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彬：亲历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
2018-01-01 16:40:24 来源：鲁网 山东商报专题撰文 记者 陈学超专题摄影 记者 刘 畅 点击： 复制链接
冯子彬戎装照，拍摄于1952年
老兵档案005
姓名：冯子彬
出生日期：1918年
籍贯：滨州沾化
现住址：滨州沾化
95岁老兵冯子彬，黄埔军校学生，戎马一生，先后随部转战鲁、豫、晋、陕、川等地。1945年，有“第一起义将军”之称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率部在邯郸阵前起义，冯子彬恰在该部服役，亲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
1、因南京情缘南下从戎
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还在惠民乡师(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乡村小学教师)读书，后来的参军经历与我在惠民乡师读书时的一次经历有关。
1936年，中央要在南京举行全国童子军第二次大检阅大露营，乡师可以派四个人参加，自由报名，路费由校方负责。我于是报了名获得了参加的机会。
当时，全省各校的童子军都到济南集合，在千佛山下进行了几天集训。集训完毕，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我们讲了话，具体内容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当时只觉得他的讲话内容文不对题。
是年十月八日，我们乘火车抵达南京。十月九日，何应钦先行预检。十日，由蒋介石正式检阅。检阅时，他身着陆军特级上将大礼服。
阅毕，蒋讲话。到现在只记得的一句是：“我们这就要和敌人开战!”可能是各国驻华武官在场不便直接提日本的名字，但他说“和敌人开战”人们都能理解是对日本说的。
虽然在南京只是匆匆待了数日，但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
作为国都，南京是清洁的，街面上连烟蒂、纸屑、甘蔗渣都没有，只是高楼大厦不多。在路口站岗的士兵，都是穿草绿色军装、头戴钢盔。向他们问路时，态度和蔼，对人有礼貌。总觉得跟北方兵不同，是有些教养的。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宪兵。
正是在这一年，张学良发动了“双十二事变”，当时的电台里不停播放：“张逆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罪该万死……”没多长时间，事变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又于8月13日在淞沪登陆进兵，全面抗战之势业已形成。国家为留住我们这些书生苗子，让学校向后方迁移，目的地不确，似乎是到云贵边疆地带。背井离乡的确切时间是在1937年11月11日下半夜，一路沿周村、邹平、济南、泰安方向南下。
也正是从随校流亡之日起，我脑海里就萦绕着决不在日寇铁骑下当亡国奴，应弃笔从戎，尽上国民一份力量的念头。
但是，我对北方军队的印象并不好，并不愿意加入北方军队。在南京接触过的士兵给我留下了有礼教、不蛮横的印象，这样的军队是可以加入的。
恰逢其时，在泰安停留时，我偶然见到了炮兵学校(国民党南京炮兵学校，国民党的炮兵军官多出自该校，记者注)要塞干训班招考学兵的广告。我个人觉得这是去南方当兵的一个好机会，于是报名并向乡师老师辞别，乡师老师对我的做法表示支持。
就这样，我参加了炮校要塞干训班学兵队，当了兵，并于不久后坐车到了南京。
故地重游，战时的南京与昔日大不相同，街上杂物到处都是。晚间，车站遍是前方运来的卧在担架上的伤兵，无人看护，景象十分凄凉。
不过，即使这样，也没能影响我要当兵的决心。
2、着军装戴钢盔报考黄埔
