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同胞对广东抗日战争的贡献
2017-11-08 16:10:23  来源：搜狐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也因此算是中立地区，有着特殊的环境和地位。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由于日本没有派兵占领澳门，澳门成为战火中的孤岛。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地位，澳门同胞的抗战活动十分活跃，广大澳门爱国人士开展新闻、文学、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华暴行，传播全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主张，唤起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和觉悟，积极支援内地抗战，在国内、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一、以民间团体为核心发动的抗日救亡热潮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抗战。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救亡运动。由于葡萄牙当局标榜“中立”，不许澳门爱国社团公开使用“抗敌”、“抗日”、“救国”、“后援”一类名词。因此澳门人民以报社、剧社、音乐社、歌咏团、读书会等形式组成爱国社团，开展救亡活动。1937年9月，“澳门新闻界鉴于国难当前，为支持抗战，有加强团结的必要”，陈少伟、陆翼南、文非一、陈仲蔼等联同发起“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该会成立后，除属下各报致力救亡宣传工作及支持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活动外，更发挥了新闻同业救亡热情和加强联系的作用。在抗战前期，澳门有《朝阳日报》、《大众报》、《新声日报》、《澳门时报》、《民生报》等7份中文报纸，肩负起抗日救国宣传重任。由于当年澳门新闻网络并不发达，亦未设立电台，因此，当时爱国报纸和刊物就成为整个救亡活动唯一喉舌和强有力的抗日救国宣传阵地。1937年8月12日，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组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中小学校、报社、音乐社、体育会等50多个团体及单位的代表100多人。大家推选《朝阳日报》社长陈少伟为理事会主席，通过了组织章程和宣言，指出该会宗旨为“筹款赈灾”、“共拯我受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在该会建立了党组织，由廖锦涛为负责人。澳门另一较大的爱国青年团体是“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该团是经请示连贯、周伯明同意，由澳门党组织负责人余美庆直接参加发动组成的。《朝阳日报》和《大众报》联合成立“朝阳大众服务社”，在能力范围内为读者和大众排忧解困，并设图书馆，义务为市民提供各种进步书籍和科学著作。当时，比较活跃的爱国文化团体还有前锋剧社、绿光剧社、起来剧社、晓钟剧社、怒吼中乐社、大众歌咏团、焚若文艺研究社、焱青读书会、前哨读书会、呐喊文学社、炎青读书会、晓社读书会、前哨读书会等。各救国文艺团体之间都能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和衷共济，互相支援。形成一股不可轻视的进步势力。

　　澳门众多抗日团体的建立，使抗日宣传活动的开展有了领导核心和重要阵地，有力地推动了澳门地区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遍及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

