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将军是与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是中国国民党军政高层“八大金刚”中唯一留居祖国大陆者,同时又是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中央军高级将领层中没与中共交过战的“和平将军”。其在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历任总队长、教育长、第六期至第二十二期校务委员会委员,曾任武汉分校、长沙分校主要负责人,是黄埔建校十年时印行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十卷本)的主持编纂者与出版人。从黄埔建校到新中国建立,他被称誉为中国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一、发源广东,崛起黄埔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别号文白、文伯,安徽巢县洪家疃人。1890年10月27日,张治中生于巢县洪家疃一个贫穷农户家庭。父桂徵,从小念过书,能写信记帐,以做篾工为生,在丰乐河镇开设竹制农具(篾器)店;母洪系,因哮喘病早年逝世。张治中早年于巢县丰乐河镇私塾启蒙,入本镇吕德盛杂货店当学徒,后充安庆警察分局备补警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治中参加上海学生军,后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第一营。1912年秋编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1914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1916年8月毕业后,分发安武军倪嗣冲部服役。1917年夏,他南下广东,历任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部警卫队队长、征闽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司令部参谋等职。其间奉命洽降收编一营(营长为安徽人)散兵,集中训话时士兵哗变,几十步开外百支枪齐射十分钟,幸亏及时卧倒没受枪伤,大难临头躲过一劫。
张治中后随部入福建,参加对李厚基部作战,他带领警卫队急行军抢先占领山头,率部奋勇击退三面来犯敌军,身上多处被弹片擦伤,浑身是血,立下战功。战后被旅长大加赞赏,任命为滇军第八旅第一支队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正式开始军官带兵生涯。张治中在任川军第五师第三独立旅司令部参谋长时,1921年春该部发生“宣汉事变”,张治中与内弟洪君器险些遇害。他脱险后与洪君器辗转返回家乡巢县,休养三个月后到上海,先后入文生氏高等英语补习学校、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部学习外语。
1922年夏,张治中应陆福廷之邀再度南下广东,任驻闽广东东路讨贼军第二师步兵第二团参谋,参加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张治中在广州初识蒋介石,作为介绍人之一推荐内弟洪君器入读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7月张治中被校长蒋介石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于是与黄埔军校首次发生联系。
1925年1月,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总队附,兼任第二营营长,正式到黄埔军校工作。总队长王懋功出任师长后,张治中接任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同年8月奉蒋命与李卓元、黄在玑等编纂东征及回师广州战史。其间先后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叛乱、第一和第二次东征作战。1926年1月,张治中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团长,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后辞去八项兼职,专任黄埔军校步兵科军官团团长,始受蒋介石信任与重用。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兼任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受蒋委托负责总司令部机构运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武汉方面总司令部学兵团团长,期间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训练部主任、学员总队总队长,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汪精卫到达武汉后,设立武汉国民政府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将该校更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张治中仍任教育长,负责军校日常工作。1927年1月,张治中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校务整理委员会主席。其间他应蒋介石邀请赴南昌会晤,彻夜畅谈交流对武汉政局看法,三天后返回武汉,为蒋介石掌握武汉方面政局情势。宁汉对峙后,张治中转向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在武昌向武汉中央政治分会辞去学兵团团长及武汉分校教育长职务,其间内弟洪君器在武汉遇害身亡。
二、十年黄埔,培训军官
1927年4月张治中离开武汉赴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1927年8月随蒋介石下野而辞职,赴欧洲考察。他到达德国柏林后,入德文专修学校补习德文,三个月后能够简单会话和使用日常德文写信。继赴德国莱比锡、汉堡等大城市参观,在德国学习参观不到五个月,即接蒋介石来函来电催促回国。1928年7月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8月国民政府改制,军政厅改为军政部后免职。1928年10月,张治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教育长何应钦)训练部少将主任。1929年2月7日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同年5月21日接何应钦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受蒋委托主持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日常工作,一直任到1937年4月。在此期间著有《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被军事委员会颁令为军校学员必修课本。其间对蒋推崇备至,几达顶礼膜拜,率先仿效蒋介石穿着褐色大披风。他还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率先施行蒋介石到会时,执星官高呼“委员长到”,全体行起身立正礼的仪式。此仪式其后风靡各军事机关,崇蒋至尊示范颇受青睐,张更为蒋赏识信任。
1930年1月张治中以教导团筹备处主任,聚集学生编成步兵教导第一、第二旅,1930年5月编成中央教导第二师,率部参与中原大战之陇海战役。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军校教育长。
1932年1月16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2月15日任陆军第五军军长,兼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及左翼指挥官。1932年2月16日他率部接替第十九路军由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防线参加淞沪抗日战事。他所率中央军部队有:陆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先后发起庙行、浏河、葛隆镇等战斗,此役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中央军部队打响正面抗击日军第一枪,显示最高当局对日政策之改变以及对寻衅日军坚决抗击之决心。所率陆军第五军在淞沪抗日战争中,“计官长(排长以上军官)阵亡83名,受伤242名,失踪26名;士兵阵亡1533名,受伤2897名,失踪599名;合计5380名”。当时战斗之惨烈、牺牲之巨大是罕见的。其后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连续担任第十至十三期校务委员会委员,仍兼任军校教育长。
1934年6月16日,张治中主持召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此前,由其倡议组成校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的工作,经过年余功夫终于完成。校史采用纪事体,分为十编:本校创办,本校成立后之环境艰难与奋斗,组织与沿革,军事教育,军事工作,党务,政治训练与政治工作,本校先烈,校务行政,建设。张治中认为:“编修一部校史稿主要用意,在于保存文献,尽量收入各种史料,尤多影印插图,以便保存真相。”同年7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由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行,全书精装十大册,约200余万字,视为黄埔军校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校史。
1935年4月,张治中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叙任陆军中将,1936年9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叙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张治中从1928年秋至1937年夏在军校以教育长身份主管军事教育与训练十年之久,历经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至十四期,其间培养的国民革命军初级军官近两万名,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抗日战争的战场指挥、参谋人员以及前线作战之中坚力量。1937年3月28日,他辞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职务,离开任教近十年的黄埔军校。
