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埔军校的点滴回忆
2020-05-28 09:45:36  来源： 天下黄埔 文/宋瑞珂  点击：  复制链接

　　我们和同在上海录取的苏浙籍同学70余人，同船离沪，经厦门、香港于1925年1月到达广州白鹅潭。军校驻省办事处派小火轮“大南洋”号将我们接往黄埔军校本部。校门面向北面，门上横匾写着“陆军军官学校”。走进校门，过大花厅，每个走廊大都挂着醒目标语，如“精诚团结”“卧薪尝胆”“同舟共济”“艰苦卓绝”“以校作家”等等，学生们不论上讲堂、去操场、上饭厅，抬头就能看到，印象很深，对陶冶军人精神大有益处。

　　宋瑞珂军校时期，1926年1月摄于广州。

　　从1924年12月到1925年春，在广州和上海录取的同学分批陆续到校，均编为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由张治中总队附代理总队长，陈继承、朱棠、文素松分别任第一、二、三营营长。我被编入第二营第五连，每人发给灰军服、粗布白衬衣各两套，另发给军毡两条、雨衣一件、干粮袋、包袱皮、水壶、腰皮带、绑腿及黑布袜、草鞋各两双。后又发三八式步枪一支、刺刀一把、子弹带一条、子弹两百发。两星期后进行了甄别考试，我记得试题是“试述投笔从戎的志愿”和“中国内乱的原因何在?”。

　　入伍生教育为半年时间，以术科训练为主，每天早操一小时，上下午各出操两小时，学科各一小时。学科设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野外勤务、内务条例、卫兵守则等等。术科由徒手教练、持枪教练、战斗教练以及班排连教练和野外演习组成。此外，还有步哨、侦探、尖兵、搜索侦查、射击演习、实弹射击、夜间演习、手榴弹投掷等模拟实战课程。

　　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曾参加过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自进入广东后，骄横跋扈，狼狈为奸。他们把持税收，开烟包赌，对于创办黄埔军校多方进行破坏，阻发学校的经费。廖仲恺党代表为了此事，不知同杨希闵讲过多少好话。在校学生在四、五月间，草鞋、布袜破烂也无法补充，连伙食费也感困难。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杨、刘更肆无忌惮，竟进而勾结北洋军阀和英帝国主义阴谋叛乱。当黄埔学生军(东江人民称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打败陈炯明，收复潮汕、梅县地区以后，革命势力日益壮大，对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为不利，杨、刘谋叛之心更为急迫。从5月起，他们开始集中兵力准备叛乱，把在韶关的赵成梁师调到广九铁路线布防，把胡思舜所部调到白云山一带布防，将在东江的曾万钟等旅陆续撤回，威逼广州。5月中旬，杨、刘等在香港召集会议，邀请买办陈廉伯，军阀陈炯明、邓本殷以及云南唐继尧和北洋政府段祺瑞的代表参加，企图联合向革命政府进攻。6月间，广州危急。在廖仲恺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下，撤回了东征的黄埔学生军和陈铭枢旅讨伐杨、刘。革命军采取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解决广州附近的滇军，再解决西江地区的桂军。作战部署是以黄埔教导团第一、二团为主力，并由陈铭枢旅配合，进攻白云山、龙眼洞、瘦狗岭及广州市区之敌，占领广州;以黄埔二期生和三期入伍生总队配合海军进攻广九铁路线之敌，并向右延伸，与教导团取得联系，协同攻击前进，歼灭敌人。限6月10日完成作战准备，预定11日拂晓开始攻击。

　　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由总队附张治中率领，先集结珠江南岸，约在赤岗以北地区露营。教导团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展开激战。在海军军舰和第二期炮兵队炮火的掩护下，抢渡珠江，占领北岸庙附近的桥头堡，即向石牌车站攻击前进而占领之。这时教导团已经占领白云山、瘦狗岭、沙河等地，正向市区挺进，同时滇军指挥官赵成梁已被海军大炮击毙。我们沿广九铁路线迅速追击，经东山、黄花岗到四标营。教导团也攻占了北校场、观音山。6月12日中午，我们到北校场时，教导团团长何应钦、钱大钧已先到达，滇军一度向观音山反攻，也被歼灭。在西江地区的桂军，则由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将他们解决了。仅一天半的时间，滇桂军杨、刘所部全被歼灭，教导团俘获甚多。

　　抗战时期宋瑞珂夫妇与子女留影，摄于 1941年。

　　杨、刘叛乱迅速平定，是由于国共合作创立了新制度的军队，有党代表和政治部。这支军队士气旺盛，纪律严明，英勇杀敌，以少胜多，显示出军队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也由于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的支援，而很快取得了胜利。平定了杨、刘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几个难忘的老师

