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期军校生活回忆（上）
2018-02-04 15:10:38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杂志 作者：谭玠生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已年逾古稀，但几十年前在黄埔军校十二期的生活情景，却时时在脑海里清晰浮现。

　　1935年暑期，我高中毕业，时值日本帝国主义继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继续向我华北侵犯。我出于爱国心的驱使，放弃投考大学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十二期。

　　报考黄埔军校时，规定要缴验高中毕业文凭，年龄限制18至24岁。考试科目有党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六门课程。报名投考的共有五千多人。由于受“何梅协定”的限制(即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日本侵华司令梅津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中，限定了军校招生名额)，本期只招收五百人。半月后发榜，我榜上有名。从此，我开始了黄埔军校的生活。

　　入伍期间

　　军校十二期总队驻在南京光华门外通光营房内，距校本部约十华里。总队分编为六个连，我被分在四连一排二班。我们的连、排、班长都是黄埔军校先期毕业的学生。

　　我们入伍生的期限规定为一年，半年后分科。在此期间，每人每月享受津贴费十元五角。

　　入伍的第一天，先由排长指定我们的寝室铺位和教室座位。然后以班为单位，由班长率领，到事务室领取军服、棉被和生活用品。接着，班长又把我们带到寝室，就如何着装及如何整理寝室内务的问题，一一向我们作了示范。具体要求是：起床后要把被摺好，并用两块“内务板”把棉被夹成有棱有角的、像白豆腐样的方形。脸盆、毛巾、把杯、牙刷、牙膏等物，都要放在规定的位置上排列整齐。

　　入伍的第二天，校部派来了许多理发师，规定入伍生一律推剪光头。眼看蓄了多年的“西式头”变成了“和尚头”，内心十分惋惜。我们互相对望，又不禁哈哈大笑。

　　入伍的第三天，开始正式训练，训练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天刚蒙蒙亮，就吹起床号早操两小时，上午学课4小时，下午学课、术课(操场教练)各两小时，晚上自习两小时。没有强壮的身体，是难以经受这繁重而紧张的学习任务的。每当晚上熄灯号刚刚吹过，同学们就很快呼呼入睡。

　　在膳食方面，我们的伙食标准每人每月6元。那时，由于物价尚称稳定，6人一席，早餐能吃上白馍和稀饭，还有白糖、花生米、酱菜之类的4个小盘子。中、晚两餐白米干饭，都是两荤三素一个汤，鱼肉餐餐有，每个星期还有一次鸡吃。这样的生活，与我过去在中学读书时期相比要强多了。

　　我们每次就餐的时候，都要在食堂前站好队，由值星官发口令，分别从两个大门进入食堂。先装好饭，入席坐下，再等值星官喊“立正”口令，待值星官向连长报告人数、再发出“坐下”口令后，才可开始进餐。军官也和我们一道吃，吃饭时不准谈笑，整个食堂只听得碗筷的声响。8分钟一到，标准用餐时间结束，值星官发出“立正”口令，不管吃完没吃完，必须马上放下碗筷。因此，吃饭动作太慢的同学，有时只好利用课间10分钟的休息时间，跑到总队办的商店，买点饼干、面包之类的食品充饥。

　　军校对入伍生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英、俄、德、意、日五国文字，自由选定)。所有教材都由校部编印，选材水准介乎高中三年级和大学一年级之间，突出军事应用知识。教师大都是聘请南京各大学的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兼任。有些是“留洋”的学者，西服革履，派头十足。有些国文教师，像是清末“桐城派”式的“老夫子”，他们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式小帽，讲课时摇头晃脑，一副“老学究”样子。

　　在军事学课方面，对入伍生只开设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门课，由连队的军官讲授。此外，还有军事术课，安排每天下午两个小时。校部规定在入伍一年内，要完成步兵各个制式的教练和班排教练的任务。

　　每天两小时的早操也是够紧张的。起床号吹响10分钟以后，全总队就迅速在大操场集合。先集体跑步30分钟，然后由各连带开，各自回到本连的小操坪，以班或排为单位，开展体操训练。体操训练有跳木马、双杠、单杠、爬高、过天桥、拳术等项目。这些项目的教练，都是连里的军官担任。

　　我们入伍三个月，进行了一次甄别淘汰。凡是身体瘦弱、难以适应严格训练、或因其他问题导致思想不安的人，均是淘汰对象。当时全总队在甄别中淘汰了20余人。记得我排有个姓何的同学，四川人，因身体虚胖，每逢早操时，跑步几分钟就气喘如牛;加之他对操练动作呆笨不灵，时常闹出笑话，自己也觉得不是学武的材料，自愿申请回家。我们排的同学都感到和他有三个月的同窗之谊，于是大家凑了二十块钱送给他。当他离校时，我们正在上课，他绕道走近我们的教室，双目含泪，招手向我们告别，并说：“同学们!谢谢你们的盛情帮助。再见!”我们坐在教室里，大都心情沉重地以目相送。事后，同学们纷纷议论，认为连里和总队部对被淘汰的同学，没有一点情谊表示，太没有“人情味”。我内心也有同感。但是，这只能在背后议论，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提出来。

　　我们入伍满六个月后，正式进行分科，我被分到工兵连第一排第三班。后来到台湾当过“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的郝柏村是我们这期同学中年龄较小的，分在炮兵科。由于十期一总队这时已毕业，我们便由通光营房迁到十期原驻的黄埔路小营营房。这里与校本部相隔仅百米，较之原先的距离近多了。

　　分科以后，我们的连排长也有些调动。新来的连长姓汪，是保定军官学校一期工科毕业的，年纪快50岁了，他的大儿子和我们同期在这里受业。他待人很好，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老头子”。新调来的排、班长，都是先期工兵队毕业的老大哥。

　　学术科还是按原规定进行。国文由原来每周六节课减为四节课，其余普通学科仍然如旧。我们因为是工兵连，另增加了筑城学、爆破学两门课程。对步兵操场教练相应减少，加多了野外演习，还增加了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的教练。

　　那时，我们每周至少有一个或两个下午的野外演习。野外演习，可以到校外遛遛，本来是大家都喜爱的事。但是，每个人都背着背包，背包上又插上一把四、五斤重的圆锹或十字镐，外加一支步枪和200发子弹，弹带上还要挂四个木柄手榴弹，总重量不下40斤，这对刚进校的学生娃娃来说，负荷量是够重了。碰上6月炎天或寒冬腊月，那就更不好受了。因为演习的时候，强调要有实战观念，前进时要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来做隐蔽，因此，什么“匍匐前进”、“翻滚”、“跃进”等全部操练招式都要使出来。每当这样的演习完毕后，满身泥污，自不消说。夏天，大汗淋漓，全身衣服就像水泡过一样;冬天，汗湿得贴内衬衣、衬裤，静止后经冷风一吹，冷飕飕地令人打颤，其滋味实在难以言表。

　　我还记得，当时军校还规定：凡是在军校的学生，一律都要参加国民党。分科以后，我们连里就给每人发了两张“入党申请书”，叫我们自己填写。入党介绍人，都是连里的军官。填表报上大约一星期左右，我们就在总队部举行集体入党宣誓。本来，入党是严肃的事，应该具有光荣感。可那时全总队五百多人搞“集体入党”。大家都成了党员，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意味了。那时，许多人对国民党员的称号，思想上并不重视，入党只是随大流而已。

　　(本文由黄埔后代谭安利根据舅父谭玠生1989年写的回忆录整理)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1-08-05 16: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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