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父亲张耀曾
2018-04-13 09:54:20  来源：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网站 作者：张丽珠  点击：  复制链接

　　《张耀曾先生文存》交付出版的准备工作终于完成。在将付印之前，我仔细将书稿通读之后，父亲可亲可敬的身影与他一生种种重大经历，仿佛又同时显现于我眼前。

　　父亲张耀曾，字镕西，云南大理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7月21日生于北京，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7月26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3岁。

　　父亲1902年(17岁)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不久以该校第一批留学生选送出国。1904年(19岁)东渡日本，先修预科，后考入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习法律。1905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矢志推翻满清专政帝制，为建立民主、民强的国家体制而奋斗。此时，又和留日云南同乡创办以鼓吹改革思想为宗旨的《云南杂志》，以民为国本的精神启导大众，力图自强，以御外侮。父亲亲自为杂志撰稿，以“崇实”为笔名，发表文章多篇，其锐意革新的精神如今读来仍令人激动不已。杂志宣传革命思想，提高了滇人的觉悟，这就为以后的辛亥革命及反袁护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滇人参与这些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1911年(辛亥年)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烽火燃起。父亲毅然中止学业，回国参加革命。1912年1月1日，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新政权，父亲以云南省代表参加南京临时政府。

　　1912年(民国元年)初，成立了民国第一个立法机构——南京临时参议院。父亲被选为参议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亲自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首次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国家主权在民的立国思想与中央政制体制由此确立;父亲所怀抱的政治理想也得以初步实现。

　　1912年5月，临时政府和国会迁移北京，父亲在临时参议院任内参加了多项重要法律的讨论制定工作，并亲自执笔起草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

　　南北议和，清帝退位，成立统一的政府于北京，政权中心北移。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由袁世凯接任，革命势力实际上被削弱。为维护民主革命成果，同盟会亟待整顿。1912年7月，父亲积极支持并协助宋教仁，实现了改组同盟会的主张，于8月成立了基于西方民主模式的公开政党国民党(后世称之为旧国民党)，并起草了《国民党宣言》。父亲任国民党总干事兼政务研究室主任，党的重大决策多出自他之手。

　　1913年4月，成立正式国会，国民党取得了成为国会中多数的胜利。父亲被选为中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任全院委员长。同年7月，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父亲与丁世铎、李庆芳、孙钟、黄云鹏四委员共同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是为我国第一部宪法，后世称为《天坛宪草》。袁世凯极端仇视民主，野心篡权，妄图称帝，因此反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及其宪法，进而对起草宪法者恐吓、迫害，对国民党人嫉恨尤甚。父亲因此屡遭跟踪监视与威胁利诱，而父亲始终持正无惧，屹然不为所动。《草案》于1913年10月30日完成。袁氏迫不及待，随即于11月宣布解散国民党及国会，并追捕议员。深夜入父宅搜捕，因父亲早已逃匿，得幸免，并于次日急避走日本。做为民主共和政权法律依据的第一株幼苗《天坛宪法》就此横遭摧残而夭折，而父亲建立民主共和、实行宪政的政治理想也因受此打击而破灭。

　　1914年再次东渡，得以完成东京帝国大学学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扩张，侵略中国。父有见于西方国际事务与中国政局有关联，对此应特别重视，加以运用，乃和原国民党人李根源、杨永泰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探讨借重世界局势以牵制日本，同时从事反对袁氏专政，呼吁还我民主等舆论工作。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父亟南下走避，至云南协助蔡锷、唐继尧等策划讨袁事，组成护国军，任都督府参议、参谋。12月25日滇省率先宣布独立，举行武装起义。在护国军出发北征的同时，号召全国起义讨袁。

　　1916年6月，袁世凯面临全国人民声讨和众叛亲离，终忧惧而死。于是护国成功，恢复民国，按《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任总统，父亲被任命为司法总长。当父亲自云南赴任，途经上海时，因同船有袁某等偷运云土多箱，而冒称系父亲行李被查获，后虽真相大白，但仍为军阀张勋所利用，充作攻击父亲口舌，我父不得不多次发表声明以自白。父亲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即险遭奸人诬陷，因而深感官场黑暗与险恶。

　　1916年11月，政学会成立，推张耀曾为总会主席。父亲与李根源共同创建此会，其旨意即在政治乃众人之事，因此众人必须学习政治。

　　1917年2月2日，以梁启超为首之“研究系”议员提出修改宪法草案，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张耀曾谓孔子乃古今世举伟人。可谓为中国文化之主宰，但主张“孔教不宜定为国教”，主张维持原案。此后段祺瑞大权独揽。张勋进京复辟满清，黎元洪被迫出走，国会遭解散。总之，由于各系军阀纷争不断，中央政权因之瓦解，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约一年，终于夭折，而由父亲主持起草之《宪法草案》，虽又经国会讨论修改，基本告成，至此也被束之高阁。父亲从政约一年，即辞去司法总长职，退出了北京政府。

　　随后，孙中山与部分自北京南下国民党议员，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国军政府，于是又形成南北两个政府的分裂局面。而南方的军政府内部又有来自西南军阀的干扰与破坏。在此情况下，父亲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将以法治国作为从政的最终奋斗目标，虽未参加军政府，但始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默默无闻地为其效力，又在上海宣布原国民党“政学会”解散，避免与反对孙中山之国民党桂系所组织的“政学系”相混淆。

