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军事教育的特点
2020-05-25 14:27:10  来源：《黄埔》  点击：  复制链接

　　(一)、独特的尚武、牺牲的军人精神教育特点

　　中国古代、近代军队也重视精神教育，但无不是以封建陈腐的忠孝、荣辱观为内容，就连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也是对将士“谆谆谕以忠君之义，祸福之辨，修短之数，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近代军阀更是鼓吹军人以效忠长官为职志，狂热宣传为复仇、升官发财而打仗。将帅在战前动员时，告诫士兵：“军队好比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诱惑士兵追求高官厚禄，却讳言牺牲。

　　黄埔军校注重三民主义建军，军事教育中的“军人精神教育”，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教育，但又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的“军人精神教育”，一方面符合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潮流，同时又与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的愿景、教导和要求紧密相关，其中既有旧军校中的“尚武”精神教育，更有旧军校所没有的军人为国为民“牺牲”精神教育。

　　首先，黄埔军校军事教育以贯彻孙中山“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为宗旨，向学生灌输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201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孙中山要求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指挥作战，会做政治工作，而且勇于冲锋、敢于牺牲，具有爱国爱民、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讲中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军校领导和教官也直言军人以战死为荣，大门两旁张贴“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豪迈对联，全体学生高唱“打条血路”、“以血洒花”的校歌，成立“血花”剧社，黄埔本校时校内到处张贴“碧血千秋”、“奋斗牺牲”的标语，校区建设烈士陵园。这种“视战死为归途、慷慨赴死、虽死犹生”的军人精神教育，事实说明深入黄埔生骨髓，也足以理解曹渊、蒋先云、左权等黄埔生勇于陷阵、壮烈牺牲在战场的不同寻常死因。

　　其次，校长蒋介石非常关注对黄埔学生的“军人精神教育”。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应具备“勇猛威严、外威若安、临险如夷、坚忍不拔、不怕死”的精神。学生在预备教育期间所接受的第一节军事教育课就是校长训话。蒋介石从任校长至第一次东征的8个月中，给黄埔师生作了46次演讲。每次训话，都对学生进行革命鼓动。从第一期学生入学起，他就不断地向军校进行“军人精神教育”，说：“一个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义，对于自己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彻底了解，那不管是在枪林弹雨、人山血海之中，决无畏懦恐怖的心思。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个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军校教育方针与军人生活》，《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426页)蒋介石在军校的演讲，每次必讲三民主义，且声声言死，要求军人为三民主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可背义而生。他亲自编纂《新兵精神教育问答》、《革命军格言》、《军人必览》等，作为军校教材。学生毕业时，给每人发一柄刻有“成功成仁”、“军人魂”的“中正剑”更是贯穿了牺牲精神，对黄埔军人精神的形成和固化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第三，军校“军人精神教育”，还包括严格的军纪教育。在军事纪律、校风管理教育方面，军校制定了许多条例、法规，并紧密纳入军事教育科目中，对教职员以及学生的管理起了重要作用。筹备军校之初，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呈了《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其中明确规定了军校的军事纪律。在学生入学以后，军校规定了更加详细的校规，有礼节令、校风令、考风令、请假令等。对教职员也有管理令、任用条例、晋薪条例等。如《饬官长除恶令》、《职员晋薪晋阶条例》、《教职员任用条例》、《革命军人连坐法》，对长官及教职员的管理做了详细的规定。甚至在小小的礼节方面，军校对学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在军事训练科目中专门开设了“敬礼演习”科目，规定学生见了长官要行礼，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在严格的军事纪律规范下，黄埔学生可谓军服整齐，精神振奋，呈现出新型军队的革新面貌。

　　(二)、急用先学的学科、术科并举教育特点

　　黄埔军校军事教育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建校初，根据学制为半年的计划，在军事教育科目课程设置上，首先选定最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即学科和术科，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学科方面最初教学生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继之教主要以蒋介石奉为圣典的德国和日本的大、小军事教程。军校常说的四大教程是：战术、兵器、交通、筑城。课程主要有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交通学等。术科方面的军事训练课目，分为制式教练、射击教练、重兵器教练、技术训练、野外演习等。军校制定了科学的军事教育训练科目，各科都有详细的科目表、授课进度表, 循序渐进，严格训练。

　　第一期学生，军事教育即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部分。学科方面，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等军事理论;术科方面，对学生施以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等。