　　澳门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但较多的是以义卖、义唱、义舞、义映、粤剧、游艺会、话剧、女伶演唱等形式进行，在当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潮。1937年9月至11月，澳门四界救灾会组织5期筹集抗战赈灾经费的募捐活动。该会以游艺和乒乓球赛的形式进行首期筹款活动。9月4日，在澳门清平戏院进行游艺大会，内容有歌咏、中乐演奏、话剧、杂技、舞蹈等8大类共14个节目。前锋剧社、晓钟剧社分别演出了抗日话剧《烙痕》、《布袋队》，观众都反映上演的话剧内容丰富，人物造型逼真传神，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在9月28日、29日举行的第2期筹款活动中，于澳门添男茶楼举办女伶唱曲大会，名伶丽仙、惠兰、寄尘、杜鹃儿、红玲、彩云女、赛玉莲、彩兰花、紫鹃红、花素莲、梦觉等参加了义唱，到场助兴的还有音乐家陈鑑波、区才成、樊巨卿。“剧场听曲人数之众和情况之热烈，为历年来所未有。这次唱曲大会共筹得现款370余元”。②在10月份举行的第4期筹款活动中，澳门四界救灾会利用举行第2期女伶唱曲大会，共筹得现款540多元。同年11月，举行第5期筹款活动，四界救灾会与澳门中央舞台联合举办“义舞”筹款大会。这5次筹款活动，共筹得现款5千多元，全部交给内地政府作抗战用途。从1937年初起，澳门的《朝阳日报》、《大众报》、《新声报》等常以大篇幅报道抗日救亡的消息，刊载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澳门同胞了解抗日动态，宣传救亡主张的舆论阵地。不少学校的进步老师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五月的鲜花》、《铁蹄下的歌女》《大路歌》，以各种方式向青少年灌输抗日思想。不少抗日团体每逢“三·八”、“五·九”、“七·七”、 “八·一三”、 “双十”等纪念日,都举行大型的宣传活动。除在本埠宣传外，他们还组织宣传队到中山县举行联欢会和演出。1937年8月24日，澳门四界救灾会派出一支宣传队，到中山前山进行张贴标语、漫画、壁报，演出街头剧、歌咏等。当地群众冒雨前来观看，场面极为壮观。同年9月15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农村服务团30多人到中山前山、白石、香洲、吉大等地，进行为期一周的抗日宣传活动，举行军民联欢会，演讲和演出话剧《血洒芦沟桥》等，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等，甚受当地驻军的欢迎。1939年3月4日，澳门爱国团体到本埠路环难民营举行游艺晚会，演出抗日话剧和歌咏表演，向难民赠送一面写有“国恨家仇”的横匾。1939年5月9日，澳门各爱国团体为纪念“五.九”国耻日，在中山湾仔合唱救亡歌曲《保卫中华》，到会者举手宣誓“矢志为国，不做汉奸”。1939年8月，澳门四界救灾会发起纪念“八·一三”两周年的“献金运动”，组成10个宣传工作队赴各处宣传，举行茶楼义唱、戏院义演、歌姬义唱等活动，三天内等得款项折合国币10万元，充作抗战经费。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为“孤岛”，形势更加险恶。一些香港的粤剧、话剧演员迁居澳门，组建“抗日剧团”，排演宣传民族气节的话剧《明末遗恨》。

　　抗战期间，高剑父、关山月、司徒奇、何磊等一批著名画家避难于澳门，进行了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和慈善活动。1939年6月，高剑父等在澳门商会2楼举行“春睡画院留澳同仁画展”，共展出200多幅画进行义卖，救济灾民。1940年1月，关山月在濠江中学举行抗日画展，轰动港澳地区。1944年3月，澳门各界举办“慈善义展”，赈济难童，当地书画界提供了600多幅画。高剑父、关山月“那些以抗战为主题的作品一洗传统国画冲淡的书斋习气，毫无遮拦的艺术表现手法，显然来自现实生活和人生苦难的体验”。①高剑父创作的《东战场烈焰》(原题《淞沪浩劫》)和《扑火飞蛾》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代表作。

　　澳门抗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受各阶层同胞的欢迎，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救亡报刊态度鲜明、内容充实、文艺演出丰富多彩，并逐步将救亡宣传工作向内地辐射，起到了催人觉醒、振聋发聩的作用。

　　三、锻炼出一批澳门爱国青年骨干

　　参加澳门抗日活动的都是一批充满爱国热忱，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只知工作，不求名利，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积极投身抗日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拯救民族危机作出了贡献,而成为献身于抗日救国大业的战士。前锋剧社的女社员郑志碧于1938年10月下乡演出时患病后仍坚持演出，回到澳门后不幸身亡。这是最早为抗日救亡而献身的澳门青年。1937年10月，爱国人士廖锦涛、陈少陵发起成立“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第1批成员16人于10月2日开赴新会、江门，这是最早回内地的澳门抗日救亡队伍。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成立，该会理事廖锦涛为团长。至1940年上半年，四界救灾会共派出11个服务团共160多名青年回到广东的西江、东江、北江、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艰苦工作。服务团的成员主要是教师、学生、工人、店员，文化层次比较高，大多在澳门是抗日文化活动的骨干。服务团还专门对团员进行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训练：“在每一天晚上，我们都动员全体受训团员到附近乡村工作，进行个别谈话，公开演讲，教歌咏，演剧、开联合会，上夜课等等。这样的训练方式，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他们回到内地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通过民众唱歌、话剧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文化知识。廖锦涛在《澳门四界救灾会两年来工作总结》中指出：“在宣传工作方面，我们采取歌咏、戏剧、漫画、民众夜校、民众讲座、儿童短期教育班、田间访问、民众晚会、说书、唱木鱼、音乐表演、街头戏剧、化装游行、纪念会、联欢会、军民联欢会等工作形式去进行宣传，也就是采用民众喜欢的形式与内容。30个月来工作，我们以提高民众的抗战情绪，使他们明瞭抗战与他们生活的关系，把高明、鹤山、新会、开平、东莞、宝安的民众和沦陷了的中山、顺德的民众都鼓动起来了，初步奠下了动员民众的基础”。服务团第2队在开平县赤坎工作期间，于1939年元旦连续两晚在赤坎五龙市以游艺形式举行“四乡民众保卫家乡运动大会”，在水口乡及附近乡村举行军民联欢会，表演抗日戏剧、歌咏、演讲等。120多名服务团成员加入国民革命军第12集团军政工总队，为中下层官兵上政治课、时事课、识字课，教唱抗战歌曲，开展文娱活动，提高了部队的士气。

