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盛名一时的军政强人何应钦将军,曾在黄埔军校史留下了功名显赫的事迹。他的军事生涯盛名之路,起源于黄埔军校;他在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黄埔系”中,地位与影响仅次于蒋介石,称誉为黄埔军校“慈母”、“黄埔系”首领;他辅助蒋介石渡过开创黄埔建校初期的艰难时期,与蒋有过不同寻常的“学缘”、“盟友”、“同事”关系;他奉蒋为至尊,又时而游离于蒋;其军政生涯始终没离“黄埔系”,成为跨越海峡两岸国民党高层顶级权势人物。综其毕生功名荣辱,都与黄埔军校及其“黄埔系”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一、黔西南“山旮旯”走出来的“乡巴佬”
何应钦于1890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生于贵州兴义县泥凼村,即今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泥凼区泥凼乡风波湾。时至今日,这里仍旧是深山僻谷之地。1905年秋何应钦独自到县城,一举考入“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入学之初,城中士绅子弟见其身穿土布青衣,赤脚草鞋,举止随便,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子,俏皮同学当面叫他“乡巴佬”,何应钦丝毫不介意地答应。其性格倔强,根本不把这蔑称放在眼里,只是一个劲刻苦学习,暗中与这些城里士绅子弟比个高低。何应钦于1907年2月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第一期学习,1908年10月毕业,继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就读,在读第二学期,应陆军部考选留日学生试第一名入选,先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蒋介石为第十期生)学习,其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何应钦回国参加陈其美组建的沪军都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1912年任沪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郛)第三团连长、营长,其时蒋介石任该师第五团团长,是与蒋介石同事关系之起点。1913年“二次革命”后重回日本续学,1914年秋入中华学生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步兵科就读,1916年5月毕业。回国返回贵州,受到重用,任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第四团团长,贵州省会警察厅厅长及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1917年4月与王文湘(王文华之妹)结婚。在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五年,培养三期学员总计495名,对于举办军校培养军官以及军事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与领悟。1918年11月,何应钦在贵阳仿效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参与发起与主持创办了“少年贵州会”,出版《少年贵州日报》,从军办教之余仍表现出追求时代进步和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1921年12月何应钦到昆明,被云南陆军讲武堂教育长王柏龄延揽为教官,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务长。后因遇刺负伤,离开昆明赴上海,在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之兄)家中养伤、赋闲。
1923年8月何应钦在上海遇见行将赴苏联考察的蒋介石,得知孙中山要在广州创办新式军校。1923年秋经王伯群介绍,何应钦在广州第一次晋见孙中山先生,并被任命为大本营军事参议(一说未上任),后返回上海。1924年初,王伯群在上海参与黄埔军校秘密招生事宜,在上海的何应钦对黄埔办校情况有所了解。此时在广州筹备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亟待罗致人才,早闻何应钦在贵州主持讲武学校卓有成效,加之王柏龄极力保荐,遂电邀何应钦南下广州。
1924年2月8日何应钦来到广州,在南堤黄埔军校筹备处见到了蒋介石,同事、故交与新伙伴相见畅谈甚欢。2月9日经蒋介石引荐再次晋见孙中山,并承命以大本营军事参议名义协助筹备建校事宜。
二、何应钦与黄埔初创时期
当时的何应钦,认为其以军事教育建军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因此一心一意投入建校工作。1924年3月24日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责成何应钦主持考选下级干部(即军校教官及管理训练、教育的官佐),他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与在贵州陆军讲武学校任校长时实施的训练方法相结合,制定考选和训练计划。在他主持下选拔的近50名下级干部,先由各方推荐,填写履历表,然后经过面试、提问、考核,再酌情录用。凡教官(教职官佐)须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云南陆军讲武堂等正规军校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担当;负责兵科训练官佐(即分队正副队长)则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及西江讲武堂等校毕业生中挑选。这批下级干部入校后,即由何应钦带领强化训练和操典,通过广泛接触和深入交流,何应钦为早期教职官佐所信服和敬重。
在一次野外攻防战训练中,假设有登陆部队进攻军校后山,设定甲案为迂回作战,乙案为正面攻击,前者优点系牺牲较小、但进展迟缓;后者虽极冒险,但效果迅速。何应钦主张采用不顾牺牲之乙案,与王柏龄所持意见相反,经过实战演习,蒋介石讲评赞成何应钦主张。何应钦首次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了“冒险犯难”精神,得到众筹备委员的赞赏。这种精神亦被蒋介石称之为“黄埔精神”之基础。这次实战训练对何应钦不久出任总教官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出众的军事素养从此赢得军校后来者的推崇与景仰。