　　第二期学生，开始有专业之别，即分为步、炮、工、辎、宪兵五科。各科学生都有特定的必修科目。如工科学生，所授学科为：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垒教范、架桥教范、筑营教范、通信教范、交通教范、爆破教范、坑道教范、步兵教练摘要、野外勤务摘要、夜间教育等。术科方面，除制式教练与步兵略同外，其他有筑垒实施、架桥实施、爆破实施、筑营实施、坑道实施等。

　　第三期学生，所授学科仍以四大教程为主，另外还需学习军制学、马学、经理学、卫生学等。术科分为教练、野外演习射击、夜间演习、技术、马术、工作实施、典范令等几大块，内容较前两期有了较大的扩展。

　　第四期学生，军事教育增加了兵器学、地形学、测图演习等，所学内容更符合战争需要。军校军事教育十分强调演习课，“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多都在野外演习”。演习时学生仿如逼真状态，战斗气氛非常浓厚。

　　南京时期和成都时期的学科、术科教育日臻完善，仍是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

　　学科教程，建校初期主要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为主，后逐步形成战术、兵器、交通、筑城四大教程。相配套的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1936年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述：“学科由各教官以平日之心得撮要，钩玄详为讲述，由学生各自笔记，以便诵习。此外，对于军制学、交通学、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军语、军队符号等，亦择要详讲。至于战术作业、实地测图，亦按步实施。总之，对于军事学之必要学科，俱教授无遗焉” 。

　　术科教程，主要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后期有炮兵、通讯等技术兵种之后，教练内容则针对各特种大队的分科，进行不同的术科军事教育。1936年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述：“最初为单人徒手教练，教以各种步法暨转法，俟个人操作娴熟后，即施以班教练及排连营教练。举凡方向与各种队形之变换，俱依次循序实施。徒手操作熟习后，继即施以持枪教练。仍由单人以至班排连营，凡托枪、下枪、举枪、装退子弹、上下刺刀、各种射击与各种行进，密集、疏开、散开等队形以及各种战斗教练，均按程序一一施行。除制式教练外，对于野外演习尤为着重。凡单人战斗各动作，以及行军宿营战斗方式、联络勤务、土工作业等均按照教育步骤，依次实施。此外，对于夜间演习、实弹射击、阅兵分列各项检查，亦俱切实教练。当时术科方面，对于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二项更为认真，整军经武取用精宏，故能于短时间内收最大之效果”。

　　野外演习，分为战斗演习、勤务演习、夜间演习，最后汇总作综合野营演习，是黄埔军校自建校开始就有的传统军事教育课目，是军校生的必修课。黄埔生之所以走出校门就能立刻奔赴战场指挥战斗，显然与在军校中参加近乎实战的野外演习有很大关系。

　　军校最重视、对学生要求最严的是制式教练中的队列基本操练，如立正、稍息、敬礼、集合、正步等训练，特别突出表现在繁多的阅兵分列式上。那一道道程序，是军校学生军事教育中的必修课目。军校颁发了一整套《队列条例》和阅兵规则，作为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阅兵分列式是军校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形式教育，是蒋介石的真传。

　　蒋介石到部队特别是到军校，首先看的就是队列制式动作，搞阅兵式分列式，内容主要是看“立正”、“敬礼”、“正步走”。考察骨干、选拔人员，也是看一个立正姿势。据说何应钦之所以被蒋介石看中，即是何在当黄埔军校教导团团长时，“立正”听蒋介石训话达两个小时之久而不动。蒋介石认为，只要“立正”做得好，就是理想的好部下。蒋介石还对“立正”的基本功发表训词说：“立正时，要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猛虎袭于后而心不惊，做到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然后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黄埔本校时期，每逢学生的演习操练、毕业训话，蒋介石都会亲临指导，检查相当严格，连最基本的队列动作，他都会亲自到学生面前纠正。黄埔军校后期，站在检阅台上的蒋介石，也常对阅兵分列式进行具体到某个动作的讲评。

