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内部成立过的组织
2020-05-24 10:18:09  来源：《黄埔杂志》  点击：  复制链接

　　(1)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

　　黄埔军校建校之初，中国国民党中央规定凡黄埔学生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国民党在黄埔军校里设有基层组织，连以上设党部，班组设党小组。

　　1924年7月6日，军校举行国民党特别区党部第1届执委会、监委会选举，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蒋介石兼任监察委员，国民党黄埔特别区党部正式成立，直属于中央党部。

　　9月3日，军校委派何应钦筹备教导团，其组织形式和训练方法均采用苏联红军制度，强调政治领导，团、营、连各级部队均设党代表，并赋予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长官同等领导权力。军校教导团按照现代军事理论配置管理，其团部直属部队有特务连、侦察队、重机枪连、炮兵连、通讯连、卫生队等，营连分别设党代表和军事长官副职。黄埔军校作为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创设党代表制度。

　　校党代表廖仲恺等对于军校及军队之党代表职权，确定下列两项原则：第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官长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是。第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附署者完全有效，反之亦无效。这样，黄埔军校上有党代表，下有各级党部，后建立的军校教导团的团、营、连三级均设党代表，使军校具有强烈的“党化”色彩。军校政治教官、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在《黄埔潮》第35期发表的《党纪与军纪》一文中指出：“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可看作是共产党人“党指挥枪”思想的最早表述。由此也可见，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等原则，渊源即在黄埔军校。

　　1925年1月14日，选举第2届特别区党部，蒋介石、吴明、陈作为、罗振声、周逸群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王柏苍、成恭寅、黄锦辉3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9月，特别区党部改为特别党部，增补邵力子、王柏龄为执委，蒋介石、严重为监委。9月13日，选举第3届特别区党部，邵力子、王柏龄、袁同畴、余翰邦、焦启铠当选为执行委员，李秉中、吴淡人、张辅邦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严重当选为监察委员，张元祜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1926年5月22日，选举第4届特别党部，张治中、袁同畴、蒋先云、贾伯涛、范荩、杜心树、陈超、贾声、霍焜当选为执行委员，李尚廉、李园、张与仁、王庭汉、白鑫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严重、方鼎英、熊雄为监察委员，孔庆睿为候补监察委员。

　　在以上4届特别党部的选举中，第1届共产党员占60%，第2届占75%，第3届占20%，第4届占18%。主持各届党部日常工作的，多数也是共产党员。

　　1927年3月，特别党部再次改选，时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改选后的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中仍有许多共产党员。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孔韦虎、陈良、甘竹溪、李诚、邹今海、曾武烈、韦凤嘴、胡启图、陈葆华当选为执行委员，李永光、尹沛霖、周促英、廖朴、杨若涛、陈建文、邱陵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方鼎英、熊雄、吴思豫、谭其镜、何焜当选为监察委员，游于艺、胡彬文、金孟坚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1927年3月4日《黄埔日刊》)。

　　(2)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

　　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为响应国共两党的革命号召，献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才投奔黄埔的。

　　早在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1921年，促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的会谈，建议创立军事、政治并重的新型革命军校。1923年，帮助“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以俄为师，学习创办军校的经验。1924年，帮助“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收学生，等等。特别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参加大会的代表无论是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受委托回到各地，为军校挑选和招收学生。大会代表毛泽东和于右任等人，就分别在上海与西安负责学生的接待、复试和保选工作。以黄埔第一期生为例，共产党人阎揆要(奎耀)和国民党人胡宗南等，是于右任介绍与保送来的。共产党人赵自选和国民党人郭一予等，是经共产党人何叔衡初试录取后，又转介绍到上海交由毛泽东接收复试和转送广州的。国民党人邓文仪也承认他是“共产党人鲁易介绍来校的”，还有黄埔第一期的共产党人蒋先云原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支部书记，黄埔第二期的共产党人胡秉铎，原是北京朝阳大学学生。他们为了实现国共合作，献身革命斗争，也来校报考。蒋先云和胡秉铎以优异成绩而先后榜列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第1名，首露头角，成为军校学生的政治斗争领导骨干。史实表明，由于早年国共两党的无私合作，不分政治党派互相推荐学生，以及共产党优秀青年当先报考，带动了全国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投奔黄埔而来。黄埔革命青年由此得以接受革命的军事与政治教育，从而为国共合作培养武装革命骨干首开思想政治工作记录，为黄埔共产党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览历史资料看，黄埔军校内共产党员的来源主要有：(1)共产党组织的指派。早在1924年3月、4月的军校筹备时期，广州共青团组织就筹划派出革命青年来校报考，以“预备将来于军人运动”，中共中央继后于1925年和1926年先后发出第62号和钟字第22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多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来校报考，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各地万勿忽视”，推动了共产党人和优秀分子纷纷来校就学或任教。(2)共青团员“升党”。由于共产党对共青团的教育抓得很紧，使团员政治觉悟得以迅速提高。他们到校后，都纷纷要求转为共产党员，称为“升党”。如黄埔第二期学生王一飞、第四期学生文强等，都是团员经过“升党”仪式转为共产党员。(3)革命师生入党。在共产党员的积极影响下，军校师生向往共产主义的日益增多，有的师生原先参加国民党的，也转而要求秘密参加共产党。如黄埔第一期学生左权是在军校由陈赓介绍入党的。侯镜如原是国民党员，也由周恩来和郭俊2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员在军校政治工作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政治工作的先驱作用不可低估。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组织是秘密组织，开始叫黄埔直属支部，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直接指导。1924年夏，成立第1届特别支部，首任支部书记是蒋先云，宣传干事王逸常，组织干事杨其纲，候补干事许继慎、陈赓。1925年春，支部进行改组，杨其纲任书记，周逸群任宣传干事，余洒度任组织干事，王逸常任候补干事。9月，黄埔军校成立中共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聂荣臻负责。党团领导小组下设有支部或小组。