随着战局变化，炮校奉命西迁武汉。我所接触到的炮校的军事训练内容是单兵动作、队列活动，不学什么军事知识。管理上则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不许表达自己的意见。
期间，担任采买任务的同学外出回来后传递消息，说在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启事，于是我们几个商量着去试试报考黄埔军校。连排长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但我们最终说服了他。就这样，我穿着军装，戴着钢盔走进了考场。考语文的时候，我们不打草稿，提笔直书。我写的字也有点水平，几个建厂教官不停地到我桌前来看，大概觉得这是个不一般的兵。
后来，我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二分校)重机枪专业科学习。我们入校的这一期是十四期，在这一期从全国各校排序是第五总队，校址在武昌南湖。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武汉，只要警报一响，大家就拿起枪排好队迅速跑到校外的田野里卧倒隐蔽。当时队长嘱咐，卧倒时须面部向下，否则敌机容易发现。
因敌机骚扰不断，无法开展正常的学习，军校最终西迁到湖南武冈。学校的课程门类很多：文化课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战时经济、国际时事等;军事课有战术、兵器、测绘、筑城、航空、通信等。
武器的使用上，枪炮着重于实际操作、实弹演习。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说消耗子弹无数。学校里的任何活动都是根据实战要求而定。学生之所以能有进步，也是因此。
将近毕业时，学校请名流学者给我们讲话。记得有一次请了一位名叫刘凯元的教授，讲了讲当时的国际与中国的抗日前途的大问题，我们听得很入耳。但后来区队长说，不能再去听刘教授的讲话，“听听他的言论你们就都变成共产党了。”
那时刘教授可能是全以唯物的观点阐明问题的。不过，学生们那时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并不把共产党看作是异党。
就这样，我在军校学习了一年，完成了一个下级军官所需学习的军事技能。
3、归鲁途中同学遇难终生难忘
毕业之后，学校要对学生按照个人意愿进行分配。二分校这一期毕业的山东人不少，大概有六七十人。当时山东已经全部沦陷，省政府已经迁往鲁南山区东里店，我们这些人决定回家乡抗日。
经与山东省政府联系后，我们于1939年二月初启程，经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六省，用时整半年。
抵达河南汤阴县之前的路程还算顺利，但在汤阴境内出了大问题。
汤阴县境沿铁路一带有护路红枪会，他们早受了日寇的收买，只要有队伍经过，就会起而截留，夺取枪支弹药。
我们一行人经过此地，目标很大。黎明之时，我们发觉有队伍堵截，由于情况不明只能开始跑。
逃跑的路上，有人被打死，有人跳井，还有人被红缨枪戳倒，躺在路边时这些准汉奸们还在他们身上蘸血。
此次殉难的同学中，有好几个原乡师的同班同学，马传森即牺牲于此。
烟台八中有个姓李的同学在逃跑时投了井，情况缓和之后，我们去井边捞他。他说：“你们已经被敌俘虏，我不能上去当俘虏。”于是自溺于井中。原通信队的一个同学，身上不知被他们戳了多少枪，所幸没伤着心脏，伤愈后身体一直很虚弱。
我们同学一行分配赴鲁抗战，行军汤阴，数人遇难一事，常凝集我的心中。中国当时日寇入侵，大敌当前，是每一儿童都知道的事，不附敌、不助敌、不做对敌有帮助的事，这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能辨得清的事。可是生存于日伪政权所及之处的人，为帮助日寇去杀害手无寸铁的过路军人，行为之卑鄙、手段之恶劣、做法之残忍，真是令人痛心。1939年杏子熟时我们抵达山东。省府原计划把我们分配到各县，着手组织训练武装力量，但日寇随时可能进行扫荡，现实情况紧急，于是把我们分配到新四师、51军随军行动，待局势缓和再做分配。
我被分配到新四师师长吴化文部，该师原是韩复榘属下的手枪旅，韩伏法后划归省政府指挥。由于日寇在鲁南地区调集重兵扫荡，国军在这一地区的大部队已经无法立足，接战几次后，省府指示可以越过大汶河转移向西。
