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军中“顺风耳” 晚年续写黄埔情——十四期同学郭学圣
2022-03-12 10:49:57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点击：  复制链接

　　百岁黄埔同学档案：郭学圣，又名郭经华，男，1916年农历4月初八生，民革党员，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四期通信兵科学生，抗战期间，作为通信技术人员奔赴在浙江、湖南、广西等抗日前线，亲历第二次长沙会战，历任通信兵排长、连长，并参加西南游击干部培训班学习，在贵州独山黄埔军校四分校任少校通信教官，长期在部队从事招募和训练新兵、通讯和教学工作。1949年，在兴仁随贵州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安顺市多个部门工作。现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安顺市黄埔联络组负责人。

　　享有军中“顺风耳”之誉的通讯兵，是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如今，生活在安顺市已104岁的黄埔老人郭学圣，是出走白山黑水的热血青年，立志报考黄埔军校步兵科的他，却考入黄埔军校通讯科，成为一名通讯兵。随后，他驰骋于长沙会战的抗日疆场，在“西南游干班”、四分校的讲堂上讲授通讯知识，晚年，又将一腔黄埔情倾注在促进黔台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

　　从学校宣传抗日到只身勇闯山海关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县立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被日军轰炸的消息传遍整个学校，尽管学校还能照常上课，紧张、愤怒的气氛已在校园内弥漫开。”据郭学圣回忆。

　　同年11月，齐齐哈尔市爆发了由马占山将军指挥的“江桥事件”，打响了自“九一八事件”以来“国人抗战第一枪”，抗日的烽火四处蔓延。郭学圣加入了学校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到学校、机关、公园等群众经常聚集的地方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他还向身边同学讲述抗战前线的新消息，并鼓励同学们加入抗战队伍。还帮助部队从后方运送粮食到前线、搭建呼兰河桥等。

　　1936年冬，抗日救国宣传队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并开始在学校大肆调查、逮捕“抗日分子”，郭学圣成为了日军特务机关抓捕的对象，他被迫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流亡生涯。12月11日晚，火车到达山海关站，化装成农民的郭学圣逃过了日军的严密盘查，侥幸过关。到达北京后，在北平兢存中学短暂求学。至此，郭学圣离开家乡，多年未曾踏入东北大地。

　　黄埔受训 练就军中“顺风耳”

　　郭学圣回忆，“‘七七’事变爆发后，经常看到天上不时有飞机飞来飞去，城外的枪声也越发密集，北平局势越来越紧张。我就想报考军校，待学成本领就杀回老家去。”

　　1937年，经南京的同乡会和东北流亡学生青年救济处推荐，并得到马占山将军秘书的帮助，郭学圣报考黄埔军校。“当时入学考试很严格，因我国文(语文)、英语等科目成绩都很好，英语提笔就能写，所以很有信心。面试过程中，现场考核军官军服笔挺、皮靴锃亮，他们腰挂佩剑，威武神气。对考生要求也很严格，考试时只要坐姿不端正就会被取消考试资格。”当初报考军校的情景，郭学圣至今历历在目。

　　1937年10月，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郭学圣考入黄埔军校十四期通信兵科，成为黄埔的一员。通信兵所负责的任务技术性、专业性、保密性、时效性都很强，军校要求严格、训练紧张。后因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学校被迫西迁成都。一年多，难得的受训时光，郭学圣刻苦学习，勤于训练，成为了一名优秀通讯生，掌握了过硬的通讯技术。由于战事日益紧张，加之抗战前线需要，郭学圣军校毕业后，被分到通信兵团，发挥其“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

　　两位黄埔生的战地婚礼

　　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有一种爱情叫生死相依。而历经抗战烽火洗礼的爱情，更神圣忠贞，弥足珍贵。

　　1939年底，郭学圣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新兵。培训班上有一位女孩名叫汪雪芳，出生于安徽皖南书香门第，父亲惨遭日寇打伤致死，身负国仇家恨的她，15岁就参加新四军领导抗战武装——“抗日剧团”，后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了郎溪战地服务团，次年考入军训部办的战士三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后改编为中央军校三分校十六期入伍生第一团。1939年底，被保送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

　　在“西南游干班”学习期间，有着同样书香门第出生、同样黄埔学习经历、同样从军报国理想的汪雪芳与郭学圣相识，情窦初开的汪雪芳与帅气英武的教官郭学圣在训练过程中相互倾慕，最后坚定地走到一起。1940年11月21日，这是郭学圣铭记于心的日子，这一天，在部队军官同事的见证下正式订婚，并在抗战前线举行了朴素而又热闹婚礼。