　　军校共产党员的人数，限于当年处在秘密状态尚未发现完整的统计。但从不同时期的党员人数看，是以倍数速度迅猛增长的。早在军校仅有600多名学生时，据周恩来说：“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这是最早进入学校的红色种子，是黄埔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中做政治工作的最早群众基础。到了第一期学生毕业分配时期，据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李奇说：“有3个队长，7个区队长，学生100多人，政治工作员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合计约有120多人，这比军校早期的党团员50多人增加了一倍，按比例占学生六分之一。再以军校“四·一八”反共惨案发生时的党员人数看，据军校教育长方鼎英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军校“被捕的共产分子为400余人”。而毕业离校和免遭被捕的共产党员尚不在内。仅就这个数字来看，比军校早期的党员人数已增加了约7倍之多。还应指出，当年校长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摸查是毫不放松的。他查悉陈赓是共产党员，便在同学名册中陈赓的名下写上“此人CP，不能带兵”几个字。1926年，蒋介石经调查统计后，曾对师生们说：“在1万名黄埔师生中，约有CP2000人。”折算比例应占学生五分之一。可见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数量确实可观，他们分散于军校及军队中，既善于军事，更长于政治工作，为军校赢得了“国民革命中心”的崇高称号，领受了“东方红军”的赞誉。因此，在当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军阀和革命阵营内的右派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十分惧怕，惊呼：“黄埔赤化了!”“黄埔是共产党的基地!”可见共产党人对黄埔军校的重大影响。

　　黄埔军校中的中共组织，一面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培养、吸收和发展共产党员。建校之初，中国共产党派遣50多名党员入黄埔军校，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20，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军校工作的积极支持与合作。从1925年末到1927年初，经黄埔军校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近4000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影响之大和对发展组织的重视与努力。共产党员在团结革命师生，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对黄埔军校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3)“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和“黄埔同学会”

　　黄埔军校建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迅猛发展，影响的迅速扩大，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明显复杂，反映在军校内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尖锐起来。军校内部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大组织之间的斗争上。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前身，是1924年8、9月间成立的以团结青年军人、挽救时局为宗旨的“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是针对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的形势，由黄埔一期“状元”、共产党员蒋先云提出来的。1925年1月23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成“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宣告“青军会”正式成立。“青军会”的宗旨，是以团结广大革命军人，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积极巩固革命统一战线，配合军校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种革命活动。“青军会”是在周恩来指导下，由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核心，组成的革命群众组织。黄埔军校有8名学生当选为“青军会”干部，其中李之龙、蒋先云、王一飞等6人是共产党员。当时“青军会”最主要的负责人，是常务委员蒋先云。他们把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在打击陈炯明的斗争中，“青军会”得到广大青年军人的热烈支持和拥护，参加者甚众，迅速发展壮大，成立1年多时间，会员发展了2万余人，还把教职员中的左派和共产党员金佛庄、郭俊、茅延桢、鲁易等人发展成了会员。

　　由于共产党员在“青军会”中起了主要领导作用，蒋介石有了危机感。黄埔军校中的右派分子，慑于“青军会”的声威，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在“青军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更是极为不满，于是开始筹备一个与“青军会”分庭抗礼的右派组织。在蒋介石的指使与支持下，于4月间由王柏龄、冷欣、贺衷寒、杨引之等人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社”，当时社员只有30多人。12月底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发展至400人。1926年2月，正式选举出领导机构，冷欣、杨引之、陈诚等9人为执行委员，贺衷寒等5人为候补执委，王柏龄为其后台，在幕后操纵指挥。后发展会员5000多人，教职员中的右派何应钦、林振雄、张叔同等人也成了会员。