　　为了一次阅兵分列式，学生们至少要在操场上“拔正步”半个多月。而且是这次阅兵分列式刚完，下一次紧接着又来了，有学生回忆军校生活，记忆中整天都是在操场上训练队列。据统计，一名黄埔生从入校到毕业，早期的半年学制毕业生约参加阅兵式10余次，后期的三年制以上毕业生参加阅兵式均在40次以上。第二十三期毕业生在校仅1年，参加较大规模的阅兵分列式，有1948年和1949年“双十节”阅兵分列式、1949年元旦、25周年校庆、蒋介石在9月和12月的两次来校、新旧校长交接仪式、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学生毕业典礼等9次阅兵分列式。阅兵分列式对学生来说，最苦的是队列训练中的走正步，几天下来，鞋底磨穿，有的学生不得要领，甚至震裂脚骨。这一套套的制式基本训练，实质上培养的是军人的绝对服从精神，同时培养的是一种无丝毫个人附加条件的赤胆忠心。

　　操场上的制式队列训练非常严格，别轻看那收腹挺胸、立定站立的功夫，那可是许多壮汉也会累得晕倒的力气活。太阳底下，雨水坑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站上2个小时，对黄埔生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黄埔军校对操场上的训练有着一套完整的规则，各分校也是如此，如潮州分校制定的《操场规则》有7条：第一，操场习练武艺，强健身心。凡在操场上的一切动作，必须精神活泼，军纪严肃。第二，闻出操号音时，用跑步即往各队指定地点站队，由各区队值日生整队，将出操人数查点清楚，向值星区队长报告完毕，然后归队。第三，操练时，不得擅自言动，即在解散休息时，亦不得过于自便，以肃纪律。第四，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军官。对于各种指挥，须认真留意学习，遇互相指挥时，务必各尽其责任，不得苟且敷衍。第五，非奏号音休息时，学生概不得请假，但因暴病不得已时，可据实情报告官长，听其允准，方可免操。第六，操练所用武器、装具，各须善自保管;休息时，须自行检查，以防损失。第七，校长、党代表及各部主任，或其他长官到操场时，听总队长总队值星官命令，按陆军礼节行礼。

　　(三)、兼容并蓄多国军事教学理念的开放式教育特点

　　第一，兼容苏式、日式、德式、美式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初期的军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苏联红军的军事教育影响。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参观苏联红军和各类军事院校。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聘请苏联教官到校任教。因此，黄埔军校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如建校初期效仿苏联军校教育方法，制订了半年的训练计划，采用最新的军事教学理念和技术训练学生。黄埔军校有一个特殊的教官群体，这就是苏联顾问团，绝大多数是军事教官。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1924年6月29日，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训话时，盛赞苏联教官的教学方法及成效。中山舰事件后，随着苏联教官的逐渐减少，军校军事教育受苏军影响也越来越小。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还主要受到日本军事教育的影响。这主要是源自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1907年，蒋介石从陆军部陆军全国速成学堂(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考入东京振武学校习炮科。1909年冬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分发到日本陆军野炮兵联队。因此，蒋介石十分欣赏日本的军事教育。1946年4月，他在《对青年远征军退伍士兵训词》中说：“我在24岁就派到日本野炮兵联队，入伍了一年。……纪律的拘束和生活的单调，干燥无味，使我当时感觉得太不合理了。但是我今天回忆起来，我生平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定的基础。”正因为这段留日生活，对蒋介石此后的军事教育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潜移默化深刻影响到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南京时期之后，军校还聘请德国、美国军事顾问到校指导教学。德、美军事顾问的教育，在一段时间里也深刻影响了军校的军事教育。军校这种兼容并蓄的教学方式，虽然在一些历史阶段是受世界形势大格局的影响，但在军事“知己知彼”和教育“能者为师”要义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第二，定期的先进军事讲演内容和深入的军事学术研究。

　　黄埔军校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讲演”制度，1927年5月制定了《军事讲演规则》。定期讲授世界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一般每周为两次。军事演讲有普通和特别之分，普通演讲旨在灌输军官必要知识，特别演讲专为介绍军事上特别的、新的学识，或报告各种战役经过，或其他军事上种种问题，对军事教育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生请愿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为了使军事训练更有成效，军校鼓舞广大学生联系实际展开军事学术研究。军校在建校之初设立了“革命军事研究会”，对军事问题做广泛深入研究。军校联系时代背景，结合当时军事情况，拟出研究情报、时事、编制、调查、教育、兵器、培材、建设八大问题，帮助学生从更深层次探讨军事政治问题，其目的在于补助课堂上的教育，求得学生的崭新军事理念。

