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澳门是“中立区”,没有被日军占领,也没有发生过战事,所以在世人印象中,澳门似乎与中国抗战并无太多关联。然而历史并非如此,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澳门华人社会从未中立、也从未缺席。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澳门人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凭借澳门特殊的国际舞台环境,通过持续不断、形式多样的救亡活动,书写了“孤岛”华人抗战的壮丽画卷。
2019年5月7日,“澳门与抗日战争”史学论坛暨《抗战时期澳门日志》首发仪式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由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十余位抗战史学者与会,二十余位澳门历史文化社团负责人和中学历史老师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合影
澳门华人抗战:不中立,不缺位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发钦教授介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澳门民国史尤其是抗战历史的关注处于滞后状态,使澳门华人社会参与抗战救亡的故事,在中国抗战史、华南抗战史乃至澳门通史及断代史著述当中鲜有记录,澳门抗战专史的研究也基本属于空白。鉴于此,在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西文化研究所启动了以“澳门与抗战”为主题的《抗战研究丛书》系列项目,旨在通过扎实研究揭示历史真相,弥补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不足。
“澳门与抗战”研究包括澳门华人抗战历史研究、整理中文报刊资料、开展口述历史、搜集历史影像、展示澳门抗战文物、举办澳门抗战学术活动等。经过数年的持续研究和推进,已经出版了《澳门人的抗战》、《孤岛影像:澳门与抗日战争图志》、《平民声音: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抗战文献文物图录》、《澳门与抗日战争》、《抗战时期澳门日志:中文报刊视野下的战时澳门社会(1931—1945)》等阶段性成果。
部分成果
澳门华人抗战史内容极其丰富。如林发钦主编的《澳门人的抗战》一书深入挖掘文献和影像史料,分“共赴国难”“救亡赈难”“同舟共济”“巾帼烽烟”“热血青春”“孤岛影像”“平民声音”“故纸留痕”“和平降临”等十个专题,对澳门华人各界支持祖国抗战、抗战时期华人社团、澳门妇女、教育界的抗战救亡活动,战时澳门青年前赴后继、洒血抗战前线的英雄事迹,以及澳门华人赈济难民、难童与英美诸国难民等史实作了概要论述,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了澳门华人抗战的历史全貌。
又如王熹、林发钦编著的《抗战时期澳门日志:中文报刊视野下的战时澳门社会(1931—1945)》分为上下两册,百余万字,以年、月、日的时间叙事脉络,着重记载了抗战时期澳门地区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抗战救亡与赈济难民等情况,为研究者提供了宏观背景及微观具体的史料。
1937年12月,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成员聆听史良律师的抗战动员演讲后与史良(前排左四)合影
此外,中西文化研究所还对抗战时期中文报纸中的18000版澳门史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数百万字的《故纸留痕:抗战时期澳门中文报刊资料选辑》即将出版。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合作建立的“抗战时期澳门中文报章文献资料库”已进入测试阶段,为该资料库整理抗战史料多达200万字。
林发钦将澳门华人抗战概括为“不中立、不缺位”,他指出其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前后14年时间,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与特色。二是形式多样,通过救亡宣传、购买救国公债、义演义卖募款、购买药物输送前线、组建救护队与救护团、青年奔赴前线杀敌、收容难民难童、赠医施药施粥施衣、筹款协助难民回乡等方式支持祖国抗战。三是华人社会广泛参与,其中包括澳门商会、镜湖医院与同善堂的领袖与华人精英,文教界名流及澳门本土与外来各学校的师生,华人社会各阶层民众,甚至从内地、香港等地到澳门避难的社会名流、著名画家等,积极响应抗战救亡号召,不分贫富贵贱,不管能力大小,通过出钱捐物积极参与抗战救亡运动,汇成了南陲“孤岛”全民抗战的局面。
1939年“八一三”两周年澳门各界献金纪念合影
在学术研究之外,中西文化研究所还致力于历史文化的教育、研究和普及推广。近年与澳门不同的社团和机构合作,开展口述历史、史料整理、文献电子化和专题研究等工作,并透过出版、展览、电视纪录片和报章专辑等形式陆续发布研究成果。将学术成果转化成社会普及读物,向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传播,促进历史文化教育工作的发展。
推进澳门抗日战争研究
在稍后的主旨演讲以及下午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如何深入澳门抗日战争研究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讨论会合影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教授认为,抗战时期的澳门有很多内地城市没有的“元素”,以澳门15万人口以及其地域面积,对抗战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内地同等规模的城市。华南地区广州、香港等重要城市纷纷沦陷,只有澳门没有被占领,所以其特殊性特别值得关注。虽然没有一场战役发生在澳门,但是澳门非常深入地参与到抗战之中,与内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澳门抗战的研究也应如此,不仅要运用本地视角,也要将之放在华南抗战视角、全国抗战的视角下来看。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院长叶农教授指出,从澳门史来看抗战史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角度,澳门是个“吃喝玩乐”的城市,抗战时期澳门歌伎在各界人士中捐款最多,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澳门对抗战的参与之深。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指出,在资料的使用上,除了中文材料外,与澳门相关的葡文、日文材料也应予以重视;也要关注社会中下层的材料,看决策是如何具体执行的。社科院近代史所虞和平研究员指出,澳门抗战研究应当与内地相结合,关注比如澳门华商会等机构,同时也应关注葡澳政府行为;另外,展开量化研究(如澳门抗战时期人口)也可以更加直观地说明澳门在抗战时期的经济能量有多大。
1939年9月3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六、七队出发留影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教授指出,中西文化研究所的澳门抗战研究注重口述历史、影像历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应当继续保持;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也应该与社会互动起来,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教授也认为,“死”的资料好找,“活”的材料要更加珍惜,澳门抗战研究应该继续发掘、收集口述史料;另外,中西文化研究所的澳门抗战数据库可以和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共享;再者,今后可以进一步关注国共两党抗战时期在澳门的资料。
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认为,要进一步推动澳门抗战研究的深入,应该在全国抗战图谱中寻找澳门的地方特色,重点关注澳门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等问题。社科院近代史所黄道炫研究员也强调要关注澳门的特殊性,澳门位于中国边缘,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利益的表现,这也赋予了澳门非常特别的身份、空间,可以书写与内地抗战不一样的抗战史,以及澳门“中立”状态给时人带来的独特情感。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1-07-20 17: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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