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武伦佩
2019-03-21 14:12:44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武序镇 口述 李成川 整理

　　我的父亲武伦佩烈士，一九三八年九月牺牲于武安城南，时年三十八岁。他短促的一生，献给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父亲青年时期在外地求学、从军，壮年时期担任村镇联保主任。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多，对于他的为人处事、生平事迹叙述不可能完整、系统，而且事隔多年，仅凭母亲和个人追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身为烈士的后代，在父亲牺牲五十年后的今天，以此表示我的怀念之情。

　　一、青少年求学从军

　　我的父亲武伦佩，乳名培成，字玉吾，排行三。一九0 0年古历九月初九出生于武安县龙泉村一个农商兼有的家庭。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少长入武安县公立学堂，后考入北京咸达中学。他读书勤奋，学业优异，喜读古典爱国小说，因此，常以岳飞、文天祥等古代英雄自勉。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看到当时政府的腐败和外侮的入侵便弃文习武，考入东北奉军在北京创办的讲武堂军事学校，毕业后在东北军骑兵部队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等职。

　　一九二九年春，父亲任东北军骑兵副连长，率部下驻防在辽宁省的辽源县境内。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千里迢迢领我乘车到驻地看望。当时父亲虽然升了官，但他同普通一兵一样，平易近人，爱护士兵。那时有位新兵领到一匹劣马，几次从马背上摔下跌伤，不敢再骑，父亲看眼里，疼在心上，便把自己的坐马同这位新兵换乘，次日他也摔伤了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三次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日军，造成东北三省沦陷。此时，我父奉命调入关内河北某地驻防，后又决定调往边缘省区。对国民党这种卖国政策，父亲深为痛恨，于是愤然辞职还乡。

　　一九三二年，父亲筹借资金千元，到北京创办了手工织袜厂，以图实业救国。一九三四年，日军侵华加剧，军用飞机在北京市区示威，擦屋低飞，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活动日益猖獗，父亲毅然放弃织袜厂，返回故乡龙泉村。

　　二、出任联保主任

　　一九三五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定之后，华北形势更趋危急，兵匪蜂起，民不聊生。这时父亲被推举到彰德府(安阳市)集训数月，后任龙泉等七村联保主任，在龙泉村设“龙文万联合办事处”(即龙泉、南、北文章、东西万年、城二庄等村)，开始组织地方之武装。任职期间，他为群众办了许多事情：

　　整顿义仓。父亲看到龙泉村中义仓的谷子变质，多年没有更新，于是动员村中几家大户捐赠新谷，更换出陈谷，防灾备荒。

　　兴办学校。当时龙泉学校属半旧式，有百余名学生，只有两名教师，所开课目只有国文、珠算、数学和习字，学校设在村西的破寺中。在父亲的倡导下，学校增聘了教师，新开设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目，办成了完全初级小学。村里还集资在寺院内盖起了一排新教室，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

　　鼓励升学。旧社会，城南一带在外从事商业的人员较多，一般青少年只读三、四年书，具有写信和珠算技能就弃学了，有的在家劳动，有的到东北、河南等地商店学徒挣钱糊口。为改变这一习惯，我父通过召集群众开会和登门等形式，说服、教育学生家长，让子弟多读书，学知识，经我父做工作，一批有理想的青少年纷纷到外地求学，很多人后来成为革命的优秀人才。

　　禁止鸦片。一九三六年，政府有一次指令禁烟，村上设立了几处禁烟点，把吸鸦片者，拘禁起来与其它人隔离，每日三餐送饭吃，发给戒烟药服用，强迫戒烟。我的祖母和几个伯父母也都吸毒，也同样进入戒烟点拘禁。

　　一九三六年底，父亲被推举为伯延镇大联保主任。汇集各村自卫队，共计三百余人枪，编为一个大队，父任总指挥，下设三个中队。他用自家的钱买了不少枪支弹药，统一做了服装，集中训练，以正规军的素质要求队员，增强自卫力量。还聘请作风正派，训练有素的进步青年参加大联保领导管理工作，增强了自卫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

　　武安时遇连年灾荒，兵匪扰乱。龙泉村东南八华里的同会村，常受土匪司令胡象乾之蹂躏，派粮、捐款、抓丁，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群众极为痛恨。我父因同会村民之求，率本队之人马百余，拂晓将同会村团团围住，步枪、手枪、手榴弹及冲杀声响成一片，匪军闻听枪声大作，不知所措，慌乱突出重围，向东南周庄方向逃窜，从此，胡象乾再没敢到同会村扰乱。还有一次是增援八特村歼匪，我父率部打去，又冲出来，激战数小时，将其全部解决。这种为民除害的精神，深受当地群众之赞扬。