　　第三，革新教学方法。

　　军校大胆革新教学方法，尤为重视启发式、形象化和示范教学。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教官兼学生副总队长严重等，军事素质勘为众军事教官的典范。他们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步兵操典某页某行的内容是什么，讲解生动风趣，寓意深刻，富于启发式，示范动作准确明了，引人入胜。进行排连营教练时，课堂上使用挂图与沙盘，野外演习时，红蓝军交替演练。上单兵教练时，教官以身示范，反复亲手指导纠正，不厌其烦，直到学生完全理解和动作正确为止。

　　教练示范后，就是学生们的反复训练。军校非常强调演习课，分为野外作业、战术演练和野营演习3大类。学生们在校期间都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动演习。军事演习常连续日夜进行，实战形态逼真，战斗空气甚为紧张，当时称之谓“知行合一”。

　　军校特别重视军事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对有突出贡献者常给以奖励。如在第二十三期春季校阅中，尤以工兵第一中队成绩突出，设计制造的6种夜间射击设备对军事训练有着极大的辅助作用，其中“万能经始仪”能在20秒内完成极其复杂的筑城经始图，并附有人时除土量计算表。军校给以高度评价，关麟徵校长在校阅中对本中队长李志圣提出表扬，赞赏这个中队渡河基础作业教授方法新颖，官生动作确实，并对研制改革教学设备的官生给予物质奖励。

　　军校对刻苦学习军事技术的学生进行及时通报表扬，激励全体学生的练武热情。在黄埔岛本校时期，每期都评出20多名优等生，共产党员蒋先云是第一期的优等生第一名。在中后期，约每半年评比一次，被表扬的“勤学学生”约占全体学生的3%。军事教官也多从各方面鼓励学生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不管是哪党哪派，学军事本领到什么时代都有用。”也助长了学生们刻苦学习军事的热情。

　　(四)、以战代学的教战并行一体化教育特点

　　注重实用，不尚空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黄埔军校的教育方针，也是其军事教育的突出特点。黄埔军校贯彻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们边学习，边作战，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素质高、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军事技能过硬的创新性人才，使学生锻炼成为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革命军”战士。

　　第一，把战争视为学习的大课堂，在战争中边学边用。

　　每次战役，上自校长、军事总顾问，下至各科教官和顾问，都随队出征，利用战斗间隙教学，活学活用。术科的许多项目，如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侦探勤务、行军警戒、行军宿营等，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半都是在野外演习。”“每遇一次战事，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

　　1924年秋，黄埔军校建校不久，广州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尚未建立自己的革命军，唯一可靠的力量仅是黄埔军校在校学习不到半年的第一期学生630多人，还有刚进校仅半个月的第二期部分新生约200人。在这种紧急险恶的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黄埔学生为主力消灭商团军。军校接到命令后，立即决定举行夜间演习，为掩护自己的意图，公开宣布进入广州市内进行巷战演练。黄埔学生进入广州，直到深夜开始巷战演习时，才口头宣布正式命令：围剿商团叛变。黄埔军校学生这股新生力量虽是初出茅庐，但斗志旺盛，英勇出击，机智勇敢地配合友军采用火攻，在广州等地工会、农会的支持下，只用3天的时间，便使商团部队全部缴械投降。解除了广东革命政府的肘腋之患，首次树立了军威。平定商团，是黄埔学生军履行反帝反封建义务的第一次成功实践。黄埔军校原处于“环境之恶劣，学生勤务之纷繁，教育殆将中断;但自商团军剿平后反促成本校之发展”。商团被缴械以后，黄埔军校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黄埔学生经过此次实际战斗的锻炼，提高了觉悟，取得了战斗经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从此，黄埔军校的声威大震，学生们学习练兵的热忱更加高涨。

　　为了锻炼学生们的实战技能，1924年冬，在第一期学生毕业之际，军校举行了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地点选在黄埔军校的对岸，以鱼珠炮台作为演习起点和露营地，向西经过石牌车站至瘦狗岭一带约10余公里的区域。演习情节设定为：以广州市为根据地的“西军”，已占领广州东郊外的瘦狗岭和石牌车站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与校军组成的“东军”决一死战。东军则假想西军行至石龙后，作战斗搜索前进。黄埔学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演习，对这一带的地形进行目测、步测或器测，对打法滚瓜烂熟。事有凑巧，时隔半年后，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举兵叛乱。恰在此地，黄埔校军和杨、刘军遭遇。半年前黄埔生演习时的假想情况，完全变成了现实，演习场地成了真枪实弹的战场。黄埔校军由于事前已有演习，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打得非常顺利，大大缩短了作战进程。