　　在校期间，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七队队长范荩，精明强干，对学生的教育管理非常认真。有一次午休后集合，我队八分队同学梅国瑞内务没有整理好，就急忙去站队被队长查出，立即在队前被指名批评，并警告说，以后再犯将予处分。同队同学周恩谓奉命调东征军任连党代表，某日黄昏，他偷偷吸烟，被范队长发觉，罚他夜间站岗两小时，并对他说：“明天你去当党代表，届时我听你的指挥。但在未离队之前，仍是我队的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纪律，服从队上的管理教育。”可见范队长严肃认真，不因周同学即将赴任新职而放松纪律，深得同学们的敬佩。他很有魄力，也很有毅力。这年秋，我队开到虎门太平担任勤务，他率领全队伍绕操场跑步一个半小时以上，一些体力差的陆续掉队，最后只剩我们二十余人，坚持跟着他，又跑了十几圈，才停下来。他勉励我们要有毅力，并对全队同学说，要练到跑两个小时，不气喘、不掉队，才能适应战时紧急情况的需要。他教我们瑞典式基本体操，在全总队的军官中首屈一指。我队同学对于“准备运动”、“主运动”、“终结运动”各个动作，不但背熟，而且熟练，也是其他各队望尘莫及。在野外演习中，他往往指定我“随余为传令”，所以我从他的战术修养和战斗指挥上学到一些东西。全队同学被指定为演习连长的，只有梁德一和我两人。

　　总队长严重，湖北麻城人，保定军校步科五期毕业。原在粤军第一师邓演达团任中校团附兼营长，到黄埔军校后任总队长。他军事学很有基础，曾在黄埔大操场集合全总队，亲自讲授步兵操典，不翻书就能指出某页某行的内容。讲得生动也容易领会，深受同学们敬佩。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管理教育，严肃认真，凡要求部下做的，必自己先做到。常下连队视察，有时深夜也不辞劳苦。1925年冬，有一天早操，我队队长要我出来喊口令指挥出操，我只顾喊而未改正姿势，他闻声赶到我面前问：“他们姿势都做对了没有?”我惭愧地讲不出话来，还是队长代我应答。他对同学的管教，既如严父，又似慈母，谆谆教导，不厌其烦。有的同学说：“就是被总队长骂一顿，心里也感到舒服。”他以至诚感人肺腑。

　　教育长邓演达，广东惠阳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曾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924年到黄埔军校任教练部副主任，赴欧洲考察后回校接任教育长。他在校时，就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作坚决斗争。他把王柏龄在教育长任内贪污腐化、亏空公款的情形报告了校长，要他把亏空填清再行离职。在一次有学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我亲耳听到他批评王柏龄，指出他纠合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破坏内部团结，使王柏龄当场尴尬万分。他对军风军纪要求极严，无论何人违反校规，决不宽容。政治教官高语罕曾说过有一天早晨起床迟了一点，邓到他的寝室即予以当面批评，以后他只要听到邓的脚步声，就不敢睡懒觉了。邓对任何人都不讲情面，其实他们二人在德国就已结识，是他介绍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犯了校规，邓对他也毫不客气。1926年1月间，三期学生已停止上课，准备毕业。一天下午，有少数同学私自外出到平冈升旗山去玩，被邓教育长碰上，回到校中立即紧急集合，痛斥一顿，凡是迟到的，一律紧闭，关在一个大教堂内。到晚餐时，还是严总队长去请求，才释放出来。

　　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最受欢迎。他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穿着朴素，总是穿一件褪色的浅蓝长袍，一双旧皮鞋。从外表看，酷似一位教书先生，谦虚有礼，没有丝毫官架子。他讲反帝斗争和他在上海做学生运动，内容生动活泼，语言不多，却意味深长，寓道理于事例之中，富于知识性、趣味性，使我们在类似听故事的讲演中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他往往在讲演中插上句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精神兴奋之际，而把重要关键问题灌输进去。他讲革命形势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举的典型事例，含有很深的哲理，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1926年1月，我们第三期学生毕业(第十队除外)，我被分配在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团长张治中)第三营(营长张鼎甲)第十连(连长傅正模)当见习官、代理排长，驻沙路炮台。3月，全团开到广州西关陈家祠。5月，又开到沙河，驻沙河瘦狗岭间的葵棚营房内。6月，开到虎门太平，我率入伍生一排到虎门上横挡看守熊克武、吴铁城(他们二人被关押在这个孤岛上)两周。7月，我调北伐军任连长，参加北伐战争，从此离开了黄埔军校。
(宋瑞珂，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5-28 09: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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