1924年5月9日何应钦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总教官(又称战术总教官),并定为少将军阶。何应钦以其“工作勤勉,待人随和”的惯常作风,以及标准军人风范和对蒋介石礼仪恭顺,颇得蒋介石赏识。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盛大开学典礼,面对孙中山冗长演讲,其始终笔直挺立凝神专注,洗耳恭听而毫无一丝倦怠疲态,表现出军人谦恭听命之标准姿势,为在场的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当天下午三点钟在大操场举行阅兵式,其任阅兵式指挥官,进行长达两小时的阅兵表演,使在场观摩的粤、桂、湘、滇军军官为之侧目深心佩服。
此时的蒋介石,经常对黄埔学员集中训话,口若悬河长达一、两小时不等,一些军官和学生体力不支,站姿难免不整,何应钦则不然,每次前后如一,长久站立纹丝不动,这是一般没有意志力难以做到的。蒋介石巡视各处时,其随侍身后毕恭毕敬,俨然蒋之侍卫。此时军校规定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九点半熄灯,何应钦在此中间从无半刻虚废,往往比一般师生要晚睡早起,与官佐学员吃一样的伙食,有时指挥训练也穿草鞋。在那时黄埔军校初期艰难创业之中,使得何应钦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之秉性充分表现。
1924年9月3日何应钦兼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团长。在这段时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十分焦急: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训练一批可用于实战的军官和有力的革命武装!何应钦在晚年回忆:“记得这段时间,我总是每晨天还没有亮以前,就带着学生和学兵在黄埔岛上跑步,锻炼体力和精神。每当我们跑回到集合场的时候,朦胧中总看到校长蒋先生,挈着纬国,站在集合场中央等候我们……”军校陆续来了许多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所推行的军事训练与操典,与接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训练的一部分教官有着许多明显不同,作为战术总教官的何应钦,总是努力与苏联顾问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尽量寻求结合点加以融会贯通,他在这时期的谦和勤勉,减少了与苏联顾问之间隔膜,是军校军事训练有起色的原因之一。
1924年10月13日,何应钦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主任。他倡导“取精用宏,加紧教练”为主旨,除一般军事理论的灌输外,特别着重实战训练,他所执行的军事训练方法主要有:一是对党义灌输及政治训练,编写答题,使授课双方互相问答,便于领会与记忆;二是作战必须了解事项,如地形之利用、射击、军纪、步哨等,则编成歌诀,以便背熟运用;三是模型及沙盘,作为实战示范与演练,使学员便于练习实战动作,体会实战经验。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之前来黄埔军校视察,观看了由何应钦指挥演练的第一期学员鱼珠炮台筑城演习。孙中山看后十分满意地说:“我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实行就看你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了,我今天看到黄埔的官长和学生士兵们这样的奋斗精神,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何应钦以及所有黄埔师生最高也是最后的期待与褒奖。
1925年2月何应钦率领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2月15日亲自指挥教导第一团参加对淡水城的主攻,在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及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协同配合下,攻克城高墙厚的淡水城,获得黄埔学生军参战第一仗的胜利,这是何应钦从军以来亲自指挥取胜的第一次硬仗,因此对其本人以及黄埔学生军而言意义非凡。
三、棉湖大捷一战成名
1925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由许崇智任总司令,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任前线总指挥,组织发起对陈炯明部粤军的第一次东征讨伐作战。东征军右路参战部队主要有:由黄埔学生军组成的教导第一团、第二团,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粤军独立第七旅(旅长许济,该旅欠一团兵力)等部。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是该役攻坚主力军,何应钦任团长的教导第一团其时满员为1900余名官兵。
1925年3月12日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进驻在广东省揭阳(揭西)县与普宁县交界的棉湖地区。3月13日,陈炯明部粤军第一军(军长林虎)的黄任寰、王定华等部已先到棉湖西面和顺一带,占据有利地形,且兵力强于东征军十倍以上。其时,东征军以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何应钦)正面攻打大功山林虎部;第二团(钱大钧)由梅塘攻打里湖刘志陆部;粤军第七旅由塔头绕攻和顺右侧,形成先扫除外围小股敌人,后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3月13日上午8时,教导一团在新塘村与敌遭遇,展开激战,而正面敌军多其近10倍。何应钦指挥全团3个营的兵力投入战斗,命令第一营为前锋,向敌正面进攻,第三营向敌左侧背攻击,第二营为预备队殿后。敌军借人多势众,将第一营包围,何应钦亲临指挥第一营官兵沉着应战,以至用刺刀肉搏,但因寡不敌众,伤亡颇多,何应钦急令预备队第二营拼死向敌冲锋,并命令以陈诚为连长的炮兵连向敌阵开炮,终将敌暂时击退。上午11时,敌又纠集兵力围攻教导团,敌军一度进攻到何应钦所在的团指挥部仅200多米处,形势十分危急。何应钦即指挥留守团部的特务连奋勇反击,战斗相持一晌。午后,负责左侧攻敌的第三营被敌包围,何应钦一面即令学兵连增援,集合团部所有人员,包括警卫、勤务兵、伙夫都投入战斗;一面设起空城计,命令士兵在阵地周围插遍东征军的旗帜,迷惑敌军,又命炮兵将剩余的炮弹猛烈射击。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所幸担负抗击鲤湖之敌的教导第二团(代理团长钱大钧)赶来和顺增援,直接攻击林虎的司令部,林虎军受前后夹击,看前方又旗帜遍布,疑有伏兵,不敢恋战,率残部败走。黄埔军校校军在此役中伤亡达1/2强。