　　1925年2月，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军校学生在东征中参加右路军作战，他们虽不足3000人，但对整个战局起了重大作用。在揭西棉湖一战中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精锐部队，使东征军士气大振，连战连捷，敌人望而生畏，仅两个月就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10月，被黄埔军打得落荒而逃的陈炯明又卷土重来，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这时，黄埔学生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经过短短3个月的整军练兵，誓师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时，黄埔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扒着云梯登城，虽然伤亡很大，但学生们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一举攻克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捣毁了陈炯明的老巢，黄埔学生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黄埔军校师生官兵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战斗，立下誓言：“吾等是黄埔学生，在最近的将来，便当率领革命健儿，向前去冲锋杀贼。吾等誓愿尽忠党国，始终为民众利益奋斗，此身可杀，此志不渝。”他们成为北伐军的重要骨干力量，不少人在北伐军中担任了各级将领或指挥员。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和黄埔学生为战斗核心。该团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仲明，营长曹渊、许继慎，连长卢德铭、袁也烈等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毕业生。叶挺独立团是北伐先锋，一路在前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在汀泗桥、贺胜桥的关键性战役中，创立奇功，被誉为“铁军”。北伐军长驱直进，出师不到1年，连克长沙、武汉、南昌、福州、杭州、南京、上海，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数十万军队，在半年多时间里占领了半个中国。黄埔军立下赫赫战功，黄埔军校的声威也达到了高峰。

　　黄埔军校第一至第四期的学生，每期都参加了较大规模激烈的战斗锻炼：第一期学生参加平定商团之战;第二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第3期学生参加镇压杨、刘的叛乱;第四期学生参加第二次东征，后又参加了南征和北伐，真是“无役不与”。“每一次战役，无不有黄埔同学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有黄埔同学的骨。”黄埔学生把课堂开在战场上，通过实战的锻炼，使得一些主要科目，如射击、侦察、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以及行军警戒及宿营等，都在野外演习和战斗中完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实战的锻炼，才使他们加强了军事素养，加快了健康成长的步伐。保定军校的学生，经过3年训练，毕业之后，多只能当见习排长。而黄埔军校学生，虽然只有半年训练，但毕业后就能充任中下级指挥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黄埔学生经过了实战锻炼。通过这些实际的战斗锻炼，学生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增长了才干。他们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战经验，所以，他们走出校门就能带兵指挥作战，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已经是一名饱经沙场、能征善战的军事指挥员。黄埔军校的发展史表明，一个优秀军人的成长与成功，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受教育时间的长短，以半年为期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比之后来学习3年的各期学生，在军事才能上是毫不逊色的。国共两党中受黄埔教育而后成大器者，多出自黄埔军校前几期的学生。

　　第二，亲身参与工农运动，帮助建立工农组织。

　　军校学生除参加实战外，还遵循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不断派出学生深入工农、宣传工农和武装工农，支持与扶助工农运动，使军校成为工农运动的后盾，使工农群众成为军队力量的源泉。一是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人才。二是不断派出学生深入周围各县，“进行党务和宣传工作，并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三是接受工团军到校进行训练，黄埔“学生自告奋勇牺牲了学业去训练工团军”，大力支持工团军对商团军的斗争。

　　第三，血洒反帝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黄埔学生义愤填膺，参加示威游行。为了保护工人、农民、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一路上，他们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气势恢弘。帝国主义者在沙基大肆屠杀，黄埔学生惨遭毒手，“死难者二十三，受伤者五十三”。沙基惨案后，黄埔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在《援助省港罢工周宣言》中，高呼：“我们不应坐视工人单独的奋斗!”“工农商学军各界联合起来，一致的打倒帝国主义!”军校帮助训练工人纠察队，从精神及物质上积极援助罢工工友。“前四期学生毕业后很高兴的跑到前方加入战线，或跑到罢工委员会训练罢工纠察队，或跑到农民协会里训练农民自卫军”，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广东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向黄埔军校赠送“东方的红军”大旗，省港罢工委员会向军校赠送“革命前驱”匾额。“这种在行动上拥护工农政策与人民合作的精神，实在占黄埔学校历史很重要的一章”。

　　黄埔军校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现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实战，支持和亲自参与工农运动，帮助建立工农组织，是黄埔军校进行军事教育的一大特色。他们既把在军校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又加速了他们成为孙中山期望的“革命军”的进程。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5-25 14: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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