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澳门“中立”背后的暗战
2017-11-08 16:05:39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葡萄牙政府预感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于是，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于1932年 3月5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发表声明，表示“葡萄牙是中日两国世代的朋友”，在中日冲突事件中葡萄牙保持“中立”立场，以此取得中立国的法律地位。由此，澳门作为葡萄牙海外管治地区，也成为不受交战国任何一方侵犯的“中立区”。

　　救亡宣传有声有色

　　抗战期间，澳葡当局维持“中立”地位，但广大澳门同胞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充满对日寇的极大愤慨，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感。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当地一些商人就发起成立了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召集各行各业的商家向内地抗日将士捐款捐物。“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携手合作，澳门民众纷纷组织各种爱国社团，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救亡活动。由于澳葡当局标榜“中立”，却要维持与日方的良好关系，不准爱国社团公开打出“抗敌”“抗日”“救国”之类的旗号，不少社团都以救灾、慈善等名义成立。其中有些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有些则由国民党参与创设，都对宣传抗日和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8月12日成立的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以下简称救灾会)，是当地爱国报纸《朝阳日报》《大众报》等发起组织的。从1937年初起，《朝阳日报》《大众报》等经常报道各地抗日救亡消息，刊载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读者了解抗日动态的主要媒体。

　　在当时的澳门，每逢“三八”“五九”“七七”“八一三”“双十”等纪念日，爱国团体都会举行大型宣传活动，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救亡宣传活动形式多样，较多以义卖、义唱、义舞、义映及粤剧、游艺会、话剧、女伶演唱等形式进行，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爱国热潮。

　　襄助难民不遗余力

　　因为是“中立区”，澳门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地区部分民众躲避战火的首选之地。1937年底，当日军入侵中山县三灶岛时，当地一些居民纷纷逃至澳门。1938年入夏后，随着日寇的加紧侵略，广州及附近地区最终“沦陷”，大批难民涌入澳门。一时间，小城需要应付和安置的难民多达25万人。广州政府还将澳门列为学校疏散区，自内地迁入的中学、中专达30余所，流寓澳门的教育界人士又与当地天主教会创办了不少新学校，收容内地来澳青年入学。

　　面对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澳门各界伸出援手，千方百计于以安置和照拂。澳门同善堂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持续不断地向难民施粥、施药、施棺。镜湖医院的病人比过去多了好几倍，病床不足，人满为患，幸得有殷商发起捐赠病床活动，又有澳门妇女会卖花筹款，才可以应付大量的诊疗需求。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猛烈攻击下，香港18天后失守，一大批滞留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危在旦夕。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指示，粤港澳党组织展开全力营救，将大部分人安排乘船先抵澳门，由在镜湖医院工作的地下党员柯麟负责，再转往斗门、台山等非敌占区，从陆路回到桂林等后方地区。

　　“中立”背后的谍影暗战

　　四周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澳门这座“孤岛”自然也不平静，不可能独善其身。澳葡当局为了恪守“中立”的立场，既要应付来自占领邻近地区和香港的日本势力，又要维系与内地国民政府以及中共武装部队的关系，使澳门好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那样的“间谍之都”，各方人马折冲樽俎，明争暗斗。

　　对于这个“中立区”，日方和其他政治势力也会加以利用。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团团长”的姜豪，在上海“沦陷”后通过时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督学的朱泰耀等刺探日伪情报，但于1939年5月事泄被捕，后获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机关保释。其时，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希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而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个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接触，试探其“和平”的诚意。姜豪遂到“陪都”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报告，获得“军统”头目戴笠指派赴港与日本人接触。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随后他熟识的日本特务吉田东佑到港，但恐受到港英当局监视，当天即乘船转到澳门继续会谈。涉及的内容，包括日方提出要求日华和平的障碍蒋介石下野、两国经济合作以日方为主开发中国的资源、和平后聘请日本顾问以及共同反共，等等。吉田东佑为安全起见，还花大钱请澳门警方保护他。这场非正式谈判，在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少将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被称为“姜豪工作”。这桩旧事说明：当年的澳门，无形中提供了两个交战国派员私下接触、相互摸底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的国民党组织力量较大，澳门支部下辖多个分部，人员众多，在抗战开始后组织和支持救亡团体的宣传活动不遗余力，成绩显著。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香港“沦陷”，使得澳门的地位更加突出，日方也加紧了针对抗日力量的残酷打击。身份暴露的国民党组织负责人行动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梁彦明，既参与澳门支部的领导，又担任了多个救亡团体的职务，遭日伪势力的忌恨，于1942年底的一天，在街头被日本特务枪杀。国民党澳门支部另一负责人林卓夫，曾任中山县长，抗战爆发后移居澳门，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演讲，也在1943年2月1日演讲当晚回家途中，遇刺身亡。日本特务的魔爪所到之处，“中立区”照样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距离澳门不远，在中山的五桂山区活跃着一支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那里的抗日根据地较为巩固。澳葡当局出于遏制土匪和日伪势力的需要，有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愿望。抗日义勇大队向上级请示后，决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拓展珠江三角洲的敌后空间。1944年初，澳门天主教堂的安神父到五桂山区的贝头里石门路教堂传教，抗日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与他多次交谈。安神父返回澳门时，欧初派员护送，并修书托安神父转交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则通过在澳门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欧初联系，要求派人面谈合作事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先后派出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赴澳，与澳葡政府警察厅代表、秘书慕拉士达成协议：一、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土匪，共同维护澳门治安;二、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三、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资，如弹药、医药及其他设备;四、双方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根据协议，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在澳门设立秘密办事处，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军需给养;还送少数伤员到澳门救治，得到镜湖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医护。同样根据协议，游击队员还先后捉拿了在澳门打单勒索、搜集军事情报的“老鼠精”(化名)、汉奸特务黄公杰，并移交澳葡政府收押。

　　表面“中立”的澳门，其实并不平静，演绎着与别处不同的抗战历程。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8 16: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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