻武器难以奏效，暴露在明亮的月光下极易被杀伤。我父亲也因为一颗子弹打在腰部而差点负伤，幸亏他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子弹打断了皮带后跳了起来，才幸免于难。支部书记周发言的枪膛都打炸了，成了“喷火枪”……
将近黎明时，上级为了减少伤亡，下令停止进攻，暂时撤出战斗。这次战斗，父亲失去了一位好同学、好战友，全连都陷入沉痛之中。陈体恕是抗日学生队的骨干和创建者之一，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党员、好干部，他的名字和事迹，永远记在永城人民特别是永北人民心中。
游击战中化险为夷
1941年1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涡河以南的国民党军队纠合我边区周围的土匪、叛军，大举向我军进攻。部队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时，父亲接到了一道命令：任命他为涡北自卫团1大队教导员，16团(3团已改称八路军4纵队6旅16团)的张永远团长专门找父亲谈话，介绍一些情况并提出希望，主要是：涡北自卫团是在涡阳县北部新建的地方武装，现在还未建设好，属涡北县，涡河以南有几个县的地方未被日军占领，驻有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他们正在积极筹谋向我边区进犯，涡北一带首当其冲，那里也是我16团的防区，希望我父亲到任后和他们多联系，更好地配合对敌斗争。
父亲离开了主力部队，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到任后才得知自卫团1大队现刚建立起一个中队，将近百人，大都是贫农子弟，连排干部多系地方同志，有党员10余人，大队长由县委书记赵文甫兼任。部队现驻吴桥寺镇，距离涡河10余里路。这时，涡河南的国民党部队已剑拔弩张，到处寻衅滋事了。父亲的老同学蒯德润在13团做民运工作时，就惨遭涡阳县国民党军杀害。
1大队也积极进行反顽斗争的准备。枪是有了，只是苦于弹药太少，除机枪外平均每人不足10发子弹，手榴弹一共只有十几枚。上级给的任务是灵活保卫吴桥寺镇，就当时部队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坚守像吴桥寺镇这样的大圩寨是根本不可能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涡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很可能近期向我们进攻。因此对各班的任务要求、集合地点等都作了预案，白天枪不离身，晚上和衣而睡。
腊月二十六的深夜，游动哨报告有情况，部队立即各就各位。父亲随即带着通讯员张凤林到东门巡视，东门是4班的任务，4班是地方干部张凤仙带的，人比较齐整。父亲见门南边好像有一个敌人被4班抓住，又挣脱越墙跑了，父亲不禁喊了一声：“怎么搞的，让他跑掉啦!”边说边往巷子里走。正走着，忽然有人拉父亲的衣服，好像对他有所怀疑，由于天黑看不清，他便随口说了一句：“干什么?”那人就放了手。向前又走了两步，又有人站起来扯他的胳膊，并要夺他的手枪。父亲这时真的生气了，呵斥道：“干什么!不认识我吗?”那人又乖乖地蹲下了。父亲忽然感到不太对劲，仔细一看，啊!黑压压的一巷子全是敌兵。张凤仙带的4班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刚才跳墙跑的大概是我们的民兵。敌人不是一个单位的，也弄不清面前这个拿手枪、穿大衣的高个子是哪边的官。父亲机警地慢慢向外走，刚到巷子口，看到通讯员张凤林正在和敌人夺枪，他也认敌为己了。父亲当即抓住他的皮带，一用劲，连人带枪拉了过来，将错就错地说：“张凤林，跟我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共军!”说完，拉着张凤林大步向西走去。约摸走了二三十米，往南边一跨步，趁着商店门前的阴影疾跑起来。这时，敌人的枪也响了起来，但他俩几个跳跃，已经跳到十字街口，向左拐去了。
张凤林这时才明白刚才抓他枪的不是自己人。他们到了南门，带上5班，顺着圩墙去了西门的集合点。这时东边的敌人向西打枪，边打边缓慢前进，西边圩墙外警戒的敌人向东打枪。父亲等人躲在中间的巷子里看热闹。敌人对打了一阵子，好像发现西边的枪是他们自己人打的，就高喊：“自己人，不要误会，别打啦!”其实西边的敌人还在圩墙外没有过来。这时父亲让任副队长答话说：“自己人?你们是哪一部的?”对方答道：“河南部队(敌临时代号)。”任队副继续喊道：“我们也是河南部队的。”对方问：“共军呢?”“这里没有共军。”任队副的回答很镇定。听说没有共军，敌人便一窝蜂地拥了上来。待敌人靠近，父亲大喊一声“打!”机、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因兵力、火力太单薄，父亲他们在杀伤了一些敌人后，就按预定方案撤出了战斗。
天亮后，敌人撤退了，我方仍然驻守吴桥寺镇。凭着指战员们的机智和勇敢，成功地粉碎了这次800余名敌人的联合进犯。
春节过后，日军为配合其豫南战役，分几路向我边区扫荡，同时打击涡河以南之国民党军。国民党主力和地方武装望风而逃，涡阳、太和等县城相继沦陷。日军继续推进，父亲所在的1大队随同16团去收复失地。先到涡阳县城，大队在原国民党的县政府住了一夜，睡在地毯、沙发上，大家都觉得很新鲜。第二天部队继续向南进发，在张村铺附近活动时与日军遭遇。那天早上，父亲正在16团团部开会，忽报有日军汽车冲来，接着便响起了枪声。这时团部和1大队均受到冲击，撤退较乱，父亲便赶紧跑去收拢部队。根据他的判断，日军似是过路，敌人并未下车。事后得知，这股日军是扫荡回来路过此地。父亲为收拢部队走得急了些，根本无暇他顾，只听指导员任侠在后面喊道：“教导员卧倒……”父亲刚欲止步，只听“噗”的一声，他下意识地向前猛跃，回头看时，一枚没有爆响的迫击炮弹落在身后的田垄上，激起一股尘土。父亲又往前冲了几步，那炮弹仍未爆炸，于是干脆停下来回去看个究竟。这时任侠也赶到了，他看着一大半没进土中的炮弹连声说：“好险啊，好险!”
事后闲聊，谈及此事，有同志说：“教导员命大，几天里两次化险为夷!”父亲则风趣地说：“第一次是敌人误会了，第二次是炮弹‘误会’了!”
在残酷的敌后游击战中，涡北自卫团的编制从来没有满员过，1大队也从未发展成为真正的大队，原有100余人，经过战斗减员只剩下几十人了。2大队、3大队刚成立就补入了主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夹击下，1941年5月初，新四军4师主力部队相继转移至津浦铁路东的洪泽湖一带，只留下33团和地方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打游击。6月初，父亲所在的涡北自卫团编入33团，转移至路东。从此，父亲暂时离开了家乡永城，1943年调宿东游击队战斗直至抗战胜利。
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磨炼和无数次残酷战斗的洗礼，父亲已从一个懵懂的热血青年，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沉着冷静、有勇有谋的新四军基层指挥员。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安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句歌词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怀念先辈的同时，更要传承先辈的遗志，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富国强军，让强大的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刘岩，1958年6月出生，1976年入伍。退伍后，先后在国营768厂、公安部京安器材公司、中国消防协会总公司、北京威特瑞科贸有限公司工作。)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孟秀玲组稿)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3 15: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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