　　“孙文主义学会”是以国民党中反共分子为骨干，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一个右派组织，是蒋介石打击排挤共产党人，夺取黄埔军校、第一军乃至整个国民革命军党权军权的先锋和工具。它的成立，形成以“青军会”为一方，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一方，围绕着是否坚持统一战线和三大政策等问题，开展了争论。

　　两个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阵营。两个组织的学生不时争吵摩擦，甚至恶语相向。在那时的黄埔军校，如果看到两伙学生吵架斗嘴的场面，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两会”的人又碰到一起了。后来发展到整天剑拔弩张，甚至动刀动枪，轰动黄埔军校的枪击事件就在这时发生了。

　　1925年7月的一天，军校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李汉藩手持一张清单，奉命到军校管理处领取办公用品。一名办公室人员看过后，把清单送到军校管理处长、孙文主义学会执委会成员林振雄面前，请他过目。因“信仰”的不同，林振雄和李汉藩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气恼之中，林振雄突然拔出随身佩带的手枪，对着李汉藩就是一枪。李汉藩身子一侧，躲过了子弹。待林振雄举枪再要射击时，办公室里其他人员从后面一把抱住林振雄持枪的右手，第二颗子弹才没有打出去。枪声惊动了整个黄埔军校。周逸群、杨其纲、许继慎等10余名共产党员以最快速度冲进管理处办公室，合力把林振雄按倒在地，果断下了他的枪，愤怒地找来一条长麻绳，将林振雄双手捆住，径往军校禁闭室里推去。黄埔军校内，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都紧急出动了，双方都拿出了武器，青军会方面派出一部分人去把守军校禁闭室，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们则集合在一处，双方的火并一触即发。

　　这时，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等校领导正好都不在校内，总值日官张治中火速集中军校各部主任、学生队长开会，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广州的廖仲恺，闻讯匆匆赶回后，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作出了对林振雄、李汉藩二人的处理决定：林振雄身为官长，公然开枪行凶，虽未造成事实，但性质特别严重，给予撤销管理处长职务交军法处查办之处分;李汉藩与林振雄发生斗殴，并在遭受枪击后，恃众擅将林振雄绑入禁闭室关押，亦属藐视法律，给予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廖仲恺对林、李二人的处理是非清楚，轻重有别，令全校师生心服口服，事情很快平息下来。但军校中的国共两党组织成员的斗争，并未减弱。

　　校长蒋介石表面上对“两会”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实际上对“青军会”怀恨在心。直到黄埔系统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结果一出来，蒋介石大吃一惊，当选的几乎全是“青军会”的共产党员，而孙文学会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除早已任黄埔军校校长外，先后任广州卫戍司令、第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的羽翼渐丰，开始准备了结军校内的党争问题。12月，蒋介石在第一军政治部各级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调和本校党争办法》，规定校内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均得公开”。这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控制。会后，蒋介石要周恩来把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字都告诉他，遭到拒绝。

　　中国共产党人与蒋介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为了争夺黄埔军校的生源，中共中央在1925年11月1日发出第62号通告，对各级党组织发出号召：“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投考者须一律携带民校介绍证书。本校及少校同学均须由各地委直接另给介绍书于本校广东区委。”下面的署名为“钟英白”，即“中央”的谐音“告白”，文中也使用了代号，“本校”指“共产党”，“少校”指“共青团”，“民校”指“国民党”。从这份文告中，已经显露出国共两党相争于黄埔军校的激烈程度，党争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快了在黄埔军校内排除共产党势力的步伐，使党争更加公开化。“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盗窃共产党人的文件，不断制造殴打和枪击“青军会”会员事件。1926年4月7日，蒋介石以“两会”组织破坏了黄埔的统一，“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为借口，下达了“一律自行取消”的校令。4月15日，“青军会”被迫发表通电，宣布自行解散。21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发表了解散宣言。但双方的斗争反而更加扩大。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党内无党、校内无派”。6月，蒋介石在军校里公开发表反共讲话，要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要共产党员学生向连长声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又组织“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以原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把持会务，秘密调查共产党员的活动，排挤“黄埔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军校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更加激化，并逐渐扩大到所属各分校和东南各省中去。黄埔军校部分革命师生曾向蒋介石发表公开信，表示要掀起一个“救校长运动”，要求蒋介石收敛其反共行为。可是，蒋介石却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勾结，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蒋介石相继发出《饬黄埔学生不可妄有发言和越轨行动令》、《黄埔学生停止开会令》等文告，中共在黄埔军校有组织的活动被迫全部停止。7月27日， 汪精卫在武汉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出通令，“严防共党分子”。共产党人与武汉国民党人的合作，完全瓦解。国共两党分裂后，原武汉分校彻底解散，白色恐怖也笼罩着黄埔军校广州、南京校本部，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3月这段时间内，在广州、南京黄埔军校师生中均不存在中共的组织和活动。