在吴化文部，我们虽是军事干部，但并不受重视。
随部转移到接近冀鲁豫边区的濮城(现河南濮阳境内)后，我决定投奔驻在这一带的鲁西行署袁骋之专员。
历经戎马，老人如今的日子平静而幸福
4、长里店战役险牺牲
袁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考入北大，抗战开始后到鲁西北组织部队，任聊城专员兼任保安旅长。他曾是我在乡师的老师，彼此比较熟悉。在袁部，我被安排到教导队任区队长，后任队附。
袁在商丘以西宁陵一带的战斗中中弹牺牲，袁的保安旅被并入高树勋的新八军，我进入新八军教导团从事训练下级干部的工作，任上尉队附。之后，我又调任连长。
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是位传奇式人物，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属下，30岁左右就当了师长，和中央的胡宗南一样，都是青年将校。
1942年，我在该部任连长时，部队南撤，由冀鲁豫边区撤至苏皖边区驻扎。沿途有一件事记忆最深：长里店(位于今菏泽巨野县)战役。
一天，我们行军于鲁西南的巨野县，太阳露出地面不久，队伍急进中，营长喊“前面发现敌情进入阵地”。村子东端有一东西方向的交通沟(当时平原地面的道路都破肚而开，掘成1.5米深、2米宽的沟，叫交通沟。交通沟挖出的土抛于沟两侧，人在沟中沟外看不见人。敌人的装甲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在此种地形中失去了机动性，是一种很有利的工事)，我们进入工事后，敌人的坦克正向我们所在之处驶来，我们机步枪一起开火，射出的子弹打在战车上虽伤不了它一根毫毛，但是随车跟进的步兵就无法向前了。
战车停止在阵地前，不停地向我们这边开炮，我们蔽于掩体中，炮弹多数打的高，我们也受不到太大影响。
那时如果部队装备有战防炮，眼前的战车有两发炮弹就会变成一堆废铁。但是枪械装备太差，在对我们极有利的情况下也无法消灭敌人。只有在和敌人的对峙中等待天黑转移。
在交通沟里和敌人对峙时，我觉得口渴，便问谁水壶里有水。一个战士说他有，我就到他的岗位处喝水。没等我回来，我座位上突然打进一块炮弹皮。人们都说好险呢，如果连长坐在那里，非重伤不可。 我笑着说：“我不怕炮弹，炮弹怕我，所以在我离开时它才敢过来。”
下午三四点钟，只听见远处有隆隆车声，判断敌人已在增兵。接着，敌人的重炮向村庄射击，炮弹落处一声巨响，屋顶房梁即飞向天空，见此情况我们已无法再守。营长大喊向西转移，我们于是沿着沟向西跑去。
西边有段沟变浅了，忽然一个兵喊：“连长，我憋得慌，喘不上气来!”接着又有人喊憋得慌。这时，我也已感觉到喘气吃力，急中判断这是大炮中打过来的瓦斯弹造成的。于是我喊：“赶快跑!赶快跑!”不到二三十秒钟，冲出了瓦斯地带，情况就不存在了。
撤出战场，清点全连人数，一个也不缺。
就这样，新八军行军战斗半载，由冀鲁边区到达豫皖相邻地带，这是一件大不容易的事情。我连由出发时到现在完整无损，在军中受到通报表扬。我后来升任总部少校参谋，及后又改任王敬鑫团营长。
部队在河南驻扎期间条件极为艰苦，士兵吃的尽是红高粱，副食品一点也沾不上。出去解大便时，得再跟一人用手从肛门里往外抠。
5、亲历高树勋邯郸起义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八军、三十军、四十军并排着沿平汉线推进。过漳河后，新八军驻扎马头镇(属现河北省邯郸市)。
期间为邯郸战役期间，我营数次与对方交火。
此时，高树勋已由39集团军司令升为11战区副司令长官。
这年秋天一天夜间，团长忽然集合营长于团部开会说：“高先生(高树勋)在抗战胜利后，对再起内战不以为然。现在宣布自己成立一个番号，叫‘和平建国军’。不依靠八路军，不依靠中央。不打八路军，不打中央军。独立于此，争取国人支持。现在即和八路军和谈，想我们新八军的官兵会全力支持和拥护的。现在一面传达，一面征求大家的意见。”
最使我担心的是：多少天来的战斗都是我营打的，对方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放下武器，他们要惩治我们这些顽固分子，我们怎么办?