　　澳门进步青年满怀着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并在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本埠及广东救亡活动的中坚分子，为抗日救国大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积极支援珠江纵队抗战

　　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随着日伪特务、海盗土匪、黑恶势力的涌入，澳门社会治安十分混乱、处境困难。中山五桂山区根据地日益巩固，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与中山相邻的澳门当局，出于遏制土匪和日伪势力的需要，希望与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建立合作关系。中山抗日义勇大队经向上级请示后，决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拓展珠江三角洲的敌后空间。1944年初，澳门天主教堂的安神父到五桂山区内的贝头里石门路教堂传教，大队长欧初与他多次见面。安神父返回澳门时，欧初派员护送，并修书托安神父转交给葡澳当局。葡澳当局也通过在澳门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欧初联系，要求派人面谈合作事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先后派出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赴澳，与澳葡当局警察厅的代表、秘书慕拉士达成四项协议：一、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土匪，共同维护澳门治安;二、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三、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质，如弹药、医药及其他设施;四、双方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根据协议，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先后捉拿了在澳打单勒索、搜索军事情报的“老鼠精”(化名)、汉奸特务黄公杰，移交澳葡当局，大快人心。

　　根据协议，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在澳建立的秘密办事处，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军需给养。义勇大队送小量的伤员到澳门救治，得到镜湖医院柯麟医生等医护人员的悉心医护。爱国人士傅德荫、何贤、严仙洲、吴志强等，积极筹集捐款中储券一百多万元和药品一批，暗中支援五桂山抗日游击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开展对澳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派出专人到澳门，动员和组织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中山敌后游击队。1944年7月初，李嘉、刘光普等10多名来自澳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培正、濠江、中德、行易、镜湖护士学校的青年学生，徒步到五桂山。抵达部队驻地当天，正好是“七·七”卢沟桥抗战七周年纪念日。他们参加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举办的首期青年游击训练班，代号为“纽约桥”，取意为训练班起沟通家乡与海外的桥梁作用。镜湖医院护士李铁、曾还、任艳华等到五桂山参加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医疗队，救护战地伤员。在抗日战争中，胡兆基、陈君芝、郑诚之、赖冠威(赖达)、郑秀(吉星、洁梅)等青训班师生英勇牺牲。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与澳门关系密切，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珠江纵队在敌后战场取得的胜利，与澳门同胞的支持和声援作为有力的后盾分不开。澳门大批爱国青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和东江等地区的抗日前线，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60周年，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佛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番禺区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珠江纵队分会等联合主办，广州农讲所纪念馆、澳门日报策划承办的《纪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60周年展览》于2005年7月7日至7月13日在澳门博物馆展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何厚铧在接见主办单位代表时指出：“这次展览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透过欣赏历史图片及珍贵文物，可让本澳居民了解当年澳门的爱国青年奔赴珠江三角洲一带支援抗日队伍，满腔热血，不惧生死，愿意为国捐躯，还原澳门一段可歌可泣的爱国历史。”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8 16: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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