三、主持湘政,祸起萧墙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任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日战事在虹桥打响第一枪,他时任第一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先后统辖陆军数万余人与日军登陆的三个师团激战40天。
1937年11月,张治中接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其崇敬湖南革命先烈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遗风余韵,崇尚湖南人讲骨格、敢担当、说真话、做实事的精神,认为湖南这个地方,无论讲人力、讲资源、讲民风士气,都是最有可为,最能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此期间他仍兼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日兼任新开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主任,除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培训初级军官计划,主要目标是为了训练湖南保安团队干部,警察以及在乡军官。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省从抗战后方一下子变成了抗日前线,形势骤然趋于紧迫危急。张治中在湖南全省战时动员令中表示:治中个人今天也愿意和湖南三千万同胞同生死、共患难!绝不躲避责任,绝不畏惧艰难,奋斗到底,义无反顾。不料,由于最高当局既定了“焦土抗战”政策,仅仅是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被认为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张治中作为当时湘省军政魁首亦难辞其咎。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
四、从事政工,推进党务
处理长沙善后事宜告一段落,张治中于1939年2月1日向薛岳交接后,离开湖南赴重庆。蒋没追究其罪责,相反在最高军事会议上将其位列要席,以示下一步委以重任。同年2月15日张治中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负责协调推动落实委员长指示的军事统辖指挥及机要事宜。1940年8月30日他接替陈诚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该部是总管全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机构,制订并推行《军队政工纲领》和《军队政工典范》。1941年3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干部训练班第十四期受训时,张治中主持调集军队中上级政工干部,进行军队政工工作改制动员与培训。
在张治中任政治部部长同时,1940年9月1日起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该团系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建的,由蒋以总裁名义兼任团长。张治中既为青年团之具体领导人和实施者,为协助实现蒋那时之政治、军事目标而竭尽全力加以鼓动。在任期间主持拟定《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实施细则》、《检查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提经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
1942年春,张治中被蒋指派为国民政府代表,多次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进行谈判磋商,参与调解国共两党冲突。1944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5年5月被推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期间还连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至十九期校务委员会委员。
五、坐镇西北,受命和谈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28日,张治中奉派亲赴延安,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因新疆阿尔泰地区发生“伊宁事变”,1945年9月13日他又奉派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由重庆飞赴迪化,与朱绍良、吴忠信等妥善处理“伊宁事变”,缓解该地区民族自治与中央统辖关系问题。
1945年10月3日张治中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晋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同年10月10日,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在《双十协定》签字。10月11日他亲自护送毛泽东等乘飞机返回延安。
1946年2月张治中再次受命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国共双方军队整编与统编。2月25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侍从室所在地)其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周恩来(中共代表)、马歇尔(顾问)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2月底他送周恩来返回延安,这是其先后第三次为国共两党事务飞赴延安。
1946年3月,张治中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统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3月27日,他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签订《东北停战协定》,仅过7天后,国共军队在东北战事重开。
1948年1月20日,张治中乘机赴甘肃兰州,继续主持西北行辕军政事务,其间着重整理中国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与各级党部间党务事宜,恢复甘肃省参议会会议及议政制度。其间曾就时局在兰州《和平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认清病源,勇敢革命》,反映他对政局忧虑与出路的思考。1948年5月16日他向蒋发电报请求辞去西北军政职务。同年8月1日改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继续受命负责西北军政事务。
1949年2月22日,张治中奉李宗仁代总统命,由兰州飞返南京,再度委派为国民政府与中共和谈代表之一(首席代表此时为邵力子)。3月3日他与吴忠信赴奉化溪口会晤蒋介石,征询重开和谈要旨。3月12日,他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何应钦)政务委员。同年3月24日他作为国民政府方面首席代表派驻北平,主持与中共方面的和平谈判。
1949年3月29日张治中再赴溪口,就与中共和谈方案征询蒋意见,这是他生平中最后一次面见蒋介石。4月1日他赴北平住六国饭店,试图重启和平谈判,4月20日南京方面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事前中共方面已将其夫人洪希厚等家眷转移北平,张治中遂留居北平,以“坚持和谈到破裂之最后一刻”被称誉为“和平将军”。
1949年5月4日行政院下令免除张治中西北军政长官职务,改由郭寄峤代理。同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我对时局的声明》,申明其“和平建国之政治主张以及国家与个人之政治新生”,不啻宣示脱离广州国民政府。是当时最高统治集团黄埔嫡系核心层高级将领“八大金刚”中唯一归附中共的超重量级人士,对当时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具有较大震撼作用。同年8月,张治中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9月他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同年10月,他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
六、参政议政,履行国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先后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研究小组组长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张治中于1949年11月被推选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4年7月20日任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2月被推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2月任民革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11月被推选为民革中央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时刻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为使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享年79岁。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1-08-06 1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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