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前黄埔军校创立之后,开历史之先河,育民族革命之精神,成为历代黄埔将士的精神支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黄埔精神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是黄埔军校孕育了亲爱精诚的精神力。建校初期,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黄埔军校非常重视对学员的精神灌输和养成。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军校题写校训,不断激励着莘莘学子,以亲爱精诚的信仰、勇气和团结,做革命英雄和国民先锋。为了民族、国家和人民,黄埔师生以血洒花,卧薪尝胆,打开血路向前行。面对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挑战,黄埔军人必须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在战场上和艰苦环境中战胜敌人。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疆场上,到处可见黄埔师生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的身影,到处可见黄埔师生舍生忘死血洒战场的壮举,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实践着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黄埔军校师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黄埔军校打造了尽忠报国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认定事物、辩定是非。形成一种价值观,就会形成稳定、持久的精神力量。“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黄埔精神是奉献的精神,是革命的精神,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为国尽忠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黄埔价值观。它表现为强调为人类平等而奋斗牺牲的远大理想;不爱钱,不偷生的战斗意志;言出身随,誓底功成、身先士卒的人格气概。这种价值观,激励和鞭策了黄埔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英雄本色。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黄埔健儿前仆后继,在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战场和全面抗战的各个战场屡建功勋。
三是黄埔军校锻造了视死如归的军人魂。在抗战中,由黄埔师生指挥的民国政府中央军和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主力军。他们抗战最坚决,始终战斗在抗战最前线,牺牲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历次重大战役、会战中,黄埔师生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其中为国捐躯的黄埔将领就达200多人。如黄埔一期的蔡炳炎、左权、郑作民将军,三期的戴安澜、王润波、胡义宾、张本禹将军;四期的谢晋元、官惠民、彭士量、罗芳珪将军,五期的赵尚志总指挥,六期的赵一曼政委、孙明瑾将军等黄埔英烈都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他们是抗战的中坚力量和民族魂。
二、黄埔军校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准备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即为中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形成了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领导指挥群体,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领导指挥的保证。黄埔师生经过军校的正规学习和训练,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实战考验和战争锤炼,一些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成长为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基本力量。在国共两军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团以上军事指挥官约有3000多人,担任师长以上职务的有300多名,其中10多个军的军长、30多个师的师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参与和指挥了绝大多数会战和战役,在长城会战、平津血战、淞沪抗战、忻口会战、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早期作战中奋勇御敌,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平型关、昆仑关、台儿庄、百团大战、长沙会战、远征印缅等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中痛歼日寇。抗战中,产生了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家军事政治领导人和卫立煌、郑洞国、杜聿明、关麟徵、李默庵、宋希濂、戴安澜,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左权、徐向前、陈赓、周士第、林彪、李运昌、程子华、陈伯钧等一大批声蜚内外的黄埔抗日名将。
三、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两军打下了联合抗战的基础
黄埔军校成立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是全民族武力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政治路线的军事体现,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迫切需求。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国共两党选择合作以推进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同创建了黄埔军校。
一是两党通力共同筹办军校。孙中山先生洞察时代潮流,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定下了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基础的决策。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为军校建设出谋划策。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筹备工作,共同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共同形成黄埔军校人员的基础。
二是两党共同确定教育方针。黄埔军校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两党协商确定了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的教育方针,共同确认“亲爱精诚”的校训。
三是共同组建教学骨干队伍。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均由两党精英组成,国民党方面形成军事教学的主力,共产党方面构成政治教育的主力,既充分体现了黄埔军人的革命本色和政治建军的本质,又展现出先进的军事教育方法模式。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也成为抗日战争中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共同基础。国共两党在“三大政策”背景下,共管、共事、共教、共学,互为师生,在创建和运行黄埔军校中获得了经验、友谊和互信,这为抗日战争的两党合作和协同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历次重大会战中,都会有国共两党所属黄埔师生的身影,他们互为师长,互为同学,能够在作战中相互支持,成为抗日战争政治和军事指挥的领导骨干。李默庵将军说:“我一生历战无数,唯有忻口一战,不同以往,感受最深的就是,只要是中国人,只有一个敌人。当时真是同仇敌忾啊。这是我从军几十年来唯一感受到的最难得的一点。”
四、黄埔军校创造了特有的军事教育模式
黄埔军校建校后,以“为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为办学目标,始终把握了正确的教育方向,并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军事教育模式,对后来国共两党的军事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在教育方针上实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兼容模式。黄埔军校之前的军事教育,包括袁世凯开办的陆军行营武备学堂、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和保定军校,主要侧重于军事教育,要求学生不问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自黄埔军校起,要求在军事教育基础上,强调按照教育目标要求,培养学生的革命意识和反帝反封建斗志,要求学生爱国、爱民、不要钱,不要命。
二是创立了革命军队军事教育的教学组织管理模式。为适应教育需要,黄埔军校在领导层设校长、教育长和校副官,在管理层设教练部、教授部。与旧式院校显著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为实现军事、政治教育相结合,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并在管理层增设了军校政治部。在分工上,要求党代表指导学校党务,监察行政事务,并负责政治教育和教学。政治部制度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全新的,它首次在军校建立了负责党务和政治教育的组织机关。黄埔军校的领导和管理模式,始终贯彻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对提高抗日战争指挥人才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共两党军事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抗日战争中的黄埔军校各分校、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包括在当今大陆和台湾的军校体系结构中,都能找到当年黄埔军校模式的系统传承。
三是派生和形成了综合配套的现代化军校体系。从国民党方面看,随着对近代战争和军事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1932年前后,在黄埔军校建校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以黄埔军校办校经验和领导管理体系为基础,根据军队建设和军事力量运用的需要,陆续创办了陆军步兵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骑兵学校、陆军工兵学校、陆军辎重兵学校、陆军通信兵学校、防空学校、兵工学校、陆军机械学校等,在空、海军教育训练体系建设上也有所突破。这些军校在教育体制、教育方法方面继承效法了黄埔一脉,而且军校的领导和教学骨干也大都来自黄埔军校师生。从共产党方面看,秋收起义后我军创办了教导队、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创办了步兵学校、通讯学校、供给学校。1936年6月,中共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同样,黄埔办学模式也成为共产党军队军事教育体系的重要参考模式,黄埔军校师生也在中共军事院校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陈伯钧、陈奇涵、杨至诚、叶剑英、郭化若、张宗逊、陈赓、王诤、周昆、袁国平、冯达飞、林彪、罗瑞卿、许光达、倪志亮、谭希林、周士第、陈毅等黄埔师生都先后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任领导职务。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入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前后,以其独特的办学方针为指导,培育师生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强意志,造就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为中国军事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欧阳维 黄埔军校十六期生田申之子、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工程实验室秘书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1-08-06 15: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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