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澳门文化界
2022-12-01 09:05:03  来源：《澳门杂志》  点击：  复制链接

　　笔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4月的《澳门杂志》，主要探讨抗战时期澳门文化界的种种作为，为抗战贡献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文化界因应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支援广东和全国抗战的活动中。澳门的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在新形势下形成了以救亡为主题的文化氛围。同时由于广州和香港的先后沦陷，大批粤港文化界人士来到澳门，在特殊时期促进了澳门本地文化的发展。

　　澳门新闻界与抗日救亡

　　1937年至1945年，是澳门中文报业史中值得特别记述的年代。由于当时澳门新闻网络并不发达，没有电台，所以，当时的爱国报纸和期刊就成为救亡活动最主要的的喉舌。抗战前期，澳门有七份中文报纸。由爱国报人陈少伟斥资创办的《朝阳日报》和由爱国报人陈天心创办、曾枝西女士投资的《大众报》始终坚持着抗战救国的立场，陈仲霭创办的《新声日报》也站在抗战的阵线上，《澳门时报》的创办人陆翼南以及《民生报》的创办人文非一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到抗战的行列。《朝阳日报》和《大众报》“由于联同发起组织救国社团和致力救亡活动，享有颇高的声誉和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因此无形中成为当时两面民营的抗日救国宣传的鲜明旗帜” 。

　　其实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朝阳日报》、《大众报》的舆论就倾向爱国抗日，两报以大量篇幅报道救亡活动，发表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除刊载抗战信息和作品外，新闻界还直接参与支持抗战的活动。1937年8月12日，由陈少伟首倡，《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组织的“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成为抗战时期澳门开展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朝阳日报》、《大众报》等报纸还定期出版“四界救灾会”主编的《救灾特刊》，并在“七七”、“八一三”等特殊纪念日里发行专刊，及时报道救灾会的情况。各纪念专刊还邀请当时澳门知名人士梁后源、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梁彦明、广东侨务处长周雍能、澳门各界救灾会主席崔诺枝等人为专刊题词，以扩大影响。

　　1937年《华侨报》的创办是抗战初期澳门报界的一大盛举。1937年10月，香港的《华侨日报》派赵斑斓和雷渭灵到澳门创办《华侨报》，经过一番筹备，该报11月20日问世，赵斑斓和雷渭灵分别担任社长、总编。该报最早在澳门使用电讯报机，能接收到更多更快的信息，还拥有各种型号和种类的字粒、平板印刷机，使新闻时效性更强，版面设计也趋于现代化。《华侨报》快捷地刊登澳门、内地的新闻和重大事件，并有独家的新闻报导，日销量达一万多份，故有人评价“《华侨报》的创办，标志着澳门中文报业走上革命性的新阶段” 。

　　澳门报业史上第一个新闻同业组织——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也在此时诞生。1937年9月，由文非一、陈少伟、陈天心、陈仲霭等联合发起，组织“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12月5日正式成立，设会址于《民生报》报社三楼，选举陆翼南、文非一、陈仲霭、陈少伟、陈天心、许国潮、何曼公、黄伟侠、何霭生等为理事，推举陆翼南为主席。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得到了当时新任澳门商会主席徐伟卿的支持，联合会的全部财产均为徐伟卿所赠。联合会的成立激发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加强了各报社的联合团结。所属的各报纸加强抗日宣传，并组队到中山等地宣传抗日，曾与“各界救灾会”等社团联合举办游艺大会义演，当时社会名流徐伟卿、梁彦明及报界前辈文非一等亦应邀到场，观众反应热烈，筹款取得优异的成绩。1940年，由于政治局势逐渐恶化，《平民报》、《民声报》、《朝阳日报》等相继停版，以及财政困难，联合会几经停顿。1941年，报界同仁酝酿重组社团，将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更名为澳门记者联会，逐渐恢复活动。但1942年，由日本驻澳门特务机关主办的《西南日报》要求加入记者联会，各报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得不答应其加入，遂将澳门记者联会更名为澳门新闻协会，并对所有会员进行重新登记。随后，另一由日本特务机关控制的报纸《民报》也加入了该会，该会为日人所控制。面对此种情况，澳门进步报纸和爱国报人拒绝参加该会的活动，新闻协会形同虚设。

　　《平民报》、《民声报》、《朝阳日报》停刊后，澳门的中文进步报纸只有《大众报》和《华侨报》苦撑局面，处境十分艰难。1940年9月中旬，葡萄牙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日葡澳门协定》，葡萄牙宣布澳门中立。但是，日本并不尊重澳门中立，日本势力不断侵入澳门， 1941年冬，香港沦陷后，澳门便成了“孤岛”，日军驻澳特务机关明目张胆在澳活动，日伪势力侵入文化领域，先后办了《西南日报》和《民报》，企图控制新闻宣传领域。此二报一方面大肆吹嘘“大东亚共荣圈”，一面企图用金钱收买《大众报》，但《大众报》不为所动。于是，《西南日报》头子刘传能藉口当年《大众报》刊出一篇报道打乒乓球趣事、内容无伤大雅的稿件，硬指该稿子有辱其女儿名声，指使一批暴徒到《大众报》印刷所，肆意捣毁，更扬言纵火，制使该报短期内难以出版。日军最后迫使澳葡政府停止供应《大众报》的纸张，以此来使《大众报》屈服，《大众报》使用粗糙的玉扣纸印刷继续出版，但最终还是在1942年被迫停刊。在日军的实际控制下，澳葡政府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删去报纸中有嫌疑犯日的内容与文字，禁止报纸上出现“日寇”、“救国”等字眼，使爱国报纸经常发生“开天窗”的现象，但“这是有良知的澳门知识分子的一种抗议，这些空格就是一只只愤怒的眼睛” 。在日本的高压下，澳门的新闻界改变战略，通过刊载历史小说来针砭时弊;通过撰写杂文来讥骂和抨击敌人;并大量报道欧洲、非洲战场的消息，让民众了解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正在节节胜利的形势。

　　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但是《大众报》和《华侨报》还是获得了大发展。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1年，《大众报》蒸蒸日上，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当年《大众》、《朝阳》两报同人联合组织“四界救灾会”，全力投入到抗战救亡运动，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二，省港著名报人纷纷来澳，澳门多位资深作者加盟，人材鼎盛，好手如云。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著名报人陈霞子来澳，加入《大众报》主理副刊版，工作了四年。香港知名报人梁宽、卫汉光、何文法、余寄萍等先后来澳加盟《大众报》。陈天心从1938年起，着手扩充体育版，邀请体育界人士方肇麟主持，并担任专栏评述。《大众报》在1939年夏出版了《大众晚报》，邀请香港知名报人柯武韶、梁宽、杨柳等助阵。《华侨报》在不利的情况下，不但办好本报，而且增办了《商报》、《华侨晚报》和一份杂志《骨子》，并重办已经倒闭的《新声报》，形成了四报一刊的《华侨报》集团。他们不惧怕日本特务的严密新闻封锁，刊出“日军进退维谷”的西方电讯，及时向社会提供信息。

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2-12-01 0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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