该役由教导第一团、第二团以3000多兵力击溃陈炯明部粤军20000精锐部队,堪称军事史上以少胜多典范战例。此次战役在我国军事史上称“棉湖战役”,是第一次东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棉湖战役,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黄埔军校校军具有重大历史作用和意义。何应钦称:“此次战斗,为时虽不过一日,但战斗之惨烈,实近代各国战争所少见,其关系革命成败亦最巨。”战后次日总结会上,亲临棉湖战役的苏军首席顾问加伦将军指出:“昨天棉湖战役的成绩,不独在中国所少见,即在欧洲世界大战争中亦不能看到,由此可以告诉我们同志,中国革命可以成功,一定可以胜利,因为教导第一团能如此奋斗。这次的胜利,不能不说是官长的指挥适当,这样好的军队这样好的官长,将来革命可以成功,我代表俄国同志致一番庆祝的敬意。敬祝何团长万岁!”接着,蒋校长训话:“刚才加伦将军的训诫,对于第一团评说是如此奋勇的军队在世界上是很少的,我们教导第一团能够得如此的褒奖,本校长亦兴有荣。我们教导团自从黄埔出发,到了今天已经打了很多仗,只有进没有退的,在外国人的评价,不独俄国同志如此,就是反对我们的帝国主义如英美日法新闻亦称我们勇敢,真不愧为革命军。今天第一团得到加伦将军及党代表(廖仲恺)的好评,本校长亦觉得非常之光荣”。何应钦也因棉湖大捷一战成名,是其毕生得意乐道的胜仗。此后每年3月13日棉湖大捷纪念日,他都出面邀集参加过此役的黄埔学生餐聚庆贺,此举一直沿袭至晚年,几十年从无间断。
四、黄埔校军的“福将”
棉湖大捷战后不久,1925年3月30日何应钦兼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及第二团指挥官,统辖两个团三千多兵员装备。1925年4月13日由教导第一团与第二团组成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9月13日兼任黄埔军校筹备校史编纂会审查员。第二次东征后,1925年11月5日兼任潮汕善后督办,12月10日升任第一军军长兼潮梅绥靖委员及潮梅警备司令。何应钦主持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先后任教育长、代校长、校长。随着蒋介石在广东的崛起,何应钦作为蒋在“黄埔嫡系”中央军的头号得力助手,于国民革命军的地位也随之飚升,1926年4月11日再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教育长。1926年7月北伐誓师后,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总指挥,指挥“黄埔嫡系”中央军向福建、浙江、江苏进发,连战皆捷。1927年8月,黄埔军校第五期第一、二、六队学员1480人在南京举行毕业典礼,何应钦代表此时已经下野的蒋介石颁发毕业证书。续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一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10月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11月调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主持工作。1928年12月起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后连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至二十二期校务委员会委员,是所有校务委员中唯一连任者,说明何应钦是除蒋之外,与黄埔军校始终贴近之惟一人物。
何应钦随着地位不断上升,职务不断变更。如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开封、郑州、武汉行营主任;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930年3月10日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33年任北平军政分会代理委员长;1935年4月2日叙任陆军一级上将,列名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同批八名一级上将中的第四位,是当时“黄埔嫡系”中央军序列唯一的一级上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其作为蒋介石最高军事助手,何应钦参与指挥了徐州、武汉、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会战。193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及指挥。1944年11月20日免除军政部部长职务,其在军政部部长任上一干十多年,对国民革命军军制、兵制、军需、后勤、国防设施等建设有所筹划,并实行了征兵制度、军需独立等一些措施,为现代军事与军队建设颇多建树。因其在官场中较少舞弊,不敢培植私人势力,蒋因此对其很有好感,在民国军政界博得“恭谨廉洁”名声。1944年12月25日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指挥了长衡会战和湘西反攻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10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2日何应钦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
1945年9月,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9月9日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主持该项仪式。这是其一生中最值得炫耀风头的事,也是其一生荣耀顶点。
1946年,何应钦任国民政府重庆行营主任,后赴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1948年5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1949年3月12日何应钦60岁生日前夕,蒋介石赠寿轴“安危同仗,甘苦共尝”。1949年3月23日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5月30日辞职。1949年8月到台湾。(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1-08-06 10: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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