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正值我在成都齐鲁大学文学院毕业。恰巧这时父亲因公从湖北恩施至重庆;因为我们经年没见面了,他大约是对我有些思念,便趁此机会派人来成都接我至重庆相聚,早在1942年冬天,父亲奉命从第五战区辖区的河南南阳调往第六战区的恩施,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代理长官职务;所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将军继任。他这次调职,仅有几位高级幕僚同去,连他自己多年培养的部队都没有带去,1943年6月,鄂西会战结束后,父亲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讨的副司令长官有吴奇伟、黄琪翔,参谋长是郭忏。同时,原屑父亲多年的第三十军鲁崇义、池峰城部队也调到鄂西。1944年初,常德会战胜利后,郭忏升任为副长官兼参谋长,陈继承、黄琪翔、王缵绪,还有周岩,都是副长官。从重庆到成都来接我的副官私下告诉我:“长官有时情绪不佳。”于是我这次去看他,便感到有些惴惴不安。记得他驻军河南南阳时,暑假中我与兄、嫂从成都去看望他,还陪他打网球,和他说笑毫无顾忌。他高兴起来,在河南曲子戏劳军演出散场后,居然在临时搭的戏台子上打上十来个“旋子”,有时骑马出巡,还让我们看着他飞跑着纵身上马。这些往事,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
抵达重庆,我们见了面,他知我学业已告一段落,颇为欢喜;但没有象以往那样开怀大笑。老是叼着烟斗,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在重庆的几天里,我们一同住在歌乐山蒋鼎文先生家中。蒋先生不在家,由夫人接待我们。空下来时,大家免不了谈谈时事。有—天,父亲公干回来,显得十分高兴,告诉在座的人:“日本军方有一名代表,由六战区转送到重庆来了。他们要从中国退却,抗战该结束了!……”大家听了,都感到有些喜出望外。
还有一次,我看到父亲一人在屋中,似乎闯闷不乐。我大着胆问了问原由。他似回答又似自语地说:“让我主持华北的军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又要和共产党打仗了!还要我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我做过两任省主席了,对行政毫无兴趣。再说以后当主席,等于是中央的办事处,凡事作不了主,可责任大,干不了啊!”那时,我虽不审时势,却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人又要打自己人,父亲遇到了难题。
在重庆小住几天之后,他就带我乘专机飞抵恩施。第六战区的长官部位于鄂西恩施的群山之中。四周层峦叠嶂,气势磅礴,依山坳而建的白色房屋。高低错落,醒目有致。屋前平整的宽阔地带是一个网球场。人们说:“仿公到一处,建—处网球场。”这是名不虚传的。可是.我这次到恩施,却没有看到父亲打过网球。
在恩施,我比较熟识的 ,有几位前辈:长官部中将参谋长张知行先生,他原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性豁达,敢于直言,精通军事,素有“儒将”之称;中将参议(后任秘书长)张志韩先生,他曾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识渊博,尤擅书法、棋艺,与父亲虽为新交,但颇相投;还有中将参议阮玄武先生,也是常与父亲促膝长谈的将军。他们对我极为爱护,帮助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因而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不少关于父亲接任六战区长官职务后,指挥对日作战的情形。
1943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鄂西的大规模进攻,一面猛攻石牌要塞,一面以大部队沿江迂回鄂西山区,似乎要直取恩施,由于情况变化很快,最高统帅部原来部署的命令已不适应;父亲当机立断,命令变更行事,并说:“将来上面降罪,我负全责。”这样一来,日军预谋作钳行歼灭我军得计划未能得逞,终于赢得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张志韩先生告诉过我:1944年的常德会战,情况是非常艰险的。之所以能挫败强敌,主要是父亲沉着坚定,敢于硬拼,在台儿庄大捷中是这样,在鄂西会战和这次常德会战,更是如此,当两军相接的紧急时刻,父亲一面听取战报,及时指示机宜;一面与秘书长等人谈笑自如,并且坚留他们,不让离开。等到战事获胜之后,则说:“你们立了大功!”众人不解地问他,始知父亲认为“作战指挥,最怕心绪不宁,精神烦躁。若有二三好友,淡谈笑笑,使头脑始终冷静轻松,指挥就不会凌乱,这是制胜之道。岂不是你们立了大功!?”所以大家背后不无赞扬,父亲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将气概。
还有两个事例,也是张志韩先生告诉我的:常德会战打响后,父亲就亲自到湖南桃源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就近督阵,增强爱国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有一天,父亲刚从桃源指挥所回到恩施,中央通讯社主任徐怨宇来访,张志韩先生在座,父亲正向他们介绍战况和已经作好的部署,突然电话铃响,王缵绪从常德外围打来电话告急,说是他的正面,敌军攻势太猛,我军伤亡太重,要求后撤。父亲听完报告后,对王说:“治易兄(王缵绪的别号),我们是老朋友,打仗就不能讲这些了。我已经对你说过的,就照那样办:顶住!顶不住,我是要按‘规矩’办的!”说完就把话筒放下来了。王缵绪是四川著名的老将军,也同父亲一样是上将军衔,当过四川省主席,这时的职位是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平时,父亲对他是很尊重的。可是到了对敌作战的关键时刻,父亲一丝不苟,他对王说的“按规矩办”,就是按军法从事,决不徇情。
父亲平时对士兵非常爱护,从来不打骂。但是士兵必须严守军纪。有一名为他开了多年座车的司机,在恩施同一位民间妇女有不正当关系,经他察觉,立即关押,要处死刑。后经许多人说情,仍然关了半年,最后开除。还有一个守护电话班的卫兵,只以为职责重要,对误入禁区的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代主席朱怀冰态度蛮横,缴了朱代主席的手枪,还要追打朱怀冰。父亲知道了,马上将这名卫兵和警卫营长禁闭,并下命令枪毙这两个人,最后还是朱怀冰一再亲自说情,才未执行。
我这次到恩施,不断听到关于日军已经趋于穷途末路的喜讯,同时也看到父亲时时露出喜形于色的乐观情绪。有次,父亲说了一段抗战的插曲:每当一场会战开始之前,在敌我各自据守前沿阵地上,双方互以机枪对射,日军用的是点射,即,“啪一扑一啪、啪一扑一啪”;我军用连射,即:“啪、啪、啪、啪……”。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召集官兵川话,指出:在敌我双方防守阵地时,日军用点射,声音好象问“怕不怕?怕不怕?”我们的射法就象是“怕、怕、怕、怕……,”
不但浪费了子弹,而且显得气馁;今后我们应该回答敌人:“不怕,不怕……。”再反问敌人:“怕不怕,怕不怕?”前线官兵听了,当场捧腹大笑,一致叫好,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效果很好。
不久,大约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前的四个月,父亲又携我和一家人乘专机离开了恩施,飞到重庆,听说他曾向国民政府请辞河北省政府主席未获批准,只好去重庆组织省政府人事,并接任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我随即也与他分别了,回到成都。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职务则由孙蔚如将军接任。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5-11 11: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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