　　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维护太平洋及远东地区持久和平问题。父亲深知国际关系之运用的重要性，乃结合同志组成“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研讨对策。又撰成《救国之惟一方案》一文，发表于“后援会”会刊(1921年11月)，探讨如何平息内战，以复兴建国问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恢复旧国会，按《临时约法》前总统黎元洪复位，父亲被任命为“法权讨论会”会长兼司法总长。由于父亲多年来对军阀干政深有感受，而厌恶从政，不久即辞去司法总长职，专心致力于“法权讨论会”的完善司法及法权收归人民的实际工作。为此，任会长五年内，亲往巡视省区有二个之多，且均指示周详。父亲又念外人对中国法律缺乏了解，邀请专家将我国当时民、刑法，诉讼条例，商事法规，大理院判例，监狱实况及司法统计等，译为英文、法文出版，以增进国各国人士对中国司法实况的认识。后又主持编写《考查司法记》十卷与《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二卷出版。至1927年6月，父亲方辞去“法权讨论会”之职。

　　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又称“首都革命”，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在冯的支持下，父亲和黄郭、王正廷等人组成临时内阁共同摄行大总统职权，父亲第三次于内阁中出掌司法职权。摄政内阁存在仅数十天，却完成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即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不久段祺瑞入京任，临时执政，临时内阁总辞职，父亲亦移交大权，退出内阁。

　　1925年，孙总理北上，期望联段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竞之功，不幸竞病逝于北京，于是全国政局更为混乱。1926年中，父亲亦大病一场。又有见当时官场奔竞之盛，而无礼访贤才之诚，于是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之事非求不得，绝无为事求才者”。此后即将书房命名为“求不得斋”。1926年元旦自撰一联语日：“不辞播种，不争收获，常求人是，常疑己非。”他的文集即名为《知非集》。

　　1929年初移居上海，以律师为业，并任民法教授从事法学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发表《敬告国人书》，号召全国朝野一致，上下一心，共御外侮。同年12月成立“上海国难救济会”，父亲被推为理事。

　　1932年又有“新中国建设学会”成立，父亲任常务理事。10月起草《国际调查团报告及其批评》、《民国制宪史概观》等文，供学会讨论。是年蒋介石多次传话，表示盼与父亲晤谈，父亲坚拒之，其不趋炎附势，刚正不阿，真光可照人。后通过张群向蒋建议，“欲求政治成功”，必须系住人心，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须维护大多数人生活;二是须对知识分子予以自由;三是开放政治以包容社会有力分子。

　　建立宪政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厉行法治，完善司法制度，以保障人权，父亲从政之始即以此为理想。当父亲退出政界，以律师为业，仍本此精神行事。凡贫弱受凌辱者，概代为辩护，以伸张正义，而报酬在所不计。父亲出庭辩护前，必将法律依据各点彻底究明，辩词又“字字皆核实，句句欲锤炼”，又敢言人所不敢言，因此往往众皆屏息静听，且有低声呼好者，或竞受感动而改变立场。1930年，对日商三井洋行讼争胜利，轰动社会，因而民气大振，爱国热情高涨。

　　1937年上海陷于敌手。父亲因重病在身，困居法租界内寓所。面对日人引诱与目睹友人政治上失节堕落，父亲撰写了《孤岛上我的决心和态度》一文以明志，其要点为：一、消极的：(1)不误国、(2)不卖身(以上二项为绝对的)、(3)不做官、(4)不见日本人(此上二项是在中日战争未了期间);二、积极的：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和能力。这再次表现了父亲对祖国的无限忠贞。

　　1938年初，父亲于日历首页中写了四个大字：“民族复兴”。此时南京已失守，日军溯长江西进，逼近武汉。父亲正因病卧床，于病榻上沉默寡言，惟每开口必问“汉口可无恙否?”是年7月，父亲终逝世于上海，享年未满54岁。父亲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高尚思想是永存的。他的人生哲学是不图个人享受，不独善其身，而应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为社会进化尽心竭力，力求社会存善去恶，使社会不断进步。《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记实》对他的评价是：“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父亲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又是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如兴女学的主张，在《云南杂志》即有记载，那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我们姐妹四人，即受益于此，均接受高等教育，并得出国深造。

　　四姐妹中以我最小，因此多得双亲宠爱。父亲去世之后，我第一次走出大门，站在马路边，忽然感到世界怎么换了样，多年往事在记忆中闪闪发光：北京我家前院有一棵大枣树，每当结果时，我们四姐妹总要同心协力，将最大的“枣王”打下来，留给父亲品尝。夏天晚上，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我们四姐妹边轮流给父亲捶腿，边听父亲谈天说地。此时仰望夜空.只见银河内外，群星闪烁，其光辉仿佛至今仍在心海里照耀。一次我突然发现一只蝎子向父亲的脚边爬去，我就哇哇大哭起来。冬天晚上在上海家中的小客厅里，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听音乐，听唱歌。那时光是如此温暖，如此幸福，以至小丽珠舍不得回房睡觉，却因睡意的袭来竟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父亲于是拍了我一下，叫道：“小佛爷!……”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六十余年了。他未曾留下任何遗言，可我们不曾忘记他经常对我们的教诲：“愿你们成为于国家于人类有用之人才”。他在勉励四珠女儿的诗中又说：“辛辛尽吾时，不知有穷遏;恳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这些教言一直在鞭策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在此还应坦言我深感内疚的是，在父亲故去六十余年之后此书方得出版，未免太迟。但如今经过我们姐妹共同努力，还有杨琥先生以辛勤工作鼎立相助，终于可以此书献给敬爱的父亲，以告慰他在天之灵，这又使我为之感到欣慰!(注：此文2004年6月写于北京)

　　(作者系妇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丽珠)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4-13 09: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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