　　三、投入革命队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各地沦陷，武安县长弃职逃跑，大汉奸李聘三迎日军进入武安，就任伪县长。城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求抗日情绪高涨。我父买了一台干电池收音机，并把扩音器安到门外，让关心国难的群众每天听战事报道。为继续扩充势力，他以自卫队为基础，以伯延村为基地，联合周围二十多个村庄，成立了抗敌自卫大队。同年九月，我的表哥翟墨新从日本回到故乡伯延，他听说我父在家乡组织抗日队伍，有进步思想的表哥就同我父多次接触，谈心、磋商。我父还派其到山西去找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表哥回武后，立即进行了汇报，父听后格外高兴，认为今后有了靠山和指路人。

　　同年十二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游击支队，从山西东来抗日，政委吴富善同志在一天夜里，只身带两个随行人员，经过化装亲临伯延，首先找到翟墨新，交待来意之后，速将我父找去，吴与我父见了面，交谈十分投机，并拜了把兄弟，直到凌晨方才离去。通过这次会面，使我父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随后吴富善政委派来有战斗经验的姜元兵和一位姓刘的同志，到伯延帮助整顿与训练队伍，姜委任我父为大队长，翟墨新为副大队长，崔志海为宣传队长等。从此，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军事素质不断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

　　一九三八年初，武安形势错纵复杂。八路军、国民党、日军三权鼎立，各据一方，还有多支自称司令的杂牌武装。李聘三凭借日军势力，妄图扩大地盘，对我父曾多次威胁利诱，均被拒绝。李恼羞成怒，暗派女婿张占尧偷袭伯延，瓦解抗日武装。当张占尧缴了我父驻南庙中队的枪支后，正回师庄晏时，三中队长罗永年，获悉大队部崔志海报来消息，立即组织人马进行截击，民愤极大的张占尧被当场击毙，活捉六名歹徒，其余狼狈逃命。

　　张被击毙，我父予料李聘三要采取报复行动，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召集大伙，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时机已到，立即投奔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深夜，父亲把抗敌自卫大队集中龙泉村西头的学校内，他站在阳台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然后这支队伍向西进发了。拂晓前队伍行到固镇村东，受到七七一团部队干部战士的夹道欢迎。这支队伍配合七七一团攻打了庄晏、彭城之敌后，交予张贤约、张南生同志所领导的先遣支队。司令张贤约同志听取我父意见后，番号编为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武安独立大队，后又改为冀予边区独立游击大队，并明确了活动范围及其主要任务。委任我父为大队长，刘庆芝为教导员，崔志海为宣传队长。从此，我父亲对敌斗争更加坚决，作战更加勇敢。

　　大汉奸李聘三的儿子李长虹是伪军大队长，在家乡东、西孔壁一带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我父率部配合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围攻东、西孔壁、庄晏伪军，计获枪七十余支，俘获李长虹等四、五十人，并将李聘三财产全部没收，分发群众。冀豫边区游击大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八路军作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冀西、豫北地区有名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曾多次受到陈赓旅长的接见。同年七月七日，还在沙河县渡口村接受了刘伯承师长的视察，从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每有战斗任务，父亲总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有人劝他接重，他坚定地回答：“犬丈夫死当横尸疆场。”

　　四、勇士舍身殉国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我父获悉武安城里日军外出扫荡，只留少部伪军守城，决定突袭一次县城，狠狠打击一下汗奸李聘三的反动势力。十六日，我父率本部人马，由驻地出发，向城南方向前进。翌日凌晨，我父按予定部署，亲自率一个连的兵力穿过南洺河，直奔武安城南关外，猛力攻击南城门，当场击毙数十名守城日军，后来在冲锋前进中，日军集中大批兵力，展开了反攻击。此时，我父方知情报有误，面临敌众我寡的现实，即令部队撤退。当撤至南洺河岸的东、西大河村附近，日军尾追而来，并占据洺河北岸有利地形，向下射击。这时我父本可脱险，但他为了掩护指挥部队撤退，不幸被日军机枪击准，腰胸连中数弹，倒在西大河村东棉花地里，英勇壮烈牺牲，终年三十八岁。

　　我父的不幸殉职，激起了八路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军民一致表示，要为民族英雄武大队长报仇，踏着先烈之血迹，英勇杀敌，坚决斗争，打败日军，为完成抗战救国之大业尽后死者之责!

　　我父成为民族英雄绝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在北京读书，正值马列主义在中国掩播时期，不无启发;在东北军任职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恨;他成为民族英雄，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的结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两周年时，党的《长城》刊物上登载了全国五百名革命烈士，我父为其中之一。为纪念我父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在阳邑镇建立了纪念碑，碑正面是主席杨秀峰的提词，内容是：“赤胆忠诚义厚可风，捍卫民族血溅乡里”。纪念碑背面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为我父铭刻的碑记。一九六三年纪念碑又从阳邑镇移至武安县烈士陵园，迄今仍耸立在松柏翠竹之中。

责任编辑：李娟 最后更新：2019-03-21 14: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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