　　(4)南京时期军校内的中共党组织

　　1928年3月6日，替代并承袭黄埔军事教育工作的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校本部小营举行开学典礼，也即所招收第6期学生的开学典礼。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主持大会，军校教员、职员、学生、军官团官兵等到会。蒋介石训话强调所谓“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纪律”，特别指出“凡是反对党的人，无论是军官，是学生，都可以反对他。即使本总司令不要党，请各位就反对我，就杀我”。重点强调国民党一党意识，意图是要把军校学生培养成完全忠于国民党一党的军人。

　　在南京时期第六期交通兵大队经考试录取的新生中，有来自各地的中共党员。其中有来自杭州第二十六军军官团的共产党员甘棠(甘让)、楼广文、阮大郧、张渠、罗积穗、曹振铎，有来自广州、湖南、湖北、浙江各地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李奈西、梁绍之、丘登明、简立、盛志远、许权、李世昌等，他们分别编列在第一、第二、第三队的无线电、有线电、汽车和铁道等科。这些共产党员相互之间原来并非都相识，在甘棠和李奈西等人暗中串连下，大家取得了联系，在未能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头的情况下，暗中组织起来，办了“读书会”。并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交通技术学校被撤并时，发动了拥李(李范一校长)反何(何应钦)等群众运动，在同学中初步树立了威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第六期同学毕业前夕，李奈西、丘登明、梁绍之向党组织建议把本大队第一中队无线电系王铮(原名吴人鉴)等同学作为中共党员发展对象。王铮毕业后不久，投身革命阵营参加红军，为红军创立了无线电通讯系统，后任职中共中央军委通讯部部长等，授衔中将。

　　1928年9月上旬，杭州第二十六军官团特科同学全部并入南京军校第六期，其中有11名共产党员，大部分编列在炮兵、工兵两个大队。9月下旬，南京军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在南京明故宫大操场召开秘密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军校内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并按各兵科驻地分散的特点，分设了三十四标工兵支部和交通、通讯支部。此后，随着步兵第三、第四大队和军官研究班的编成，又增设小营和国府后街(今长江后街)两个支部。中共中央指派曹聚义、甘棠、吕农三、简立、阮大郧5人为总支委员，曹聚义任总支书记、甘棠任副书记。至此，南京黄埔军校内有了完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军校党总支最初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到1929年初，改由中共南京市委就近领导，时南京市委书记是游无魂，市委军运负责人王绍平(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具体负责领导南京军校党组织。10月初，南京军校中共特别总支部编印地下刊物《秋风》印行。军校总支成立后，根据军校的特殊条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他们平时活动的范围，不出建制的中队。每次活动的时间，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白天。活动内容以加强学习和发展组织为主，听取上级党组织的报告，传阅秘密文件，推动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步书刊，宣扬革命，激励黄埔同学的革命情绪，使一度压抑沉闷的军校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929年4月中旬，南京军校中共特别总支部在中华门外山坡草坪(今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附近)召开活动分子扩大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共地下党员共有108人。校总支建立后，党组织的发展主要有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新党员从清一色第六期同学扩大到第三、四、五各期的黄埔毕业生。在这次沐浴着春风的野外会议上，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游无魂高兴地拍着曹聚义的肩膀兴奋地说这是“一百单八将”大聚会，媲之谓历史上的梁山好汉聚义。这次大聚会，实际上也暴露了军校中共地下党组织，引起了国民党警方、校方的警觉。5月中下旬，军校中共地下党员18人被捕，党组织遭到破坏，即当时国民党政府称之为“十八罗汉”的大案。在被捕的黄埔同学中，除了少数叛变自首外，大多数同学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气节。很多同学刑满出狱后仍然积极找党，再次加入中共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自1928年秋成立到1929年夏组织被破坏前后仅10个月时间，但在中共党史和黄埔校史上有其特殊意义。这是黄埔校史上唯一全部由黄埔同学组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之完整、人数之多为黄埔校史上所罕见。

　　黄埔军校在成都时期，主要时值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并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严格控制，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中没有建立独立的地下组织和活动。后有个别中共党员考入军校或在军校中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是在临近成都解放的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时期，但并未形成正式的组织。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5-24 1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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