　　从1940年结婚到1949年的9年间，两人聚少离多，每次相聚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在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容不得他们有过多儿女情长。他们时常牵挂着对方，担忧对方的安危，但是都只能放在心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而且要为之奋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所畏惧。“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唯一的联系方式只有写信。可部队随着战事发展，工作地点并不固定，即使写信也不知道往哪点写。我们有个默契，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即便如此，回顾这段经历，老人依然幸福而甜蜜。

　　战争年代，他们都有各自的战场，长年分隔两地，仿佛只有那纸婚书能证明他们爱情和理想的真实存在。至今，即便汪雪芳老人已去世好几年，两人的红绸订婚书郭学圣仍视若珍宝。历经岁月洗礼的小小红绸订婚书，已成为这对黄埔伉俪跨越70多个年头忠贞爱情的见证。

　　亲历二次长沙会战 担任军校通讯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郭学圣在国防部直属通信兵第二团第四营十三连任准尉见习官。部队命令紧急赶赴长沙执行抢运重要通信器材的任务，郭学圣立即带领一个连的战士顶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渡过湘江到达长沙城，将从德国进口的电话机、皮挂机和电台发报机整整二十多箱通讯器材运往码头，水运至湘潭后再乘天黑送上火车，最终将通讯器材完好无损地转运至大后方。

　　在此次战役中，郭学圣经常和战友深入抗战前线，保障通讯畅通。据郭老回忆，当时武器、通信装备都没有日军先进，但是作战方法灵活，敌人来了就躲进山里，然后伺机包围反击，并歼灭他们。

　　郭老说，“我们通信兵经常在架设电线的地方，采用技术手段窃听日军电讯，有时漆黑的夜里就趴在地垄上，常在日军眼皮底下窃听情报。长时间的作战经验，我们都能从听声音、辨脚步来判断敌情，待日军从面前走过后又爬起来继续窃听日军电讯。”亲历第二次长沙会战，真正发挥了通讯兵的重要作用，言语中郭学圣作为军中“顺风耳”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1942年，郭学圣受命再次踏入黄埔军校的大门，继续学习军事技能和通讯知识。培训结束后，回湖南衡阳归队。后考入独山黄埔军校四分校担任通信教官，期间，不仅承担军校的培训工作任务，还到当地的独山中学担任训导主任、体育老师和童子军教官，为当地的教育事业、体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44年底“黔南事变”爆发，黄埔军校四分校继续迁址办学。郭学圣随军校师生向贵阳、遵义等地撤离。

　　“当年自己原本打算立志报考步科，不想却成了一名通讯技术军人，未能和日寇面对面交锋。但抗战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敌前还是敌后，承担的使命都是一样的，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通信兵就像指挥官的‘眼睛’和‘耳朵’，获取的信息和发出的命令，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后来，又再进军校当通讯兵教官，将自己所长贡献给抗战事业。如今回想起来，未能当上步兵有些许遗憾，但能成为一名通信兵，我倍感自豪。”郭老回忆自己的从军生涯时说。

　　黄埔情注黔台交流

　　抗战胜利后，黄埔军校四分校被裁撤，郭学圣先后到遵义第四军官总队、安顺师管区、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等任职。1949年，随西南绥靖公署司令部在兴仁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学圣定居安顺。积极发挥自己在黄埔军校时所学专长，关注台湾海峡两岸交流，情系祖国和平统一，积极投身和服务国家建设。先后在安顺工商联、国营无线电厂、安顺地区邮政局、民革安顺市委等单位工作，长期从事无线电维修与管理、载波通讯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他始终秉承黄埔同学会“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于1985年加入了民革。之后，又担任安顺民革祖统工委主任八年之久。他坚持用黄埔精神去塑造黄埔学子的形象，展现黄埔军人的风采。帮助协调解决当地黄埔同学实际困难，积极联系在台胞弟郭学文等亲属和在台同学、同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劝说胞弟经常回大陆走走看看。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加强与海内外黄埔同学的联系沟通，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把对台宣传联络工作做到了黄埔同学的心坎上。同时，动员胞弟向台胞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为广大台胞了解国情，重返故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促进祖国统一，充分发挥黄埔感情对黔台交流的钥匙和纽带作用。

　　2020年，104岁的郭老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继续完成他钟爱的黄埔事业。

责任编辑：高杨 最后更新：2022-03-12 10: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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