考虑到个人后路，我们决定离开这个环境。在随部西移过程中，我们团的营长们在团部开了个碰头会，决定要离开新八军。于是，全团脱离大部队向南走去，渡过漳河与孙连仲司令长官的部队会和。
这样，新八军除了王敬鑫团撤走南去，余者都自然归了解放军。高树勋在抗战期间独立支撑冀鲁边区广大地域的局面。由于不是嫡系，中央仍认为他是嫡系之外的杂牌。其转移到后方后，仅受到蒋介石一次召见，武器、被服的补充，装备待遇的改进根本谈不上。
抗战胜利后，高部渡漳河北上本是部队应有之责，但胡宗南在高级将领会上大加申斥，凡此种种高自积愤难平。设如没有胡宗南在高级将领会议上的无辜斥责，在己方用人之际，高未必会走到彼方去。
对高的举动，我是理解的。抗战同是和日寇拼命，因为派系不同为国出力的价值而各异，这种价值观极大地刺激了仁人志士之心。
除此，高率部起义的近因则当是解放军善于做瓦解敌方的政治工作。
高的起义导致同驻邯郸的三十军30师师长战死，炮兵等重武器全部丢失，各营被打得狼狈不堪。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被俘，主力损失惨重。
高的起义发生在国共双方初步接火之时，双方刚一交手这边即损失了三个军，即使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也未曾在一次战斗中遭受过如此重大之损失。为彼方胜利之立功者，当首推高树勋军长之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曾评价过此事。
6, 随部征战遇终生伴侣
脱离高部后，王敬鑫团变成了30军30师的90团，我仍任二营营长。部队驻豫北。
1946年，30军由豫北转驻山西，后转陕西西安。
当时，我们营驻西安东门外永宁庄。在那里，以同乡关系我认识了淑媛在西安的一家人。淑媛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和淑媛晤面之后，我就深有一见如故之感。后经山东同乡陈质芳的进一步介绍，我们于1948年5月订婚。同年8月，我和淑媛的婚礼在华清池举行，成了完美的终生伴侣。以后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完善美满的家庭由此奠定之。
后来，因王敬鑫团长升任30师师长，我担任该团副团长。
1949年，驻守西北的部队由裴昌会(爱国起义将领，后于1949年12月在四川德阳率部起义，记者注)指挥向南入川。30师在此途中作战失利，王敬鑫师长阵亡。我及我跟前的几个人因担负掩护任务，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辗转与部队会合。
与大部队失联期间，部队中曾传言我已牺牲于阵地上，并有见者。言之凿凿，只是瞒着淑媛不让她知道这一“噩耗”而已。当我回到部队以后，大家都惊喜万分。
1949年后半年，国内总的形势已成定局，原执政者已无挽回颓势的余地。一天，军部召集团级军官开会，谓上级已与解放军接了头，对方会保证我们人身安全、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一视同仁等等。既然能承诺生命安全，败军之将已即足矣。
起义后，我被调往万县军大，后又进入重庆华大学习，之后分配到重庆第二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此时的队列条令，用的是苏联部队的。人们都在学中教，为了符合国情需要，无形中产生了中苏合璧的操练形式。
抗美援朝之役开始后，战场上需要人，我们有调朝鲜战场的可能。后来，板门店停战谈判告成，我们不会再分配去部队的这伙人，就成为复员对象了。
1952年夏初，我们由重庆登轮下驶达汉口，换乘火车辗转抵达济南，而后各自坐汽车还乡。抵乡当日，我哥赶着大车接我回家，见了父母之后悲喜交集不由得掉下眼泪。
转业回家后，我曾从事农业生产，还与淑媛一起做过裁缝。1956年暑期开始，我在沾化黄升完小开始教书。1984年任沾化县政协副主席，后在沾化实验中学退休。这便是我的一生。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1-08-06 14: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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